长江商报消息 全国农民工文化送温暖行动组委会、中国人口宣教中心日前举办“2012·全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研讨会”，会上发布的我国首份《留守儿童健康人格报告》称，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格缺陷问题堪忧，突出表现在学习焦虑、与人沟通焦虑、处事敏感、易冲动等方面。

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是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中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最初，社会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关注、帮扶，主要放在生理健康和物质资料方面，努力让留守儿童吃得有营养，上学有保障，能在寒暑假去父母工作的城市与父母团聚。后来，留守儿童人格缺陷的问题逐渐引起重视，有关部门、公益组织和研究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仅仅让留守儿童吃好、穿好、有学上是远远不够的，儿童在身心成长和人格发育的关键时期缺少父母之爱，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失，而且是一种难以弥补的缺失。父母与孩子生活在一起，给孩子带来的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是其他任何人的物质帮扶和情感关照都不可能替代的，因此，要避免出现留守儿童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避免产生留守儿童，即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创造相应的条件，使他们的孩子能够和其他孩子一样，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发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症结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难，关键是要采取切实的政策措施，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包括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等等。相关政策措施何以未能全面部署并迅速落实到位？除了受财力、政策协调、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制约，我看还有一个相当普遍的因素，就是观念问题在拖后腿——从决策者、研究者到社会公众，不少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致使政策措施的部署、落实缺乏紧迫感和现实的压力，在一些职能部门那里，甚至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拖一天是一天，只要没有酿成大问题，就大可继续拖下去。

说到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妨举个例子。有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曾撰文称留守儿童问题是个伪问题。他说，“我们这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儿童，很少跟爹妈在一起，因为爹妈都是忙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好惨的，无非（在）幼儿园多待了几个月。我在幼儿园住三个月，我家没人接我，都在忙工作……那个时候谁说过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没那么严重。”

这位学者的分析是颇值得商榷的。首先，他们那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儿童，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那时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干部）忙工作，孩子只能寄宿在幼儿园或小学，所造成的留守儿童，既没有现在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大，受到的影响也没有后者深。加之人都有“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心理机制，所以前辈学者会觉得，自己当年作为留守儿童“没什么好惨”的。

其次，那个时候没有人说过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未必就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不能以此推论，说今天的留守儿童问题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个年代的人们，未能发现、认识到留守儿童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今天看来并不奇怪。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是否存在学习焦虑、处事敏感、易冲动等人格缺陷呢？从其中一些人后来在多个历史情境中的表现看，他们的人格缺陷应当说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绝不是伪问题，而是已经成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块“短板”，任何漠视、幻觉、偏见与傲慢，只会给留守儿童带来更多伤害。全面、妥善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再也不能继续拖下去了！

作者系杂文家

◇ 潘洪其

（孙岫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