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毙者高博：一个小城青年的生与死
高博，1982年8月15日出生，2009年10月20日因越狱被击毙。
我们从他的家乡河北玉田，一直寻找到他的犯罪地点包头，可无论是亲戚，还是办案民警，这些直接接触他的当事人对他都没有过多印象，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卑微的、性格冲动的小城青年。
记者 王恺 摄影 关海彤
高家庄传来的死亡消息
玉田县高家庄的玉米熟了，大批堆满了家家户户宽大的院落，高药田坐在自家床头，他是逃犯高博的叔叔，前两天在院子里掰玉米粒的时候，不小心滑倒摔骨折了，只能在床上休养几个月，“家里农活没人干了”。
前一天他在县城的二哥、高博的父亲高猛田刚打电话回来，说是在电视上看见了高博被击毙的消息。“猛田不知道是不是该去内蒙古，去了那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把孩子运回来。两人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因为是他的伤心事，我也不能盯着总问。”高药田说。
唯一清楚的是，死亡的高博即使运回来，也不能入高家祖坟，这是高药田反复向高猛田强调的，不是因为高博的死亡不光彩，而是因为他还没有结婚，按本地风俗，未婚人不能进祖坟埋葬。
高猛田在玉田县城工作已经十几年，现在是玉田某重点中学的后勤老师。在村里，提起他的人都满是敬意，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他的学生，他上课基本不带任何讲稿，只带3根粉笔，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被抽调到镇中学还保持着，多么顽皮的学生也能被他管教过来。“还被评上过县里的模范教师。”高猛田曾经的邻居告诉本刊。这位邻居是外村嫁到高家庄的妇女，印象中的高家也是村里大户。“高猛田的父亲当过兵，待人很严格，儿子有了错都要罚跪，高猛田也是那样，高博15岁前都在我们村长大。我还记得，那时候猛田骑在自行车上，高博在田埂上跟着跑步，个子小小的，特好笑，我们就笑话他说，老师教育儿子到底不一样啊。”
“当年那么可爱的孩子，长大后成了个杀人犯，还敢越狱，说明猛田教育不成功。”这是个能让村民们兴致勃勃的话题。
在众人的描绘中，高猛田的人生也确实可以用失败来形容，高博1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患了村里人称为骨癌的疾病，“其实是乳腺癌”。高猛田四处寻医，也就是从那时候始，高博再也没有享受到家庭带来的温暖，“猛田天天到外地去找药，我们看见高博脖子上挂着大书包，在村里四处晃”。
被村里人称为“小霞”的高博的母亲很快去世了，她除了留下了温柔的名声外，据说还有不好的家族病遗传给了高博，村里人说她的一个妹妹就有精神系统疾病，“即使不发病的时候，性格也特别暴”。
高猛田的第二任妻子，无论在村民的描绘中，或者是在高药田的心里，都是极其不合格的。高药田说：“她自己带了个孩子嫁过来，结果三天两头把高博和他妹妹的铺盖往外扔，高猛田在县城上班，不能常回来，两个孩子就开始在村里吃百家饭。”
也因此，村里不少人坚持高博的厄运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后妈嘛。”几个在自家房前晒太阳的老太太用很肯定的语气，强调这一家庭变故在高博身上的影响，说是他那时开始变得野蛮和爱打架。
这个妻子在和高猛田结婚几个月后，就被高家以各种理由嫌弃，高猛田也迅速离婚，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段婚姻，这个妻子是他的同事，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高药田看来，这个比前一个要好很多，“我们去他们家看的时候，高博和他妹妹都被照顾得好好的，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后妈做到这个份上也就很好了”。
高猛田在自己的事业上继续往上走，大约10年前，他从镇中学调往县重点中学，教了几年课后，因年纪原因从教研组调往了后勤岗位。
可是高博显然已经与他的父亲疏远了，父亲也不再能约束他，高药田去县城的哥哥家，说常看不到他，反而总是听到他和同学或者街上的游荡的社会青年打架的消息。“我那个嫂子有两次还掏钱出来赔偿给被他打伤的人，所以我们家族都觉得她有修养，到底是老师。”
可是村里的人还是坚决认为，是高猛田后几任妻子将高博逼上了绝路：“高猛田买了新房子，也不写前面一儿一女的名字，那他和他们还有什么感情？”
戏剧化且悲惨的是，高猛田的第三任妻子现在也患了癌症，他又开始了照顾妻子疾病的生涯。高药田说：“我哥哥可苦啦，年轻时候大家联系少，各自忙各自的。可这两年，大概年纪也大啦，他特别爱回村里，尽管他在村里的房子已经卖了。他或者在我这，或者在另一个弟弟那里，坐在床上发呆，也不太说话，显然有心事。”“2003年高博被抓进去之后，他再也没提起过他，女儿又嫁到东北去了，基本没回来过。”
从高药田家的窗口望出去，是典型的平坦的华北地貌，可以看到几里外的树林，树林下，就是高家的祖坟所在，高博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可是高博在哪里掩埋，现在是困扰高家人的一个问题。
高博的出走
村里人用“不难”来形容高博的长相，所谓“不难”，当地话也就是不难看，这和照片上给人的凶神恶煞的印象完全不同。
他在镇中学读完初中，就被父亲带到县城，玉田县属河北唐山，不算发达区域，可是这里很少有人去外地打工。高药田说，自己家族的下一代很多就在村办小工厂，自己的女儿“出门走10分钟就上班了”。加上各家的土地都有几十亩上下，他说，“勤快的话，种点大葱和棉花这样的经济作物，一年的收入也就足够了”。高博是个例外。
“他爸爸给他找了几个工作，就我所知，也算是尽力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在当地的豪门啤酒厂当装卸工，那几年正是豪门啤酒厂的好年景，“一个月也能收入上千”。那是2000年，也是高博在离开玉田县城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当时那份工作在玉田算是不错的，高博当时的同事李劲说，之所以能进厂，是因为啤酒厂有个车间主管是高家庄人，所以当时在厂里的高家庄人有几十个。李劲还记得高博的岗位。“当时啤酒厂生意好，每天来拉啤酒的车有几十辆，装卸工的任务很重，是把回收的啤酒瓶从车上搬下来，再运到清洁车间，一天要干五六个小时，几乎不能停。”
这份工作显然不能让高博满意，虽然钱多点，在谈及这个时间的高博的时候，高药田的话也很少：“几次去县城看我哥，我哥都在埋怨高博，说好不容易给他找的工作也不好好做，总是干一段时间就退职。还总是打架，那时候我就看出这孩子性子烈，谁要是惹了他或者他的几个所谓的朋友，他马上就上去和人家干架。”村里有人证据十足地说，高博在那段时间参加了玉田的黑社会。高药田说：“其实玉田即使有黑社会，也轮不到他加入，这侄子性格强，就是不肯循规蹈矩地生活。”
那几个朋友，成为高博的支柱，因为和家庭的关系冷漠，高博很多时间只和他们混在一起，很有几次在县城打架都是因为朋友受欺负他去帮忙而起，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最终在包头出事。“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清楚是他引发的事情还是朋友的事情，不过他是和朋友一起进的监狱，他也不写信回来，他的事情还是朋友写信回来我们才知道，也不敢相信。”
在亲戚的零碎记忆中，高博去过北京、呼和浩特和包头，干的都是不需要专业技能就可以找到的工作，保安、饭馆服务员等等，他从不拿钱回家，可是也不向家里要钱。高猛田在村里的土地早已退掉，房子也就1万多元卖掉了，乡村已无安身之所，他不回村里，回玉田的次数也稀少。
“他还参加过一次传销，我记得那是他唯一一次往家里写信，叫猛田父亲火速到某个地方，带上5000元，与儿子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可是那几年这种骗局很多，猛田有知识，哪里会相信这些，都没回信。”
也因为这次传销的阴影，高博再传回家乡的消息，家里人都不太相信。2003年他进了监狱后，同乡写信回来要求高家人去看他，高药田说：“我们因为没收到公家来函，所以一直不相信这事情，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2003年的犯罪现场
“我记得那天天还没全黑，有几个人跑到我们昆都仑区公安局来报案，说是街上打死人啦。”包头市昆区经侦大队教导员张文全告诉本刊，2003年，他还是昆区刑警中队的副中队长，直接负责抓捕高博。
因为工作性质的转变，他有些发胖，但他说，前些年，他还是很精悍的刑警，许多重大任务都是他完成的。同事们说他“文武双全”，文是指侦查报告思路清晰，没什么遗漏的；武则是将嫌疑人抓获后，保证不出问题地送进看守所。他的同事告诉本刊，这不是每个刑警都能做好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繁华的白云鄂博路上，张文全说：“当时是‘非典’期间，街上人不太多，整个道路系统在翻修，事情发生在一家饭馆门前的路基上，我们去的时候，尸体还躺在那里。”
在张文全经历过的案件中，这个案件不足以让他印象深刻，“前些天，10月19日一大早，领导就把我叫去，说是我办的案子里有个人越狱了，叫我把卷宗都找出来，看看逃犯高博会不会潜入包头，还怕他报复我的家人，把我的家人都保护起来，我也发了枪”。可是张文全除了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外，别的都没有印象了，看见电视上反复播出的逃犯照片，他才想起来，是那个人。
那个案件很简单，2003年6月9日，高博和同一饭馆的女服务员王慧先是开玩笑，进而动起手来。“20岁的小青年比较冲动，两人冲突了几下，王慧就打电话叫自己的老乡来帮她撑腰，结果在一家工地打工的岳德君就来了，偏巧王慧不在，去找另一个老乡诉苦去了，岳德君刚骂了两句高博，就被饭馆里冲出来的几个人围住了。”
围住岳德君的人里面就有高博的朋友，也是玉田老乡的吕明响，他和高博一起在外漂泊了数年，而性格暴躁的高博此时正被饭馆的厨师按住。厨师李文胜后来交代，是因为高博冲进厨房就拿了两把菜刀，他害怕出大事，没想到高博没拿成菜刀反手就拿了门后的一根棍棒，没人能拦住他。
虽然对高博印象不深，可是长于调查的张文全在办案过程中迅速发现，高博在包头有不少社会关系：“他有干姐姐，也有女朋友，可能是过去在家庭生活中缺乏感情，所以把别人给他的一点好感就当成重要的事情，认了不少干亲。”
包头是个繁华城市，“高博在这里生活得还算顺利，有女朋友，两人在外面租了房子，按照常理，他不应该那么气盛”。可事情就是不按常理进行，高博冲出门外后，对准被按倒在地的岳德君的头部狠狠打了两棍，随即和吕明响潜逃了。
张文全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岳德君已经没救了，送医院途中已经死亡。因为目击者众多，所以案情很快清晰。“这个案件，即使高博和吕明响不交代，零口供也能判刑，因为太多证据了。”
吕明响先被抓获，在他带领下，躲藏在一个干姐姐家的高博于夜里1点被抓获，为了保全自己，吕明响做了很多交代，包括高博的几处可藏匿处，很少做主观评价的张文全评论：“相比之下，高博还是更看重所谓义气，从开始审讯，就一直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拉。”这也是张文全对高博留下不多的印象中的一个。
吕明响的家人迅速赶来，赔偿给了受害者家庭5000元，却始终没有任何人来看望高博，女朋友也迅速消失了，张文全印象中，那个女孩子也是服务员一类，和高博的干姐姐一样，“完全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按常规，他们按照高博的身份证地址给他家中数次发去了函件，可是毫无反应，我们在村里看到的情况是，高家的老地址早已成了农田，新买的房子也于数年前卖给了别人，高家收到信件与否成为未解之事。
张文全拒绝用“凶残”一类的词语去形容高博，包头的外来人口不算少，张文全经手的案件很多，许多案件中的杀人手段和情节都比这个案件要严重很多。高博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几大棒打下去的严重后果，他只看见对方昏迷了，当穿着便衣的张文全他们冲进他躲藏的小屋时，他才惊惶起来，听说对方已经死亡，他的脸瞬间惨白，这也让张文全印象深刻。“因为这关系到他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张文全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职业习惯。
不过在被害者家属看来，高博是残忍成性的恶棍，岳德君的父亲岳在江当夜赶往了包头，抓捕高博的警车开到昆区警察局的时候，他正在县城，看见高博被警察推下车，因为觉得警察手重，高博还不满地回头瞪视了警察一眼。“他还敢瞪眼睛。”岳在江愤愤不平地向本刊回忆。
高博的出走
村里人用“不难”来形容高博的长相，所谓“不难”，当地话也就是不难看，这和照片上给人的凶神恶煞的印象完全不同。
他在镇中学读完初中，就被父亲带到县城，玉田县属河北唐山，不算发达区域，可是这里很少有人去外地打工。高药田说，自己家族的下一代很多就在村办小工厂，自己的女儿“出门走10分钟就上班了”。加上各家的土地都有几十亩上下，他说，“勤快的话，种点大葱和棉花这样的经济作物，一年的收入也就足够了”。高博是个例外。
“他爸爸给他找了几个工作，就我所知，也算是尽力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个是在当地的豪门啤酒厂当装卸工，那几年正是豪门啤酒厂的好年景，“一个月也能收入上千”。那是2000年，也是高博在离开玉田县城前的最后一份工作。
当时那份工作在玉田算是不错的，高博当时的同事李劲说，之所以能进厂，是因为啤酒厂有个车间主管是高家庄人，所以当时在厂里的高家庄人有几十个。李劲还记得高博的岗位。“当时啤酒厂生意好，每天来拉啤酒的车有几十辆，装卸工的任务很重，是把回收的啤酒瓶从车上搬下来，再运到清洁车间，一天要干五六个小时，几乎不能停。”
这份工作显然不能让高博满意，虽然钱多点，在谈及这个时间的高博的时候，高药田的话也很少：“几次去县城看我哥，我哥都在埋怨高博，说好不容易给他找的工作也不好好做，总是干一段时间就退职。还总是打架，那时候我就看出这孩子性子烈，谁要是惹了他或者他的几个所谓的朋友，他马上就上去和人家干架。”村里有人证据十足地说，高博在那段时间参加了玉田的黑社会。高药田说：“其实玉田即使有黑社会，也轮不到他加入，这侄子性格强，就是不肯循规蹈矩地生活。”
那几个朋友，成为高博的支柱，因为和家庭的关系冷漠，高博很多时间只和他们混在一起，很有几次在县城打架都是因为朋友受欺负他去帮忙而起，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他最终在包头出事。“到现在，我们都弄不清楚是他引发的事情还是朋友的事情，不过他是和朋友一起进的监狱，他也不写信回来，他的事情还是朋友写信回来我们才知道，也不敢相信。”
在亲戚的零碎记忆中，高博去过北京、呼和浩特和包头，干的都是不需要专业技能就可以找到的工作，保安、饭馆服务员等等，他从不拿钱回家，可是也不向家里要钱。高猛田在村里的土地早已退掉，房子也就1万多元卖掉了，乡村已无安身之所，他不回村里，回玉田的次数也稀少。
“他还参加过一次传销，我记得那是他唯一一次往家里写信，叫猛田父亲火速到某个地方，带上5000元，与儿子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可是那几年这种骗局很多，猛田有知识，哪里会相信这些，都没回信。”
也因为这次传销的阴影，高博再传回家乡的消息，家里人都不太相信。2003年他进了监狱后，同乡写信回来要求高家人去看他，高药田说：“我们因为没收到公家来函，所以一直不相信这事情，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2003年的犯罪现场
“我记得那天天还没全黑，有几个人跑到我们昆都仑区公安局来报案，说是街上打死人啦。”包头市昆区经侦大队教导员张文全告诉本刊，2003年，他还是昆区刑警中队的副中队长，直接负责抓捕高博。
因为工作性质的转变，他有些发胖，但他说，前些年，他还是很精悍的刑警，许多重大任务都是他完成的。同事们说他“文武双全”，文是指侦查报告思路清晰，没什么遗漏的；武则是将嫌疑人抓获后，保证不出问题地送进看守所。他的同事告诉本刊，这不是每个刑警都能做好的事情。
事情发生在繁华的白云鄂博路上，张文全说：“当时是‘非典’期间，街上人不太多，整个道路系统在翻修，事情发生在一家饭馆门前的路基上，我们去的时候，尸体还躺在那里。”
在张文全经历过的案件中，这个案件不足以让他印象深刻，“前些天，10月19日一大早，领导就把我叫去，说是我办的案子里有个人越狱了，叫我把卷宗都找出来，看看逃犯高博会不会潜入包头，还怕他报复我的家人，把我的家人都保护起来，我也发了枪”。可是张文全除了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外，别的都没有印象了，看见电视上反复播出的逃犯照片，他才想起来，是那个人。
那个案件很简单，2003年6月9日，高博和同一饭馆的女服务员王慧先是开玩笑，进而动起手来。“20岁的小青年比较冲动，两人冲突了几下，王慧就打电话叫自己的老乡来帮她撑腰，结果在一家工地打工的岳德君就来了，偏巧王慧不在，去找另一个老乡诉苦去了，岳德君刚骂了两句高博，就被饭馆里冲出来的几个人围住了。”
围住岳德君的人里面就有高博的朋友，也是玉田老乡的吕明响，他和高博一起在外漂泊了数年，而性格暴躁的高博此时正被饭馆的厨师按住。厨师李文胜后来交代，是因为高博冲进厨房就拿了两把菜刀，他害怕出大事，没想到高博没拿成菜刀反手就拿了门后的一根棍棒，没人能拦住他。
虽然对高博印象不深，可是长于调查的张文全在办案过程中迅速发现，高博在包头有不少社会关系：“他有干姐姐，也有女朋友，可能是过去在家庭生活中缺乏感情，所以把别人给他的一点好感就当成重要的事情，认了不少干亲。”
包头是个繁华城市，“高博在这里生活得还算顺利，有女朋友，两人在外面租了房子，按照常理，他不应该那么气盛”。可事情就是不按常理进行，高博冲出门外后，对准被按倒在地的岳德君的头部狠狠打了两棍，随即和吕明响潜逃了。
张文全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岳德君已经没救了，送医院途中已经死亡。因为目击者众多，所以案情很快清晰。“这个案件，即使高博和吕明响不交代，零口供也能判刑，因为太多证据了。”
吕明响先被抓获，在他带领下，躲藏在一个干姐姐家的高博于夜里1点被抓获，为了保全自己，吕明响做了很多交代，包括高博的几处可藏匿处，很少做主观评价的张文全评论：“相比之下，高博还是更看重所谓义气，从开始审讯，就一直把罪责往自己身上拉。”这也是张文全对高博留下不多的印象中的一个。
吕明响的家人迅速赶来，赔偿给了受害者家庭5000元，却始终没有任何人来看望高博，女朋友也迅速消失了，张文全印象中，那个女孩子也是服务员一类，和高博的干姐姐一样，“完全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
按常规，他们按照高博的身份证地址给他家中数次发去了函件，可是毫无反应，我们在村里看到的情况是，高家的老地址早已成了农田，新买的房子也于数年前卖给了别人，高家收到信件与否成为未解之事。
张文全拒绝用“凶残”一类的词语去形容高博，包头的外来人口不算少，张文全经手的案件很多，许多案件中的杀人手段和情节都比这个案件要严重很多。高博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几大棒打下去的严重后果，他只看见对方昏迷了，当穿着便衣的张文全他们冲进他躲藏的小屋时，他才惊惶起来，听说对方已经死亡，他的脸瞬间惨白，这也让张文全印象深刻。“因为这关系到他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张文全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职业习惯。
不过在被害者家属看来，高博是残忍成性的恶棍，岳德君的父亲岳在江当夜赶往了包头，抓捕高博的警车开到昆区警察局的时候，他正在县城，看见高博被警察推下车，因为觉得警察手重，高博还不满地回头瞪视了警察一眼。“他还敢瞪眼睛。”岳在江愤愤不平地向本刊回忆。
另一个家庭的悲剧
岳在江的家乡靠近包头，属包头下属的土右旗的某小山村，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村庄整个埋在大青山的黑影下。岳在江和他的蒙古族妻子一听说是为几年前死亡的儿子的事情来找他们，二话不说拉开大铁门，尖声说：“家去，家去说。”
两人因为气愤声音都很尖锐，显然不能从2003年的悲剧中解脱出来，前两天听说高博越狱，岳在江就埋怨苍天无眼，第二天高博被击毙的消息传来，也不能让他们高兴起来。蒙古族的妻子说：“我希望他不当场死亡，而是被关在监狱里慢慢受尽折磨而死。”仇恨让人心情沉重。
不过这种仇恨很有因果，岳德君那年也刚满20岁，2002年第一次外出打工，2003年本来不想再出门了，可有个亲戚非要叫他去，工作是给公安局盖楼。母亲说：“说好了8月份就回来，不再出去了，我们这里都结婚早，想给他说个媳妇，让他早早生个孩子。”这里的乡村经济不如高博的家乡河北玉田发达，一家人有20亩地，可是来自土地的各种收入加起来一年也不到1万元。岳德君2002年外出打工，拿回家5000元，全部被父母亲存起来，准备给他成家用。
王慧家和岳家相隔不到1里地，两人从小就认识。“我们乡一起在包头打工的有5个男孩，可是她为什么偏偏就叫上了我儿子，谁也说不清楚。”母亲拿出照片，典型的乡村青年的城市留影，5个普通的青年拘谨地排在一起，背景是音乐喷泉。
岳在江说，岳德君自己当时并没有接到电话，而是工地头目对他说，你老乡来电话了，说她被欺负了，喊你快去，他有点犹豫去不去，可是工头又催了他一次，于是他坐上了街头的小摩托车赶去，就此走上了死亡路。
在他死后，家里本来想索取更多的赔偿，可因伤害者也很穷困，吕家拿出了5000元，高家则根本没人到来，最后的赔偿也就是这5000元。“连埋个人都不够，我们总共花了1.4万多元的丧葬费用，还不算请律师的1000多元。”岳在江把儿子的骨灰埋葬在不远处的大青山脚下的一块土地里，同样没进入祖坟。两个无关的人，因偶然性而有了一样的结局。
高博当庭没有判处死刑，岳家人还很愤怒，可是律师安慰他们说：“让他在监狱里慢慢受罪，反而更好。”两人才罢休。现在两人还有个小儿子，也在包头的一家餐馆工作。“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在地里出力”，小儿子忙得没时间回来，两人总是不能放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城市里探望一次，害怕他像哥哥一样出事。
而王慧，这个引起岳德君死亡的女孩子，在事情发生后再也没回到家乡，岳在江两口子每年春节都去王家，想去为当年的事情讨个道理，可就是找不到她。所以，究竟是为什么，她能和高博厮打起来，也没有人知道。
我们重新回到了当年发生命案的白云鄂博街道，寻找那家叫“口口香羊背火锅”的大店，可是得知，这家餐厅2004年就已经转手，现在开在原址的是一家韩式烧烤店，装修不错，在包头也算生意兴隆，当年发生凶杀事件的地方，正放置着4门小钢炮，一个孩子12岁的生日庆典即将举行。
饭店里的服务员依然来自五湖四海，一个云南德宏州的黑皮肤女孩告诉我们，她的理想就是走遍祖国各地，没钱时候就去餐馆工作一下，之所以来这里，是为了看草原。而另一个来自海南澹州的男服务员告诉我们，之所以来这里打工，是为了来北方看雪，两人之所以敢于为了浪漫的理由闯荡天下，是因为家里兄弟多，不用他们负担。“也没有写信回家，写了他们也不知道包头是在哪里。”
他们完全不知道几年前这里的服务员的状况，不过三楼的服务员宿舍还是一样的狭窄、拥挤、喧闹，仍然有姑娘和小伙子三三两两地追打笑闹，他们和6年前的高博很少有共同之处，可是又有很多地方完全一样。
(实习记者谷亚韬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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