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学术抄袭、学术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学术规范的关注和讨论。我们近日采访了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教授，他曾经任教于境内外多所大学，除了自身的专业研究外，他对于国内外高校的学术规范制度也相当关注，曾多次撰文谈论学术规范问题并组织过专门的学术讨论。日前，就相关问题朱寿桐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访谈———

　　抄袭与基本学术伦理相悖

　　羊城晚报：您认为目前在大陆，学术抄袭、造假等失范问题严重吗？原因何在？

　　朱寿桐：我觉得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关于学术失范事件的传闻好像有点此起彼伏的意思。当然说到抄袭，其实情形也相当复杂，不宜简单化。抄袭固然一般是学术伦理方面出了问题，但也有些是学术规范上的漏洞，例如有些是无意抄袭：有的学者在早年的研究、授课过程中注意到并摘录了别人的研究成果，可时间一长，忘记了，不知不觉中内化到自己后来的著述里，而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结果一发表就构成了抄袭。还有的写文章和论著的时候间接引用了别人的成果却忘记了补上注释，结果也成了抄袭。这当然就是学术规范上出了问题：引述、借用别人的东西时刻要保持欠人钱物般的那种忐忑，既怕将引用处理成自己的东西，又怕引用出了错讹。有了学术规范的意识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尴尬。

　　羊城晚报：有人说做学术论文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规范；二是为了有所创新；三是为了获得学位。您认为做学术论文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因为这一点关系到对于学术抄袭的判定。

　　朱寿桐：学术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为了保证学术的健康发展，是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学术研究从本质上讲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加以研究，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的基本伦理。因此，做学术一定要以创新为旨趣、为目的。从这方面讲，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学术抄袭都是与做学术的本旨背道而驰的，是和最基本的学术伦理相悖的。

　　为什么学术抄袭层出不穷？

　　羊城晚报：学术失范问题的出现，是否和现在的学术体制有关系？这些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朱寿桐：说到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我们要从两方面看。首先，不能一味地将问题全都推给制度，似乎那样一来，个人就不必负什么责任。比方说现在有许多人利用体制控制的便利垄断学术资源，有人认为这是制度的问题，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当事人自身的问题。利用现有体制操控学术资源的人大多是掌握权力的学人，你说是制度的问题，专家、学者走上行政领导岗位，内行领导学术，难道不是一种社会体制上的进步？它打破了以往外行领导内行的境况，本应为学术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很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学术资源分配体制走行政路线，政府通过行政投放资源显然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掌握行政权力的有些学人自身出了学术伦理问题，自律性不强，把巨大的学术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为自己谋利，结果成为“学术寡头”。这些“学术寡头”可能自己很少做实在的研究，利用资源雇佣廉价劳动力，然后将所有的“成果”都纳入自己的名下。这样的现象绝非个别，这里牵涉到学术体制如何科学地调配学术资源的问题。

　　羊城晚报：学术抄袭层出不穷，是否与处罚不够严格有关？

　　朱寿桐：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严格处罚就会杜绝学术失范现象。所有的处罚都是消极的，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在积极意义上作倡导。比方说在整个学术界乃至于社会上普遍倡导一种尊重学术伦理的风气，将学术伦理提高到礼仪廉耻的人生道德层面来看待。学术方面急需建立一种学术伦理上的廉耻之感：不劳而获抄袭别人要有羞耻之感，滥用自己掌控的资源剥削别人的研究不也是一种不劳而获？也要感到羞耻才是。更重要的，一些人既未受到过像样的学术训练，学问又极差，甚至文字关都过不了，却俨然一名学者的身份出现，煞有介事地掌管并滥用学术方面的权力，这种人比起那些偶然的抄袭者更加寡廉鲜耻。总之，没有起码的学术良知，学术伦理方面没有起码的防范意识，学术道德全然不顾，大家在学术问题上都可以不要脸，那么你处罚几个抄袭者又有什么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该更注重“质”的评价

　　羊城晚报：现在大陆高校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是怎样的？

　　朱寿桐：现在很多高校在进行学术评价时，一般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发表的数量，一是看发表刊物的档次。

　　羊城晚报：这种评价合理吗？存在什么问题？

　　朱寿桐：不合理。首先，将学术量化是不科学的，而应该以“质”的高低、贡献的大小、创新的程度来评判学术的高低，这也可以说是学术评价的理想状态。其次，由于自然、人文科学的快速发展，致使我们某方面的专家无法从质量、创新等方面对其他的学术成果做出全面、客观的权威评价，因此，学术质量的把握可以说越来越难。对学术刊物进行档次的划分，可以看出管理层试图通过刊物等级把握学术质量，意图是好的。但是，这中间又出现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即高规格的期刊发表的论文并不一定是高质量的，相反，高质量的论文也可能没有发表在高规格的期刊上。

　　羊城晚报：注重"质"的评价，有没有较为成功的先例？

　　朱寿桐：有啊，有一些著名大学，他们对个人进行评定时，并不非常看重发表论文的数量，而是要求每人申报一篇代表作，且并不关注文章发表的刊物档次。这种不重数量、不重发表档次的做法展现了学者对学术创新、自我评价认定的自信心，回到了学术的最本源，也恢复了学术的自信力。

　　羊城晚报：除了呼唤学术伦理的回归，学术规范有没有可以更具体可操作的手段呢？

　　朱寿桐：根本的学术规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学术伦理的自觉。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可操作的手段。比如强调注释、参考文献的规范性、准确性；另外，采用防抄袭软件，这在国外早有应用了。但这些仍不过是消极的防范，对于有意的抄袭来说，抄袭实在是防不胜防的。

　　不妨再次取点“经”

　　羊城晚报：您近两年一直在澳门大学执教，且有过多次海外讲学和交流的经历，对港澳台地区及国外的学术现状应该有较为切身的感受，他们的学术规范现状如何，会经常发生类似学术抄袭的事情吗？

　　朱寿桐：我并不想将境外和国外的学术现状理想化，他们那里的学术也并非一块净土。但是，这种学术抄袭、造假事件确实很少发生。

　　羊城晚报：发生较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朱寿桐：首先，他们的学术判断与我们不同。这从他们聘请人的机制也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以数量为衡量标准，而是看个人的学术基本水平达到什么高度，根据代表作进行衡量。一般情况下，他们要求个人提供3到5部代表作，然后匿名发给同行专家，期望他们做出水平判断，这种做法就是进行学术质量的评估。

　　也许你会问，怎样才能保证同行专家评价的公正性呢？是的，不排除有不公正的现象存在，但外面的学术评价那种人为的不公正显然比我们内地少得多。这只能用外面的学术文化传统来解释。境外和国外的学者，我说的是那些出身正派、学术名望高的学者，他们非常爱护一种属于学者的自尊、自信力、荣誉和名望，遵守学术伦理规范已经成为社会伦理道德的一部分。不管是论文写作还是学生推荐，他们都可以将责任负责到底，这样一来，在作出学术评价时人情的成分就非常低了，而更注重了“质”的高低。相比来讲，内地经历的革命较多，学术建设有时被迫中断，学者尊严经常受到挑战，类似的学术传统就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虽然现在我们的环境得到了改善，状况不断好转，但是，由于历史影响的深重，内地学者对于学术诚信的重视并不那么高，对自己学术的自信力也不那么高，那么责任感也就没那么高。我有比较深的体会，在境外，动笔写学术评语就比在内地谨慎很多。

　　另外，回到学术规范的话题上说，境外和国外的学术论文往往规范要求比较严，比如正规的学术论文前都须有一个综述，在综述中列举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列举不当或不完全就很容易暴露出问题，如果这时候再抄袭的话就很容易发现。

　　羊城晚报：国内发表的论文没有综述吗？

　　朱寿桐：一般的论文比较少，特别是版面有限的情况下，刊物一般都会将这些综述删掉。这确实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硕博士论文以及著作中写好综述，在刊物上发表便有些困难。

　　羊城晚报：综合您的意思，学术规范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归结到对于遵守学术伦理的呼唤，这岂不是有点悲观？

　　朱寿桐：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也许我这样说了，就会有人看了脸红，但我觉得脸一红，就已经是有进步了。如果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意识到学术伦理与人生道德一样重要，大家在学术问题上都有一种学术伦理的约束，学术抄袭的问题可能就会少很多。

      (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张丽凤)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rwsy/news/2009/10-10/19036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