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云晓    文章来源：转载于生命化教育网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

　　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

　　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⒈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⒉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 　　

　　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 　　

　　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2年，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遗传呗！"他还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结果如何呢？早在1994年3月，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呼吁：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令人担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据1991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质的千米跑速度不及1985年的情况，"豆芽"体形无明显改善，近视眼发病率高达43％。三次青少年体质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均低于日本同龄组。1993年，北京、辽宁、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高考体检，体质没有障碍的考生仅有15％（2000年高考体检，一些城市的状况依然如此，引起众多媒体惊呼）。 　　

　　上述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及的1991年调查，即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是由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和国家科委共同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与日本同期（1991年）资料相比，我国7岁至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学生相差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5．66千克、4．66千克，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等等。 　　

　　也有人对这一组刺激人的数据不以为然，认为日本国已经城市化，而中国农村人口居多，两国可比性差。这个分析自然应在考虑之内。可是，即使北京与东京两地学生相比，情况又怎样呢？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两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同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万名学生进行身体素质调查。结果依然表明：中国男学生的体重在7岁后，均比日本学生轻0．9———3．8千克；在多数年龄组中，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具有肩宽、胸阔、腿粗、胳膊粗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相比之下，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6位学生父母反对，说自己来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丢了。此次随团赴日，我与师生们在东京某宾馆住过两天。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说："我父母真是的，昨晚来了3次电话，今天早晨还用国际长途电话给我叫早！"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体爆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救护车不许通行，连知了叫也不允许。我们是在真正培养21世纪的人才吗？ 　　

　　28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经历，使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两种爱心，两种命运。许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剧的命运，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 　　

　　黑姬山长长久久地屹立在日本长野，它像一座千年警世钟，留给人的震撼同样久久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