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总以为自己手里还攥着一点青春的尾巴，而这一刻却觉得自己骤然衰老。平安夜燃烧着众多年轻的面孔，也焚烧着我对青春残存的幻想。大街上我曾熟悉的街灯此刻与各色霓虹相互忸怩着斑斓的光，熙熙攘攘的人和车在我面前放肆地共鸣，更有商家们推波助澜花花绿绿的炒做。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天堂的到来。

　　其实，当初我垂涎的天堂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在偏僻乡村破败的教室里，老师遒劲有力的粉笔字在黑板上熠熠闪光：毛主席挥手指方向，共产主义是天堂。年少的我对老师的宽泛空洞的描述感到吃力，就用自己狭隘的思维想象着共产主义这个人间天堂的盛境：住高楼、走柏油路、穿皮鞋、穿的确良衣裳、坐火车上北京看毛主席和天安门、天天吃馒头沾酱，尤其最后这一点让我兴奋得直咽口水。后来才知道西方人也讲天堂。虽然词名一样，内涵大不相同。

　　我对洋节不感兴趣，可也无奈，不得不在平安夜参加了一个与单位有合作关系的婚庆公司安排的活动，热闹、混乱、烦心，开始不久我就匆匆打道回家。觉得这是年轻人消耗荷尔蒙的一种手段，不符自己的胃口。可回家后却一直难以平静，觉得天堂太虚幻遥远，可在无聊的思绪翻滚中我突然又觉得天堂很实际，因为那里有我几个同学。于是，便戚戚然生出一种牵念：平安夜，他们在天堂还好吗？

　　当然，天堂还有我一些故去的亲友，我今天之所以着重问候同学，是因为按生理标准衡量他们都还不到进天堂的年龄。可我只能用很本土的一句俗语来解嘲无奈：黄泉路上没老少。同学中最早进入天堂的是女同学李君。

　　是1987年9月7日一声罪恶的爆炸，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惊：我师专时的女同学李君在爆炸声离开了人世。她是无辜的，和她一起被迫走上天堂路的除了四个成年人，还有李君腹中即将分娩的双胞胎。她一身就有三条人命。

　　在师专读书时我和李君同班同组，我是组长。那时还比较封闭，又年少不更事。虽同在一个小组，除了发饭票和助学金时说句话，平时很少来往和说话。她个头不高，梳着两个小辫，走路步子大，不爱说话，健壮、纯朴、低调，这是我对李君师专时的印象。毕业后我回老家乡下中学，她和我们班的两名女同学留在了市内的这所中学。毕业后连一次面也没见就再也见不到了。

　　这次爆炸事件当时在全国都很震动。她们学校一个老师的女儿与石家庄正定县的一个无业青年私奔。那个男子家庭条件较差，对这个女孩子也不太好。女方家长不同意，女儿回来后就不让再跟那个男子回正定去。男青年找不到女孩子，就到女孩子父亲的学校里闹。僵持、争吵、歇斯底里，最后这个男子用一个特大炸药包作了了断，教学楼炸塌半边。据说，李君本来已经走出大楼，返回取遗忘在办公室的物品时炸药包响了。事情就这么巧。后来李君就成为我们同学聚会上最沉重的话题，感叹、痛心、流泪。

　　按常理，年龄的增长与天堂的距离是成正比的。人近中年，天堂已从飘渺的海市渐渐在人生苦海里露出了它狰狞的桅杆，而且渐行渐近。所以，我们这一拨衣食男女就有了太多的话题和感叹。张庆雨就一度是我高中同学聚会时的话题。

　　张庆雨是我高中时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他聪明、善良、帅气。第一次参加高考，就考上了地区财校。我复读一年后才跳出了农门。巧合的是，我就读的师专与他就读的财校仅一路之隔。那年我开学晚，听说我考上了师专，张庆雨和我另一名最要好的同学李金星几乎天天到师专打听新生何时报到。

　　毕业后他所供职的粮站和我供职的中学又是一墙之隔。我们俩都出身贫苦，同龄同学，都爱好文史，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天不是他来学校找我，就是我到粮站找他，几乎形影不离，有时晚上聊天晚了，不是我住在他宿舍，就是他住在我宿舍。

　　1984年我们都先后离开了小镇，后来我考进了邯郸电台，他调入县财政局。尽管不在一地工作，可每年过年过节总是见面。再后来，他的精神就出了问题。直接的原因是搞对象引起的，可深层的原因是来自他家庭。他家较穷，挨肩是两个弟弟，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他曾跟我谈过，要等到两个弟弟成家后自己再成家，因为父母供他上学不容易，他不忍心让父母再劳累。可两个务农的弟弟娶媳妇都要盖五间瓦房，这是农村男青年成家必要的硬件，这对于一个贫穷农家是相当不易。庆雨省吃俭用积攒几年好不容易给大弟弟盖了房，此时他的对象已厌倦了爱情的长跑与他分手。内向的庆雨难以接受，于是就精神惶惑，久治不愈。后来不能正常工作，回老家养病。2002年秋，衣着褴褛的张庆雨来邯郸找我，却被门岗拒之门外。我采访回来门岗告诉我：一个神经病找你。看到登记薄上那熟悉的“张庆雨”三个字，怒火中烧的我顾不上给门岗发火，就直奔汽车东站。然而却没有见到我的好兄弟张庆雨。几天后，老家传来他自缢的噩耗。原来对天堂一直漠不关心的我，从此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