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大悟县城关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组合家庭：一家三代，四个姓氏。继母高淑英却以自己的真诚爱心，将几个不同血缘的人组成的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并将4个孩子先后送进名牌大学。今年3月8日，高淑英被湖北省妇联评为“十佳母亲”。那么，她做继母的秘诀是什么呢？
1 天有不测风云
我在很小的时候因家庭贫困，过继到一个同姓的家庭做养女。几年后，养父母患了重病，我不得不从小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读小学和初中时，由于要照顾两位老人，我经常缺课，有时甚至停学。断断续续读完初中后，经济拮据使我彻底告别了学校生活。看到同学们一个个上了高中，我不知流了多少酸楚的泪水。但生活的现实终究得面对。正是从那时起，我就暗下决心，将来自己有了子女，一定要让他们圆自己未圆的大学梦。
当时，我所在的大悟县夏店镇乡村师资力量奇缺。辍学几年后，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成了松林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那一年我只有17岁。6年后，我调入夏店镇中学教音乐。正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本校教师范金章。他是当年武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在学校是骨干教师。1978年，我与范金章喜结连理。婚后，我们生育了一双儿女，一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幸福生活很快就被打碎了。那是1983年农历3月，养父不幸患病去世。仅仅6个月后，我丈夫也被肝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留给我的是刚满3岁的女儿和出生仅1岁的儿子，一个完整的家顿时残缺不全。
坎坷的命运会抛弃一个生活的弱者，同时也能造就一个生活的强者。我选择了后者。抹干眼泪，我更加坚定了把一双儿女养育成－年－人、培养成才的决心。那时我家月收入不到50元，为了把老人和孩子照顾好，我一方面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一方面像男人一样插秧下种、收割打场、挑担卖粮。几年后，我终于还清了为丈夫治病所欠下的债务。
生活的重担虽然压得我喘不过气，但我心中始终充满希望。我深知机遇对于每个人都是均等的，只有抓住机遇，才能改变现实。当民办教师工资很低，我就下定决心考上公办教师，为儿女日后的学习创造良好的经济条件。机遇终于来了，1984年全县有70名民办教师转正指标，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但渴望获得这一机会的民办教师却有数千名。这年暑假我狠了狠心，将两个孩子交给养母照看，一个人来到离家20多公里的新城中学复习，以惊人的毅力投入到了紧张的备考中。在这两个月中，我除了参加老师辅导课外，还常常通宵达旦地学习，硬是学完了初中、高中的语数课程，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1986年，转为公办教师的我调到县城关镇汪村小学教书。经人撮合，命运让我找到了后半生的感情寄托，我与城郭乡政府的余运通组成了新的家庭。他比我大11岁，是城关镇一名普通干部。他丧偶多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地过了10年。加上我的养母，我们组合成了一个三代四姓同堂的特殊家庭。
谁都知道“继母”这一角色很难扮演，我一进这个家庭就面临着这个现实问题。那时，我这边两个范姓的孩子都还小，一到新家就叫余运通“伯伯”。而他的两个孩子年龄大一些，老大余柳珍14岁，老二余茂生12岁，都开始懂事了，他们在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我这个“后妈”的到来。很长一段时间，余柳珍和余茂生跟我说话都不带称呼，两个孩子的衣服也不要我洗。几个孩子相处得很不友好。
2 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我们这个三代同堂、四姓同室的特殊家庭，养母体弱多病、脾气古怪；两对子女之间毫无血缘关系，孩子们面黄肌瘦、缺少营养；我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又不高，如何把这个家操持好？如何才能让老人安度晚年？让孩子安心读书？这些成了我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
我毅然挑起了这副家庭重担。为了这个组合家庭，我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邻居们都说，高老师既是裁缝又是家庭医生，既是厨师又是课余教师。
那些年，我和丈夫的工资加起来才200元，为了让4个孩子吃饱穿暖，我利用工作之余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开荒种地，还喂养了三四头猪和几十只鸡，解决一家人的吃饭、吃菜问题。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我就把吃不完的蔬菜提到街上去卖。丈夫调任城关镇农办副主任后，工作十分繁忙，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每天天不亮，我就悄悄地起床，喂完猪和鸡后，还要忙着给4个孩子做早餐，然后背着最小的儿子到2公里外的学校教课。到了晚上，全家人都睡下了，我还要去洗衣服，切猪菜，煮猪食。
生活上工作上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怕的是子女对我的不理解。有一件事让我深切地体会到继母难当的滋味。家庭组合的第二年，大悟山区发生了一起养母毒杀继子的惨剧，这对思维敏捷的继子余茂生触动很大。有一天，我炒了几个菜，还煎了荷包蛋让几个孩子吃饭，只见余茂生板着脸，端着饭闻了又闻，就是不肯吃，当我们“母子”俩的目光相碰时，他流着不信任的眼泪质问：“饭里有药吗？”我抑制着心中的委屈，平静地端起饭碗，摸着他的头说：“茂生，你要是怕饭里有药，那妈先吃给你看！”他见我一口饭一把泪地哽咽着，匍匐在桌子上哭成一团……猛地，他一把抢过饭碗，什么都不说，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一次，我们“母子”俩的血脉在泪水中沟通了。
经过这件事，我的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我深知，余运通的两个孩子多年得不到母爱的温暖，加之社会上有一种对继母的偏见，孩子受其影响，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既然我们走到了一起，我就要改变这种现实，在今后的生活中用真情去感化孩子，用爱心抚平孩子心灵的创伤。
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余茂生哭了。一问才知，他打了我的两个孩子范萍和范勇，被爸爸余运通教训了一顿。我便对丈夫说，都是我们的孩子，打谁都心疼。然后，我又对范萍、范勇说：“哥哥姐姐没有了亲生妈妈，你们也没有了亲生父亲，都很可怜。以后你们就让着哥哥姐姐一点。”那年深秋，我想给老大老二丈量一下，每人做一件棉袄，没想到扯红了余茂生的小手，他也死活不愿意。我只好在他睡熟之后，用手量了大小，赶在天冷之前，让两个孩子穿上了新衣。
就是这样，我从血脉不通到血脉相通，把一个个孩子培养成材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余茂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在给家里来信中第一次称呼我“妈妈”，我激动得哭了。
3 因子施教
我教了几十年书，不仅尽量让孩子们生活得好，而且特别注重培养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儿子余茂生从小勤奋好学，常有奇思妙想。他上初三时，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刚打开门，一阵浓烈的尿臊味迎面扑来。惊愕之中我发现，原来是儿子正在炉子上煮小便，说是为了煮出尿素。见他有些慌乱，我忙说：“你煮，煮好了再拿下来。”儿子最终煮干了一罐小便，得到了一些白色粉末，他高兴地告诉我：“这就是尿素呀！”看见儿子如此高兴，我由衷地笑了。
我们的4个孩子各有特色，我善于挖掘他们不同的闪光点因子施教，使他们都能健康地成长。大女儿余柳珍很懂事，但性格内向、倔犟，我就经常和她谈心，使女儿感受到了母爱亲情，性格变得开朗了。大儿子余茂生思维敏捷，好奇心强，读初三那年为做化学实验，竟翻墙到工厂去偷硫酸，我肯定了他爱科学的精神后，对他偷东西的行为给予了严厉批评，也检讨了自己对几个孩子正当要求关爱不够的错误。小女儿范萍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优秀，我总叮嘱她：“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不断超越自己的人才能进步。”小儿子范勇，接受能力强，但学习爱患冷热病，中考预考时考“砸”了，我就逗趣地说：“我的儿子一定是像拳击运动员一样，手缩得越紧，出击得越猛，考时才见真功夫，是吗？”一句话逗得儿子笑了，压力变成了动力。
我做了几年继母，余运通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叫我一声“妈”。1990年6月，余柳珍参加工作第一次到单位，是我送她去报到的。单位又送余柳珍到武汉去培训，她从武汉回家时，给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份礼物，包括我及异姓弟妹，还有我的养母。那一天，她高高兴兴地叫了我一声“妈”。4年付出得来这一声呼喊，我答应时，声音打颤。
1992年，余茂生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从学校写回的第一封家信中，就称我为“妈”。心结一开，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变得更和睦了，两对异姓儿女已变得亲密无间。
如今4个孩子中，有3个是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余茂生1992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范萍1998年就读武汉大学，最小的儿子范勇1999年考上清华大学。在3个孩子相继考上全国重点大学之后，当年因病而辍学的大女儿余柳珍，现虽已为人母，却没有放弃读书的机会，2000年参加全国成－年－人高考，被武汉工业学院录取到会计专业就读，进入大学深造。4个孩子终于替我圆了大学梦。
多少年来我付出的艰辛，孩子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减轻家庭负担，余茂生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继续考研的念头，现就职于深圳某知名软件公司；正在大学就读的范萍和范勇也分别向学校申请了8000元和10000元的低息助学贷款。他们不忍心再给并不富裕的家庭增添任何负担。
现在，我们家中有大女儿余柳珍添置的衣物，大儿子余茂生为祝贺弟弟范勇考上清华大学送的彩电。范勇每次从学校回家总是要在继父的光头上摸几下以表亲热，孩子们每次回家前总要先到定居武汉的大姐家吃足玩够了，再同大姐一起热热闹闹地回家。看到孩子们亲密无间快快乐乐，我的心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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