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固」；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上曰：「卿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其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簋朱紘山粢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卫灵公，史鰌知其及祸；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之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读《训俭示康》

「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历史上众多有识之士在生活上都十分注意自身的俭朴，也非常重视对后代的「俭朴」教育。这种身教言传之精神，成为后人正身教子的楷模。

北宋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二年进士，官至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著述宏丰，所主持编著的《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生活俭朴，为人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司马光一生，流传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据历史记载，司马光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书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还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

在生活方面，司马光节俭纯朴，「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但却「不敢服垢弊以矫俗于名」。他常常教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为了使儿子认识崇尚俭朴的重要，他以家书的体裁写了《训俭示康》。

他在文中说道，古人以俭约为美德，今人因为俭约而遭到讥笑，实在是要不得的。他又说，近几年来，风俗颓弊，讲排场，摆阔气，当差的走卒穿的衣服和士人差不多，下地的农夫也脚上穿着丝鞋。为了酬宾会友「常数日营聚」，大操大办。他对这种奢靡的风俗感到痛心，为此而慨叹道：「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随后,司马光赞扬了宋真宗、仁宗时的李沆、鲁宗道和张文节等官员的俭约作风,并援引张文节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告诫儿子这句至理名言是「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接着，他又援引春秋时鲁国大夫御孙说的话:「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接着，他对道德和俭约的关系作了辩证而详尽的解释。他说：「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反之，「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

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奢侈的祸害，常常详细列举史事以为借鉴。他对儿子说过：西晋时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祟「以奢糜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准生活豪侈冠于一时，「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

《训俭示康》这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真切动人。司马康读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此后，他一生始终把父亲的这篇家训，当作做人的镜子，用来鞭策自己。

一个人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他事业的成功与失败。由于司马光教子有方，儿子司马康从小就懂得了俭朴的重要性，并以俭朴自律。他历任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以博古通今、为人廉洁和生活俭朴而称誉于世。

——摘自《杰出是培养出来的》 本文略加删改

宋　范仲淹

窦禹钧，范阳人，为左谏议大夫致仕。诸子进士登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冯道赠禹钧诗云：「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人多传诵。禹钧生五子，长曰仪，次曰俨、侃、偁、僖。仪至礼部尚书,俨礼部侍郎，皆为翰林学士；侃左补阙，偁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僖起居郎。

初，父禹钧家甚丰，年三十无子。夜梦亡祖亡父聚谓之曰：「汝早修行！缘汝无子，又寿算不永。」禹钧唯诺。

禹钧为人素长者。先，家有仆者，盗用过房廊钱二百千，仆虑事觉，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写券，系于臂上，云：「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自是远逃。禹钧见女子券，甚哀怜之，即时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养育此女，及事日，当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择良匹，得所归。后旧仆闻之归，感泣诉以前罪，禹钧不问。由是父子图禹钧像，日夕供养，晨兴祝寿。

公尝因元夕往延庆寺，烧香像前，忽于后殿阶侧拾得银二百两、金三十两,遂持归。明旦清晨，诣寺守候失物主。须臾，见一人泣涕至，公问所因，其人具以实告，曰：「父犯刑至大辟，遍恳至亲，贷得金银若干，将赎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复赎矣。」公验其实，遂与同归，以旧物还之，加以恻悯，复有赠赂。

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贫困者，有丧不能自举，公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丧。亲戚故旧孤遗，有女未能嫁者，公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旧相知与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则必择其子弟可委以财者，随多寡贷以金帛，俾之兴贩，自后由公而活族者数十家。以至四方贤士，赖公举火者不可胜数。

公每量岁之所入，除伏腊供给外，皆以济人之急。家惟素俭，器无金玉之饰，室无衣帛之妾。于宅南搆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来拜公之门，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礼。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丧三年，以报其遗德。

先是，公之亡祖亡父梦中告以无子及寿数不永。后十年，复梦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实无子分，又寿促，我尝告汝。今汝自数年以来，名挂天曹阴府，以汝有阴德，延算三纪，赐五子，各荣显，仍以福寿而终，死后当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讫，复祝禹钧曰：「阴阳之理，大抵不异。善恶之报,或发于见世,或报于来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无疑也。」禹钧愈积阴功。年八十二，沐浴别亲戚，谈笑而卒，五子八孙，皆贵显于朝廷。后之称教子者,必曰燕山窦十郎云。

某祖与窦公故人，祖尝录于书册，以示子孙为法。惜其不传天下，故录以示好善者，始见阴阳报应之理，使恶者知所戒焉。

参知政事范仲淹述

本文恭选自《四库全书荟要》之《范文正公别集》

宋代学者王应麟编写的蒙学教材《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教子成才的事迹，不仅在当时被人们景仰，而且传颂至今，家喻户晓。

窦燕山，本名窦禹钧，是五代时期人。他家住蓟州渔阳，也就是现在天津市的蓟县。过去，渔阳属古代的燕国，地处燕山一带，因此后人称他为窦燕山。

窦燕山生有五个儿子，在他的教育培养下，都考中进士，成为国家栋梁。长子窦仪，授翰林学士，任礼部尚书；次子窦俨，授翰林学士，任礼部侍郎；三子窦侃，任左补阙；四子窦偁，任左谏议大夫，官至参知政事；五子窦僖，任起居郎。窦家五子，被称为「窦氏五龙」。

窦燕山将五个儿子都培养成才，他的义风家法，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侍郎冯道赋诗一首称赞道：「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

窦燕山家庭如此美满，令人赞叹。但他年轻时并不明白道理，虽然家境富裕，他不懂得接济穷人，广行善事，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儿子。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忽然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禹钧，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今生的命运不好，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或许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

窦家有一个仆人，盗用了主人的钱。后来，这个仆人担心被人发觉后受罚，就写了一张债券，系在十二三岁的女儿胳膊上，债券上写着：「永卖此女，偿所负钱。」从此仆人远逃他乡。

窦燕山知道这件事之后，看到小女孩身上缚着的债券，心里很哀伤，很可怜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他马上焚毁债券，收养了仆人的女儿，并嘱咐妻子：「好好抚养这个女孩，等她长大了，给她找个好人家的子弟嫁过去。」女孩成年以后，窦燕山替她备了嫁妆，为她选了一位非常贤德的夫君。

那位仆人听到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就从外地回来，到窦燕山家里，哭着忏悔自己以前的过错。窦燕山不仅没追究往事，还劝他浪子回头，重新做人。仆人全家感恩不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于是，他们把窦燕山的画像挂在堂前，早晚供养，以表达知恩图报的心愿。

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晚上，窦燕山到延庆寺佛前进香，忽然在后殿的台阶旁边，拾到一个钱袋，里面装了二百两银子、三十两黄金，他想，这一定是别人遗失的。金银的数额很大，他不敢在寺内久留，赶快拿着钱袋回家了。

第二天清晨，窦燕山早早来到寺庙，在那里守候失主。不一会儿，见一个人远远地痛哭流涕而来。窦燕山问他为何痛哭，那个人实情相告：「父亲犯罪，将要被发配到荒僻的边疆充军，为了给父亲赎罪，我恳求哀告所有的亲戚，好不容易借来了钱，都装在一个袋里，须臾不敢离身。谁知，昨天晚上和一个朋友喝酒，喝醉以后头昏脑涨，不知怎么回事，钱袋竟然丢了。没有钱，我怎么给父亲赎罪啊，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说着，他悔恨交加，号啕大哭起来。

听他这么说，窦燕山知道此人就是失主，经过验证，钱数相符，窦燕山把他带回家，不仅把失物还给他，还安慰他不要着急，并且赠给他一些财物。那个人欢天喜地道谢而去。

窦燕山一生做了很多好事。例如，亲友中有丧事无钱买棺者，他出钱买棺葬殓；有家贫子女无法婚嫁者，他出资助其婚嫁。对于贫困得无法生活的人，他借钱给他们，使他们有做生意的资本，因此各地的穷人，由他帮助而得以维持生活的，不可胜数。

他为了要救苦济人，所以自己的生活很俭朴，丝毫不肯浪费，每年衡量一岁的收入，除了供给家庭的必要生活费用外，都作救苦济急之用。他还建立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聘品学兼优的老师，教育青年，对于无钱而有志求学的贫苦子弟，不管认不认识，只要来书院学习，他都代缴学费和生活费。就这样，窦燕山建的书院先后造就了很多品学兼优的人才。 

有一天，窦燕山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祖父和父亲对他说：「你多年以来，做了不少善事，上天因为你阴德很大，给你延寿三十六年，并且赐给你五个贵子，将来都很显达，能够光宗耀祖。你寿终之后，可以升天作真人。」说完，又嘱咐他：「因果报应的道理，确实不虚。行善造恶的报应，或见于现世，或报应在来世，或影响子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绝对没有疑问啊。」

从此以后，窦燕山更加努力地修身积德，后来果然生了五个儿子。他以身作则，治家非常严格，窦氏家规上说：「家庭之礼，俨如君臣；内外之礼，俨如宫禁。男不乱入，女不乱出；男务耕读，女勤织纺，和睦雍熙，孝顺满门。」严格的家教培养出孩子杰出的品德和才能，窦家五子都荣登了进士，被称为「五子登科」。从此以后，「五子登科」成为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殷殷期望。

后来，窦燕山官至谏议大夫，享寿八十二岁，临终前预知时至，他沐浴更衣，向亲友告别，谈笑而卒，令人羡慕。

窦燕山通过努力行善，不仅改变自己无子短寿的命运为「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而且使后代子孙昌盛显达，由此可见「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善恶祸福在一念之间，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宋朝的范文正公，曾将窦燕山的事迹记录下来，训示子孙，范公自己也身体力行，倡办义学，购置义田，因而后代非常昌盛发达。而范公为了使窦公的事迹流传天下，好善好德之人都能看到，特意详细记录，并嘱咐子孙广为传播，其拳拳爱人之心，跃然可见。

司马温公在家训中也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窦燕山教子有方的故事，蕴含着深远的哲理和人生智慧。祈望每一位贤明的父母，能由此体悟出家庭教育的真谛。

「宋」 苏轼

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余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录之。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参考译文：

天理是必然的吗？但贤德之人不一定能显贵，仁爱的人不一定能长寿；天理不是必然的吗？但仁爱的人必然有好的后代。这两项怎样得到折中调和的解释呢？春秋时楚国大夫申包胥说：「人多能胜过天理，但天理依然能胜过人。」世上议论天理的人，都不等天理成为定局，便去求证它，所以认为天理是茫茫难测的。善人因此而懈怠，恶人因此而放肆。盗跖的长寿，孔子、颜回的困厄，这都是天理还没形成定局啊。松柏生长在山林中，开始的时候，被蓬草围困，受牛羊摧残；到后来，能够四季常青，经历千年也不凋零，这就是天理已经形成定局了。善恶的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而这种定局早就存在了。我根据所见所闻和大家传闻的事迹来验证，说明天理的必然是非常明白的。

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必然有世代积德的大臣，他厚施恩德于百姓，而不求报偿。这样，他的子孙就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祐，在后汉、后周时就已经显贵，又先后在宋朝太祖、太宗两朝任职，他文武忠孝的德行具备，天下人都希望他能做宰相，然而王公终因个性正直不阿，不能被当时所容。他曾经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景德、祥符年间，担任真宗皇帝的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他享有福禄荣铭，共十八年。

假如把东西寄存在别人那里，明天再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拿不到。但晋国公修养自身的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数十年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这就好比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因此，我知道了天理果真是必然实现的。

我赶不上看到魏公，而见过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言敢谏，事仁宗皇帝，出入跟随皇帝，担任将帅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次使王氏兴盛吧！为何他们家的子孙有这么多贤能的人呢？有人拿晋公和唐朝的李栖筠相比，他们的雄才大略，刚直气概，确是不相上下；李栖筠的儿子吉甫，孙子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家也差不多。然而在忠恕仁厚上，却赶不上魏国公父子。由此可见，王家的福分正旺盛不衰呢！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和我交游，他勤于修德，又有文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为他做铭。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功业，跟槐树一样萌发兴盛。栽种的勤劳，在数代后必然有所成。他辅佐真宗，四方平定，回乡探家，槐荫满庭。我辈平凡的人，从早上等不及到晚上，只知利用时机去求利，哪有时间忧心自己的德行呢？只希望图个侥幸，不耕种便有收获。如果没有品德高尚的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在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参考资料：

《四库全书荟要》之【集部】——《苏文忠公全集》

《古文观止新译》三民书局出版

——读《三槐堂铭》有感

宋朝的大文学家苏轼，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三槐堂铭》，文中记述了三槐王氏祖先的事迹，正是一门忠义，百世流芳，历经千百年之后，他们忠厚仁恕的浩然正气依然令人神往。

王氏先祖王祐，是北宋大名府莘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王祐的祖父王言和父亲王彻，都担任后唐的官职，一生忠厚勤勉,廉洁奉公。王祐少年时性情豪迈,才气横溢，他的文章立意高远，文辞优美，被人们争相传诵。

步入仕途之后，王祐依然保持着真诚正直的本性。当时正处五代十国的乱世，军阀掌权、战乱纷起，朝代频繁更替，许多将帅背叛君主，拥兵自立。王祐曾不顾个人安危，力劝后晋元帅杜重威忠于朝廷，不要投降契丹，因此得罪了杜重威。遭到贬谪后，王祐仍然撰写文章，以忠孝因果警示世人。

宋朝建立后，王祐曾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等官职。当时有一位功臣符彦卿镇守大名府，因为受到贪婪狡黠的手下人蒙蔽，致使政务腐败散乱。宋太祖命令王祐前去代理大名府，调查符彦卿的情况，看他是否图谋不轨。当时如果符彦卿获罪，株连坐牢的将达一千多人。王祐仔细查明真相后，把事实禀告皇上，并且愿以自己全家老小一百多口的性命，来担保符彦卿无罪。他直言上疏给皇上:「过去五代十国的君主,大多因为猜忌大臣，滥杀无辜，所以在位时间很短，希望陛下引以为戒。」符彦卿因此免罪，许多无辜的生命得以保全。王祐在同僚有难时，不落井下石,而能仗义执言,舍己救人，世人都称赞他积下深福厚德，必将荫蔽子孙。

王祐很有才干，而又品行端正，不攀附权贵。他文武忠孝的德行,被天下人赞叹,许多人希望他能升任宰相。然而，王祐直道而行的个性，使得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忌惮他，想方设法排挤他，因此王祐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晚年的时候，王祐将「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他满怀信心地在庭院中种了三棵槐树，说：「我们家的后代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此树可以作为见证。」果然，他的预言成为现实，次子王旦在宋真宗时当了宰相，前后辅佐真宗十八年，当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被人称为「太平良相」。

王祐的三个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导和潜移默化之下，都不负父望，德才兼备，学业有成。长子王懿，曾任江西袁州知府，政绩颇佳。三子王旭，也是著名的清官，先后在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为官，都有卓越的政绩，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任上。

作为三槐王氏最杰出的代表，王旦在幼年时就沉稳静默，勤奋好学，成年以后更是胸襟博大，气宇非凡。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王旦考中进士之后，出任平江知县。他体察民情、关心民众，以道德教化百姓,把平江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的转运使赵昌言到了平江县境内，赞赏王旦的善政，并把女儿嫁给了他。

一般人认为，朝中有人好做官。历朝历代，利用裙带关系攀附求高官厚禄的人确实不少。但在王旦这里却是例外。后来，赵昌言作了参知政事，担任相当于副宰相的职务，王旦也已经官至同判吏部流内铨，负责官员的考课。翁婿成为直属上下级，王旦为了避嫌，主动提出来辞职，改在集贤殿做修改撰写的文字工作。王旦识大体、顾大局，甘于淡泊的度量，深受宋太宗的嘉许。

等到真宗的时候，王旦作了宰相，他始终坚持亲属子弟们避嫌，不在朝廷担任重要官职。他的三弟王旭很有才华,受到皇上的赞赏和群臣的推荐。自从王旦当宰相后,就避嫌在家，不再任职。真宗知道后，就把王旦叫来，说：「以前的朝代，兄弟一起在朝中做大官的很多，何况朝廷任人惟贤，怎么能因为您的缘故，使令弟怀才不用呢？」真宗想任命王旭做京城的推官，掌管司法，王旦一再推辞，真宗只好让王旭改任有职无权的南曹通判。

王旦有三个儿子，长子王雍、次子王冲都是品学兼优。但因为他们进入仕途时，父亲在朝中担任要职，为了避嫌，兄弟二人一直未能晋升，直到王旦去世时，王冲仍担任水部员外郎这样一个候补职务。唯有三子王素，从政时王旦已经去世，没受到避嫌的影响，仕途比较顺利。

王旦不仅对子弟严格要求，对其他亲属也从不利用权势为他们谋官。他的女婿苏耆通过了会试，参加皇上殿试的时候，真宗不知道苏耆和王旦的关系，问王旦此人可否入选，王旦不置可否，结果苏耆落选。另一个女婿韩亿很有才华,真宗想召来加官,王旦竭力推辞，韩亿被派往边远的蜀地任职。

王旦身为宰相，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任何事情都看得久远，不举亲眷,不谋私利,就杜绝了任人唯亲的流弊。正己才能正人，所以，王旦为相十八年，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但没有一个人敢为私利请求照顾的。王旦并非不爱才，经他举荐的人才很多。他常常表面上不说什么，但是私底下发现真正的人才，绝不放过，一定会推荐给皇上。因为他施恩不求回报，总是默默地这样做，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后来史官修订《真宗实录》时，看到王旦的奏章，才知道许多大臣，包括众多建功立业的栋梁之材，都是出自王旦的推荐。

作为当朝宰相，同时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王旦内修严谨，但又宽厚待人，对家人关怀爱护。王氏族人众多，但在王旦以身示范的引领下，个个友爱笃实，好学勤俭，使人们叹为观止。对于王旦要求他们避嫌居低位的安排，大家都欣然接受，而且从不以官宦子弟夸耀，更不作威作福，盛气凌人。

王旦一生的德行，可以说是「八德」具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据传记记载，他清正廉洁，除了皇上的赏赐之外，从未收过任何人的馈赠。家里的衣服被褥，家具炊器，都朴实无华。不仅自己简朴，他也谆谆善诱，教导子弟。有一次，一位出售玉带的商人上门推销，弟弟王旭觉得很好看，想购买一条。他拿着去请示王旦，王旦也不说什么，只是让他系在腰上，然后问他：「现在还好看吗？」王旭说：「系在自己腰上，怎么能看得见好看不好看？」王旦淡淡地说：「自己负载着重物，目的是让别人说好看，不是太劳神了吗？」王旭恍然大悟，赶紧把玉带还给了商人。

真宗见王旦的住所过于简陋，多次提出帮他建新宅，王旦都以「这是先辈的旧居，不忍拆除」为理由，多次推辞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置田宅，为什么不留些家产给子孙经营？他回答道：「儿孙当要自立自强，如果父母留下这些田宅财产给他们，无非就是要让他们造成不义之争而已。」王旦所重视的，不是钱财，而是优良家风的承传。他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为官者还要清清白白做官。王旦深信，「根深枝自茂，源远流自长」，他要求子孙后代每六十年修一次家谱，在家谱中要详细叙述先祖的德行和王氏仁恕忠厚的家风，以缅怀祖德，激励后人。

后来，为了更好地承传家风家训，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的时候，特意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此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

《易经》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在王旦的下一辈中，王家又出了王素、王质、王端三个进士，都是德才兼备，孙辈、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在整个宋朝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宋史》上专门立有传记者十一人。自宋以来，悠悠千百余年，虽然历尽人世沧桑，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秉持先祖忠恕仁厚的精神，牢记先祖的教诲，都能做到为民者勤劳生产，艰苦奋斗；为官者廉洁自持，秉公正直。

追溯先祖的德范，细思天地万物之至理，我们且反复吟咏其中的句子：「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三槐王氏家族，以及许许多多广积阴德、以圣贤之道德学问传家的古今世家，给予我们甚深的启示和教导。为人当以道德为根本，行孝行善，其福泽荫庇，方能长润后世。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是古圣先贤的殷殷训诫，历史已经无数次以惨痛的事实证明，我们不可不慎重省思，切勿懈怠放肆，殃及自身和后代子孙啊！

三槐堂上那苍劲挺拔的老槐树，根深叶茂，充满活力，已成为根植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力量。透过它的枝干，把正直、坚强、忠厚、智慧传递；透过它的叶脉，将忠诚、仁义、宽容、善良撒播。祖先将世世代代人生体验的精华，浓缩在一篇篇训诫中，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我们惟有秉承祖志，矢志不移，才能面对任何挑战，生生不息，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