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后来终于成就大业。

　　魏征起初追随李密（李密也曾经是个爱读书的孩子，牛角挂书，就是关于他的故事。）但是不被重用。后来，他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

    魏征受到唐太宗重用，开始展露才华。他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魏征回答说：“明昏就是听取各方意见，从中辨别是非；昏君，却只听一面之辞。以前，秦二世居住在深宫里，不见大臣，只听信宦官赵高，赵高指鹿为马，他也不知道是在蒙蔽他。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失守很多，皇帝自己却不知道。”

　　后来，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问道：“忠臣和良臣的区别是什么？”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太宗点头称是。

　　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聘妃。但是，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他说：“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应当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您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您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您现在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也有室家之欢。现在郑家的女儿，早已许配了陆家，陛下没有详细查问，就要把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非常内疚，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否认这件事，是害怕陛下以后打击报复他。这是很清楚的。没什么好奇怪的。”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停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答道：“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

　　贞观六年，群臣都请求太宗去泰山封禅。想要以此炫耀功德和国家富强，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觉得奇怪，问魏征：“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各国也会派使者来参加，边远地区的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难道不会产生轻视之心吗？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方来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又极其浪费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几个州区暴发了洪水，封禅之事也只好从此停止。

　　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看到之后大怒，对宰相们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劳役一个人，不收一分租赋，富人没有发财的机会，才符合他的心意。”皇帝想治皇甫德诽谤之罪。魏征谏言：“自古以来，给皇帝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皇帝的心。狂妄的人说的话，圣人选择善言而去遵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最后还强调说：“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然有时勉强包涵，但是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唐太宗觉得魏征说得入情入理，便转怒为喜，不但没有对皇甫德治罪，还把他升了官。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主持编写的《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都是魏征所撰，时称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虽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他还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拥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所遣探视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为魏征营构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地说：“人们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