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受教于母亲的故事
查理·卓别林，世界著名的幽默大师。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贫民区里，从小就深受父母离异的痛苦。幸运的是她有一位好母亲，她在为生活操劳的同时，还常常教育他如何做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幼小的卓别林，使他懂得：一个人的成功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母亲的早期教育，影响了卓别林的一生，后来卓别林回忆起母亲，说母亲是他的榜样，她的鞭策是他成功的动力。
卓别林于1889年4月16日晚上8时，出生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衡。此后不久，全家人就搬到了兰贝斯区圣乔治路的西广场。当时卓别林一家的家境相当宽裕，一家人住了三间设备很优良的屋子。卓别林的母亲每天晚上去剧院之前，总让卓别林和他哥哥雪尼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爱怜地给孩子们把被窝掖好，然后将孩子们嘱托给一个女仆。卓别林3岁半时，十分调皮，在他的那个小天地里，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比卓别林大4岁的雪尼会变戏法，他会把一块硬币吞下去，再从脖子后边取出来。卓别林不甘心示弱，也同样地把硬币吞了下去，害得母亲只好去请医生。
母亲每天夜里从戏院回到了家，照例要留一些好吃的东西在桌上——一块那不勒斯式蛋糕，或者几粒糖果——让卓别林和雪尼第二天早晨吃，但她要求孩子早晨别吵闹，因为她往往睡得很迟。
卓别林的母亲是杂剧场的喜剧演员，那时她年纪刚近30，显得娇小玲珑，白皙的面孔，青紫色的眼睛，淡棕色的长发一直垂到腰底下。卓别林和雪尼都崇拜母亲，虽然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但他们都觉得她美丽得像天仙一样。她常常很得意地把兄弟俩打扮得整整齐齐，星期日一块儿出去旅行，雪尼穿的是贵族伊登中学学生装和长裤，卓别林身上是一件蓝色天鹅绒上衣，配上一副蓝色手套。每逢这种时候，他们总是沿着肯宁顿路漫步，一路上出尽了风头。
卓别林记忆中的一次不平凡的大事是：一次跟母亲一起去水族游乐场看杂耍，看到了“她”，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熊熊烈火中伸出脑袋向人微笑，母亲把卓别林举到一个装满木屑的大桶口边，让他从里面摸一包意想不到的东西，结果包里是支吹不出声音来的糖口哨，还有一只玩具红宝石胸针。再有一次是去坎特伯雷杂剧场，卓别林坐在一张红丝绒椅子上，看母亲表演……
后来，天黑了，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顶上，母亲把卓别林裹在一条旅行毯里，车上还有她剧团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吹鼓手吹响了号角，合着马匹的得得蹄声和挽具的丁丁铃声，沿着肯宁顿路驶去，于是年幼的卓别林就沉浸在他们的欢乐和嬉笑声中。
后来，卓别林母亲的嗓子渐渐失润，她的喉咙本来就容易感染，她稍微受了点儿风寒就会患喉炎，一病就是几个星期，然而又必须继续演唱，于是她的声音就越来越差了。她对自己的嗓子已经没有把握。唱到半当中，它会变得沙哑，突然低得像是在轻声细语，于是听众就哄堂大笑，开始喧哗。为自己的嗓子提心吊胆，这就影响了她的健康，使她在精神上垮了下来。结果是，她剧团里的生意越来越少了，最后是完全没有生意了。
由于母亲的嗓子不好，卓别林5岁那年就第一次登上了舞台。母亲不愿意把儿子一个人留在那间分租的房子里，晚上常常带卓别林上戏院。那时候她正在奥尔德肖特的俱乐部里演唱，那实际上是一家肮脏的下等戏馆，招待的对象多数是士兵。那些士兵都是很粗野的，只要一不满意，就会跟你恶作剧。一般演员都把在奥尔德肖特的演出看作是恐怖的一周。
当时卓别林站在条幕后面，母亲的嗓子哑了，声音低得像是在悄声儿说活。听众开始嘲笑她，有的憋着嗓子唱歌，有的学猫儿怪叫。卓别林糊里糊涂，也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噪声越来越大，最后母亲不得不离开了舞台。她走到条幕后面，心里很懊恼，就跟舞台上管事的顶起嘴来，管事的以前曾看到卓别林当着母亲和朋友的面表演过，这时就建议卓别林代替母亲演下去。
记得就在那一片混乱中，母亲搀着卓别林走出去，向观众解释了几句，就把卓别林一个人留在舞台上了。于是，面对着灿烂夺目的脚灯和烟雾迷蒙中的人脸，卓别林唱起歌来，乐队试着合了一下他的调门，就开始替他伴奏。那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叫《杰克·琼斯》，歌词是：
一谈起杰克·琼斯，哪一个不知道？
你不是见过吗，他常常在市场上跑。
我可没意思找杰克的错儿，
只要呀，只要他仍旧像以前一样好。
可是，自从他有了金条，
这一来他可变坏了。
只瞧他怎样对待他的哥儿们，
就叫我心里十分地糟。
现在，星期天早晨他要读《电讯》，
可以前呀，他只翻一翻《明星报》。
自从杰克·琼斯有了那点儿钞票，
咳，他得意得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他刚唱到一半，钱就像雨点儿似的扔到台上来。卓别林立即停下，说他必须先拾起了钱，然后才可以接下去唱。这几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舞台管事的拿着一块手帕走过来，帮着他拾起了那些钱。而卓别林以为他是要自己收了去。心里这样想着，于是嘴里就向观众们说了出来，这一来他们就笑得更欢了，尤其是看到管事的拿着钱走过去，卓别林那样急巴巴地紧跟着他。直等到他把钱都交给了母亲，卓别林才重新回到台上，继续唱歌。卓别林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他向观众们谈话、舞蹈，还做了几个模仿动作，有一次是模仿母亲唱她一支爱尔兰进行曲。
母亲喜欢给卓别林讲宗教故事。有时，她会一直谈到天色已经昏暗，直至点灯时才停下来，然后又接着讲，比如耶稣怎样使病人相信，只要摸一摸他的衣裳，他们的病就会好。
她谈到那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仇恨妒忌，描绘耶稣如何被捕，如何在彼拉多巡抚面前显得那样安详和庄严，彼拉多一面洗着手一面说(她用演戏的神态念这句道白):“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她还讲，那人怎样剥了他的衣服，用鞭子抽他，把一顶荆棘编的王冠戴在他头上，戏弄他，啐他，说:“恭喜你，犹太人的王啊!”
这样说下去时，她不禁流下了泪。她讲到西门怎样帮着背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眼光中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她讲到那个悔罪的强盗，说他跟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上就刑时怎样请求赦免，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从十字架上向下面看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接着，在临死时的那一阵痛苦中，他叫喊道:“我的神呀，你为什么离弃我？”讲到这里，母子俩都哭了。
“你可以看出，”母亲说,“他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和我们大伙儿一样，他也会怀疑呀。”母亲的话使卓别林太感动了，他恨不得就在那天夜里死了去见耶稣。但是母亲对此并不表示热情。她说:“耶稣要你首先生活好，做好你在这个世界上应做的事情。”在奥克利街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母亲使卓别林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慈祥的光辉，只是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文学和戏剧才具有它们最伟大、最富有意义的主题，也就是关于爱情、怜悯与人性的主题。
卡尔·威特成才之道
卡尔·威特，是19世纪德国的一个著名的天才。他八九岁时就能自由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这六国语言，并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尤其擅长数学；9岁时他进入了哥廷根大学；年仅14岁就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6岁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23岁他发表《但丁的误解》一书，成为研究但丁的权威。卡尔·威特能取得这番惊人的成就，并不是由于他的天赋有多高超——恰恰相反，他出生后被认为是个有些痴呆的婴儿——而是全靠他父亲教育有方。卡尔的父亲把小卡尔长到14岁以前的教育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跨越三个世纪、畅销全球的教育经典——《卡尔·威特的教育》。
许多父母都赞成尽早开发幼儿的智力，可是，究竟应该如何开发呢？德国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卡尔·威特的父亲认为，语言是儿童智力的第一因子，是思维和接受知识的工具，开发智力应该首先从语言训练入手。
威特刚学会辨别事物的时候，父亲就伸出手指头给他看。开始，威特看不准，捉不到。后来捉到了，小威特非常高兴，抓住手指就放在嘴里吃起来。这时，父亲便用温和而又清晰的语调反复发出“手指，手指”的声音。接着，爸爸和妈妈又拿出其他东西给他看，并用同样语调重复着这些东西的名称。时过不久，威特就能清楚地发出这些名称的声音来。再大一点的时候，爸爸和妈妈就抱着他辨认一些实物，告诉他这些实物的名称，比如：饭桌上的餐具、身体的各部位、衣服的各部位、室内的器具和物品、房子的各处、院子里的花草等等。此后，父亲又教给他一些动词和形容词。每天不断，持之以恒。
威特刚刚能听懂说话，父母就天天给他讲故事。讲故事，既是对孩子进行语言训练的好形式，又是让小孩了解世界的好媒介。父亲讲完故事，常常要儿子复述。几年以后，刚刚五六岁的威特就能记住三万多个词汇了。平时在家里，父亲自己讲话力求发音准确，语言规范，精选词汇，杜绝方言土语。他认为让牙牙学语的孩子先学“妙呜”再说“猫”，既浪费时间，又浪费孩子的智力。在语言训练中，父亲不满足让威特停留在孩子式的表达方式上，而是注意由浅入深，让威特逐步了解使用复杂的措词。威特三岁半的时候，父亲便让他认字，他先买来几本小人书和画册，讲得津津有味时突然停住，说:“如果你能认字，这些书你就都明白了”，或者说:“这张画上的故事非常有趣，可爸爸没功夫给你讲。”书籍和画册，对威特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威特要认字的想法和心愿被激发起来了。这时，父亲才把标准印刷体铅字贴到小木板上，以游戏的形式教威特认字和组字，时间不长，威特便能认字读书了。
威特刚能用德语自由阅读，父亲就抓紧时机，立即教他外语。威特的父亲教外语有三个特点：一、重“练”不重“背”，他认为任何一个孩子都是用练习而不是用背诵掌握了本国语言的；二、让孩子用不同的语言读同一个故事，从而大大提高学习兴趣；三、在学习外语之前，注意打好本国语言知识的基础。在父亲的指导下，威特外语学习进步很快，1年学会法语，6个月学会意大利语，9个月学会拉丁语，3个月学会英语，6个月学会希腊语。8岁时，威特就已掌握了六国语言，并且能够阅读这些国家的文学作品了。
凭着卡尔·威特的聪明才智，加上父亲的精心培养，他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但是，他父亲十分忌讳这个“神童”的称号，坚持不准别人表扬自己的儿子。有一次，德国有一个叫H的督学官，想考一考小威特究竟“神”不“神”。威特父亲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事先约定:“不管考得怎样，决不要表扬我的儿子。”H先生是一位长于数学的学者，出了不少数学难题让小威特做，但小威特却相当轻松地很快解完了这些题目，并且演算正确。H先生见状，禁不住赞叹:“喔唷，超过我们学者哩!”威特父亲一听此言，立即纠正说:“哪里哪里，由于这半年儿子在学校里听数学课，所以还记得。”接着H先生又出了一道大数学家欧拉想了三天好不容易才做出来的难题，要小威特做。谁知，小威特只用了喝一杯茶的工夫就做出来了。H先生高兴地向威特父亲祝贺:“你的孩子胜过了欧拉!”威特父亲听了更加不高兴，严肃地说:“瞎鸟有时也能啄到豆，这是偶然的。”他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小仙子，所谓“神童”无非是某些人学知识较早一些、深一些罢了，如果陶醉在“神童”的称号上，不继续上进,“神童”便会不“神”。
老威特深信，在教育上与其填鸭式地给孩子灌输知识，不如开阔他们的眼界。为此，他注意利用一切机会来丰富威特的见识。看到建筑物，就告诉他，那叫什么，坐落在什么地方。看到古城之类，就告诉他过去这个城的名字，给他讲古城的历史。威特2岁以后，父亲不论走访亲友，还是上街购物，不论参加音乐会还是看戏剧，到哪儿都带着他；而且，只要有空，就带他去参观所有的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植物园、工厂、矿山、医院和保育院等等，以开阔他的眼界，增加他的见闻。
为了培养儿子细致的观察能力，每次参观归来，父亲就让儿子详细叙述见到过的一切，或者让他向母亲汇报。
小威特3岁以后，父亲就领他到各地周游。5岁时，几乎游遍了德国所有的大城市。在旅途中，游览名胜、寻找古迹、凭吊古战场……回到旅馆后，父亲就让儿子把看到的写在信上，邮给母亲和熟人。
老威特严格规定小威特的学习时间和游玩时间，培养他专心致志的学习精神。小威特6岁以后，就学习法语。开始时平均每天学习10分钟的功课。在这个时间里，他如果不全神贯注地学习，就要受到父亲的批评。如果这个时间里，母亲和女仆人来问事，父亲一概拒绝，并严肃地说:“威特正在学习，现在不行。”如果有客人来，父亲也不离开座位，而是吩咐:“请他稍候片刻。”父亲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儿子具有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此外，父亲还注意培养儿子雷厉风行的作风，不管学习或干其它事，都不许慢慢腾腾的。假如儿子磨磨蹭蹭地做了一件事，即使干得再好，父亲也不满意。在15分钟的学习时间里，父亲同样要求儿子敏捷、灵巧地进行学习。在父亲的培养下，小威特养成了办事敏捷利索的好习惯，使他一生中赢得了很多时间从事运动、休息和参加社交。
早期教育的结果是，1814年，卡尔·威特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才14岁。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用你的智慧去探索吧
—爱因斯坦所受的家庭教育
爱因斯坦，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879年，爱因斯坦诞生在德国西南部古老的小城乌尔姆一个经营化学药品的犹太商人家里。1882年，爱因斯坦来到这个世界已经3年了，却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天真活泼，爱说爱笑。他总喜欢静静地坐在客厅里，歪着脑袋认真地倾听从母亲的指间流淌出来的优美动人的音乐。母亲看着他那聚精会神的憨样，开心地笑了，说道:“瞧你一本正经的模样，简直就像一个教授！嗨，我的小宝贝，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爱因斯坦动了动嘴唇，没有回答母亲的问话，但他那对亮晶晶的眼睛却扑闪扑闪地不断眨动着，显示出快乐的光芒，他的内心已经体会到音乐的优美流畅，但他却说不出口。
爱因斯坦的父亲经常带爱因斯坦去郊游，小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种活动，那美丽动人的湖光山色，那耸入云霄的参天大树，那颂歌般的松涛，那金色的阳光，都使他沉醉；然而，他却不爱说话，不能用语言把这一切表达出来。而比他小的妹妹却像一只百灵鸟，一路上欢快地唱着、叫着。邻居家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玩游戏，小家伙们在一起尽情地唱呀、跳呀、叫呀，可这里面却没有爱因斯坦的身影。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玩搭积木，一玩就是老半天，然后默默地坐着，忘情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就这样，小爱因斯坦已经四五岁了还不大会说话，这时，父母有点儿着急了:“难道他是低能儿，是个傻子？”父母赶紧为他请来了医生，却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小爱因斯坦在常人眼里，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大会说，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让人觉得有些低能、傻气，大人们甚至怀疑他的智商是否有障碍。
但是，爱因斯坦的父母亲并没有因此就对儿子失去了信心，相反，通过对儿子的认真观察，他们深信爱因斯坦具有聪明才智。他们认为，儿子有可贵的好奇心，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并喜欢独自动脑筋思考问题，乐意个人动手做实验。
为了激发儿子的好奇心，父母给儿子买来玩具，他们觉得，玩具是引起孩子好奇心的最理想的东西。他们千方百计地满足儿子求知的欲望，鼓励他去探索神奇的奥秘和追求光辉的真理。有时候，父母亲看见儿子托着下巴认真地想问题，便启发他:“阿尔伯特，你想过没有，雨为什么会从天上掉下来，月亮为什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在爱因斯坦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爸爸送给他一件小玩具——罗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小爱因斯坦为此心花怒放，立刻爱不释手地摆弄起来。罗盘中间有一根指北针，尖端一头涂着红色，颤巍巍地抖动着，总是顽固而坚定不移地指向北方。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转动盘子，想偷偷改变指针的方向，但无论他怎样转来转去那根针就是不听指挥，红色的那端依然牢牢地指向北方。小爱因斯坦急了，猛的一转身子，从朝北转向朝南，心想:“这个指北针总该跟着我走了吧？”但是定睛一瞧，他不由大吃一惊：红色的一端依旧指着北方！“太奇怪了……”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地喃喃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想去向父亲询问，可灵机一动，他马上自己做出了解答:“对，这根针的旁边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着它，所以它能永远保持一个方向。”于是他翻来覆去地研究罗盘，想在指针周围找出那神秘的东西。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什么也没找到。这个童年之谜就此深深刻印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也许，爱因斯坦日后对电磁场的深入研究，其灵感就是源于童年时代那谜一样的小玩具罗盘。
为了给儿子的生活带来乐趣，在爱因斯坦6岁那年，母亲开始教他拉小提琴。起初拉的是一只玩具小提琴，他7岁生日那天，母亲送给他一只真正的小提琴。爱因斯坦迷上了音乐，他开始认真学习小提琴。14岁那年，他登台进行了表演，由于母亲的教育，小提琴变成了爱因斯坦漫长生活旅程中不可缺少的伙伴了。以后，每当工作疲倦的时候，他便拉起小提琴，小提琴奏出的优美音乐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使他内心保持着和谐与平静。
爱因斯坦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却十分贪玩。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爱因斯坦的母亲常常为此忧心忡忡，她再三告诫爱因斯坦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现在不学一些东西，长大了如何能出人头地呢？”爱因斯坦总是不以为然地回答说:“你瞧瞧我的伙伴们，他们不都和我一样吗？”
直到一年秋天的下午，父亲将正要去河边钓鱼的爱因斯坦拦住，说:“昨天我碰到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给你讲完了，你再去钓鱼，怎么样？”
爱因斯坦很不乐意地站住了。
父亲说:“昨天，我和咱们的邻居杰克大叔去清扫南边工厂的一个大烟囱。那烟囱只有踩着烟囱内的钢筋踏梯才能上去。你杰克大叔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们抓着扶手，一阶一阶地终于爬上去了。下来时，你杰克大叔依旧走在前面，我还是跟在他的后面。后来，钻出烟囱，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你杰克大叔的身上、脸上全部被烟囱里的烟灰蹭黑了，而我身上竟连一点烟囱灰也没有。”
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微笑着说:“我看见你杰克大叔的模样心想我肯定和他一样，脸脏得像个小丑，于是我就到附近的小河里去洗了又洗。而你杰克大叔呢，他看见我钻出烟囱时干干净净的，就以为他也和我一样干净呢，于是就只草草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样上街了。结果，街上的人都笑痛了肚子，还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疯子呢。”
爱因斯坦听罢，忍不住和父亲一起大笑起来。父亲笑罢，郑重地对爱因斯坦说:“其实，别人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会把自己照成天才的。”
爱因斯坦听了，顿时满脸愧色。
10岁那年，小爱因斯坦告别了小学，成了一名中学生。此时的德国军国主义思想如洪水猛兽般到处泛滥，到处横冲直撞。在学校里也不例外。那些老师像军人一样将希腊文、拉丁文一个劲儿地往学生头脑里塞，而学生的职责就是背、背，整天都是背。对这种学习方式，小爱因斯坦烦透了，有意无意间将自己的兴趣转移到了自学数学上，数学成了他中学时代最大的业余爱好。爱因斯坦的叔叔是一个工程师，对数学也很喜欢，有一次在纸上画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写了一些公式，并满脸神秘地对爱因斯坦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两千多年以前的人就会证明了，你也来试一试。”12岁的爱因斯坦此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几何，但他被这个定理迷住了，决心试一试。他一连几个星期苦苦思索，寻找着证明的方法，到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时，竟然被他证明出来了。他第一次体会到创造的快乐，他的创造才能萌动了。
爱因斯坦自幼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问题的好习惯。有一段时期，他对《大众物理科学丛书》这本通俗科学读物着了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时时翻阅。正是这本书，不但使爱因斯坦破除了宗教权威的迷信，而且引导他立下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宏图大志。在少年爱因斯坦的身边，还总是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那是为随时记下灵感的火花而用的。
爱因斯坦在数学王国里成绩卓著，而其他学科引不起小爱因斯坦的兴趣，成绩就很差，不少老师对他这种学习态度都很看不惯，并多次责备过他。一次，小爱因斯坦的父亲问学校里的教导主任，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从事什么职业。这位老师竟直言说道:“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你的儿子将是一事无成。”这位老师对小爱因斯坦的成见非常深，认为他是一块朽木，已再无雕刻的价值，竟勒令他退学。但是，爱因斯坦的父母却充分理解孩子，他们认为，不能勉强孩子只用一种方法去学习，那样会束缚孩子的思想。为了消除儿子的忧虑，每逢爱因斯坦被老师批评或被其他同学歧视时，爱因斯坦的母亲便教他拉小提琴。
爱因斯坦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以惊人的毅力，争分夺秒地学习着、探索着。终于在他26岁时，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
“每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想到父亲”
—毕加索的成长故事
毕加索（1881—1973），杰出的西班牙画家、艺术家。他于1881年10月25日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市。
1881年10月25日黄昏，马拉加市中心的马尔塞德广场和往常一样，聚集着三三两两的人群。一群群鸽子飞起又落下，引得市民和旅游者们纷纷赞美。忽然，一位医生急匆匆地从广场穿过，惊得正在觅食的鸽子“轰”地一声飞上天空。
医生是急着去接生的。显然这是个不愿意顺顺当当地来到人间的小生命。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孩子终于安全降生，发出了洪亮的哭声。这是当晚的11点15分。婴儿的父亲是一所艺术学校的美术教师，名叫唐·若塞·路易斯·柏拉斯哥，当年31岁；母亲叫多妮亚·玛丽亚·毕加索·瑜·洛佩兹，26岁。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孩子出生第三天，父母给儿子取了名字——巴柏罗·路易斯·毕加索。让儿子姓母姓是父亲的主意，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姓在西班牙太普通了，所以在孩子的姓中又加上了母亲的姓：毕加索。这就是响彻世界的画坛巨子毕加索名字的由来。
毕加索在母亲的辛勤抚育下幸福成长。母亲是犹太血统的意大利人，生于美丽的热那亚，后随其父母迁移到西班牙南部，一直居住在安达卢西亚山区。母亲不但供给他乳汁，也把自己的优点毫无保留地传给了他，例如，那炯炯发光的黑眼睛和始终充满活力、精神饱满的良好心态。
相反，父亲却像大多数艺术家那样，多愁善感，甚至还有点儿神经质。小的时候，毕加索觉得父亲挺怪的，似乎是个谜一样的人物。直到长大后，他才渐渐体会到父亲那威严目光后面的关怀和温暖，也开始崇拜父亲的尊严和才气。
如果说母亲传给了毕加索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那么，父亲则在潜移默化中传给了他艺术细胞。
毕加索在成为画家后，曾深情地说:“每当我画一个男人，我就想到父亲。对我来说，男人就意味着唐·若塞……”
父亲又高又瘦，端正的脸上有些稀稀拉拉的黄胡子。马拉加市民都很熟悉这位美术教师兼画家，亲切地把他称为“贝贝”。
父亲除担任马拉加市公立圣台尔摩美术学校的素描教师外，还兼任市立博物馆馆长。上课之余，他要在博物馆负责各种美术作品的陈列、保管、复制和修补等维护工作。步入中年的父亲虽然画技不凡，但已无心在这一领域中一争高低出风头了，他只想默默无闻地工作来养活一家人。
毕加索3岁那年(1884年)，西班牙发生了大地震，使这个在15—16世纪曾号称“海上强国”随后开始衰落的国家更加陷入了危机。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人画画。
毕加索在他刚会走路时就经常随父亲到博物馆去，在父亲工作的画室里一呆就是大半天。画室很大。在小毕加索眼里，它和家里的房间一样，惟一不同的是它太脏，到处都沾染着颜料。
毕加索从小就学会了与父亲一同体验创作的乐趣。他常常站在父亲的身后，惊奇地看着父亲用画笔将五颜六色的颜料涂抹到画布上，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毕加索的母亲回忆说，毕加索第一次学会发出的音节就是“匹兹”。他总是“匹兹”、“匹兹”地叫个不停。原来，在西班牙语中,“匹兹”(PIZ)即是LAPIZ——铅笔的缩音。父母惊叹他从小就与画笔结缘。而事实上，正是父亲手中的画笔，给毕加索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从而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当毕加索刚能走路时，便经常趁父亲不在，偷偷地抚摸父亲的画笔。
再大一点，他就不光玩画笔了，还要用它沾上颜料，抹在纸上、墙上、地上甚至自己身上，总之，在一切他认为方便的地方“画”上自己的得意之作，然后兴高采烈地等着大人的表扬……
自19世纪中叶起，马拉加市就已经成为在全西班牙仅次于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第三个美术中心。这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绘画学派。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位有着比利时血统的画家卡洛斯·德海斯。他是一位在西班牙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西班牙现代风景画的鼻祖，是第一个提出直接“从自然中来”的口号的人。唐·若塞的画风也深受卡洛斯·德海斯的影响。他以一种轻柔、含蓄的风格画出大自然的美，并严格遵循现实主义的方法表现森林、鸟、花草等等。
父亲的许多画作都是在毕加索的观摩下完成的，因此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已成为大画家的毕加索仍对父亲的作品记忆犹新。父亲特别喜欢画鸽子。他一生画过许多鸽子，然而其中给毕加索留下最深印象的，是父亲画的一幅巨大油画，上面是一个大鸽笼。每当回忆起这幅画，毕加索那黑黑的眼睛就闪耀着激动的光芒，可以不厌其烦地向周围的朋友们述说那个奇迹:“里面有成百成千成万的鸽子。那些鸽子都关在笼子里——那个巨大的笼子。”巨大的鸟笼和鸽子使年幼的毕加索产生了强烈的错觉(或者是幻想？)，并永久地留在了他的脑海中。因为，后来人们找到这个作品时发现，画面的鸽笼中实际只有9只鸽子。
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吧，毕加索从此喜欢上了鸽子，也更爱画鸽子。毕加索确实与鸽子有缘，后来由于画了那幅著名的《和平鸽》而扬名天下。鸽子也因此有了新的含义和象征。斗牛是西班牙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传统娱乐。自古以来，这里就世代流传着许多斗牛士光荣而悲壮的传说。对西班牙人来说，斗牛场意味着人生的缩影，也是人与动物智慧和勇敢的较量，让他们从中感受西班牙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培养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性格。小毕加索随着人们不停地呐喊、欢呼着。斗牛场的热烈情绪强烈地感染了毕加索。毕竟他的血管里也同样流着西班牙人的热血，也有一个英雄梦。
童年的毕加索极为惹人喜爱，一头淡红色的头发，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闪着聪明的光辉。他活泼、机灵、顽皮，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惟一令人不安的是，毕加索从小就不喜欢学校。对于小毕加索来说，最让他头疼的事就是学习了。家人过分的溺爱和娇惯使毕加索从小就养成了极强的个性。他生性好动，不愿受约束，对学校那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很不习惯，加上学校里环境不好，教室阴暗潮湿，气氛沉闷，简直把他憋坏了，哪里学得进去？父亲只好让他转学到全市最好的学校——私立圣拉斐洛学校。
学是上了，但每当父亲或教师检查毕加索的作业本时，总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作业，只有各种各样的画。在所有的科目中，毕加索最不喜欢数学。那些枯燥无味的数字和计算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折磨。对于这门需要认真、耐心的学问，毕加索算是服气了。
像他这样一个散漫惯了，根本坐不住的孩子，怎么能应付得了呢？所以他的卷子上总是一塌糊涂。
但是，他也不是始终讨厌这些符号。终于有一天，以他那独特的绘画眼光发现了符号中的奥秘。那“0”不就是眼睛吗？鼻子是“6”，还有嘴巴、耳朵、眉毛……都可以看成是数字：3、8、7、9、1……
虽然数学不行，但毕加索的绘画才能却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了。他还学会了用绘画表达自己的意志。有一次，还不太会说话的小毕加索用笔画了一个螺旋状的物体，表示他要吃一种西班牙小吃——油炸甜饼；还有一次，他信手画了一幅阿拉伯风格的图画，对父亲说这是一块甜蛋糕。
毕加索学习时坐不下来，但可以聚精会神地画上几个小时也不厌烦。他很善于观察，记忆力非常好，几十年后还能回忆起父亲原画的内容，并熟练地模仿着画出来。
父亲在毕加索学画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他发现儿子喜欢玩画笔时，不是简单地制止他，而是告诉儿子这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用途，然后任孩子自由摆弄自己的全套绘画工具，培养他的兴趣；小毕加索有了作画的冲动，自己开始画画后，父亲从不给他修改，也不挑毛病，任他发挥自己的观察和想像力。
唐·若塞的画技平平，创作不多，题材也有限，不是个出色的画家。但是，他在教育孩子上却非常成功。在他的悉心培养下，小毕加索的绘画能力飞速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奇幻的想像力。
毕加索也像所有孩子一样，学画是从模仿开始的，但他的模仿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8岁时，他创作了第一幅油画《马背上的斗牛士》。这幅画画面明快、清晰、协调，充分显示了毕加索的绘画天才。
1891年，毕加索的父亲被任命为拉科鲁尼亚省立美术学院的人物画和装饰画教授。全家随之搬迁。拉科鲁尼亚位于西班牙的另一端，是西班牙西北角上的一个小港口。在这里，10岁的毕加索进入了达古阿达工艺学校学习。这所学校与父亲任教的学校紧挨着。但是，毕加索除了绘画经常是“优”以外，其他成绩仍然不好。他越来越迷恋绘画，绘画水平也迅速提高。
少年时的毕加索，在绘画上就已经有所创新和突破，打破了传统的构图模式和绘画格局。他的画不像父亲那样拘谨呆板，显示了过人的创造力。例如，他在1893年创作的一幅画，画的是涂了黄色的粉红色小房子，户外的光线是明亮的白光，天空鲜明地浮着阴云。画面栩栩如生，色彩明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毕加索还有—部分反映老人、穷人的作品，画中流露出真情实感，表明毕加索从小就同情穷苦人民。毕加索在拉科鲁尼亚的创作是他美术生涯的真正开始。在这里，他的创作风格已见雏形，即创造性和现实性的高度结合。
崭露头角的毕加索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学习、创作。在父亲的支持下，毕加索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全国最有名的美术学府——马德里圣斐尔南多美术学院深造。
1900年，毕加索来到西欧的艺术中心——巴黎。到巴黎的第二年他就举办了个人画展。从此，毕加索进入了以他生性爱好的蓝色为主要色彩的“蓝色时期”。后来，他在巴黎定居，成为法国现代画派的主要代表。其作品不仅局限于绘画，还有为数极多的版画、雕刻、陶器等。直到92岁逝世，他始终没有停止过艺术创作。
家书抵万金
—尼赫鲁对子女的教育
尼赫鲁，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国大党领袖。印度独立后他任第一任总理，任职17年（1947—1964）。
英迪拉·甘地是尼赫鲁的独生女。尼赫鲁对英迪拉的钟爱自不待言。尽管领导反英斗争的任务十分艰巨，形势多变，并经常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但对女儿的关爱和教育始终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英迪拉早期所受的教育是非正统的。13岁时，父亲把她送到孟买附近普那城的一所私人学校。这所学校由年轻的瓦齐尔夫妇开办，其教学方法主要是自学和讨论，被称为“学生自己的学校”。此后，尼赫鲁又将女儿送到著名诗人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创办的一个独特的学术中心去学习，这里集中了许多天才的学者和艺术家。浓厚的学术氛围丰富了少女的见识，开阔了眼界。泰戈尔成为英迪拉灵感的源泉。
1937年，英迪拉20岁时，父亲将她送到英国留学。牛津的生活拓宽了她的视野。在那里，她与具有左翼激进观点的人建立了联系，并在梅农（一位杰出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后曾任外交部长）的指引下参与了伦敦的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两年后，英迪拉因病辍学，不久便回国。1942年英迪拉与弗罗兹·甘地在阿拉哈巴德结婚。新婚后不久，英迪拉即因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与父亲尼赫鲁同时被捕入狱。英迪拉于第二年出狱，而父亲这次则被关押了三年。
一、父女深情书信传
英迪拉作为独生女，不仅父母倍加疼爱，全家族都视为宝贝。虽然印度重男轻女的习俗比中国还根深蒂固，但爷爷老尼赫鲁十分钟爱她，他说:“这个女孩儿比一千个孙子还要宝贵。”如何教育女儿，使之健康成长，尼赫鲁可谓煞费苦心。除前述为其安排了特殊的学校教育外，父亲本人就是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好的老师。从英迪拉童年时代起，父女俩就开始通信。尼赫鲁长年在外为民族独立运动奔波，其间多次入狱，这都不能影响父女间的感情交流。
当英迪拉还是一个少女时，父亲就把她当作一位亲密的朋友来对待。英迪拉13岁生日之际，尼赫鲁正在狱中，他给女儿写了一封祝福的信。因为是祝福，少不了提出一些希望。但是他特别申明，这些期望决不是说教，不是施舍忠告。他说：
“你知道，亲爱的孩子，我是多么不喜欢说教，或施舍什么忠告……因此我决不能像布道般地说教。……如果我说出听起来像是忠言的话，不要像吞苦药一样接受它。想像着我给你提出建议，让你思考，就像我们真正在谈话一样。”
英迪拉16岁时，不知何故，在一封致父亲的信中写了许多自责的话，她写道:“我常常做不该做的事，说不该说的话。有时惹你生气了。当然是我的错———你能原谅并忘掉吗？”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些话反映了孩子长大懂事了，应予表扬，但是尼赫鲁在回信中这样写道：
“但你为什么突然为一些我并不知道的事而道歉？‘原谅并忘掉’———原谅什么忘掉什么？朋友之间不存在原谅和忘掉的问题，我希望你和我成为朋友，虽然同时你碰巧又是可爱的女儿。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
书信往来是父女俩相互理解、沟通心灵的主要渠道之一。无论何时何地，父女俩书信交往从不间断，信中无所不谈，相互汇报，无拘无束，坦陈心曲。在尼赫鲁看来，信如其人，信反映着人格，是“真正自我的活影子”。
教育者不要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被教育者，这决不是放弃教育者的责任，让孩子自由地成长和发展也决不是放任自流。教育者的职责是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二、“考试只是人生的一种修炼”
和所有的父母一样，尼赫鲁也十分关心女儿的学习，不时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向女儿提出建议。
他曾在一封信中鼓励女儿要认真地多获取一些科学知识，他说:“物理和化学是很吸引人的科目——所有的科学都是如此。学得越多越受吸引。现代世界里复杂的机器、铁路、飞机、无线电报和成千上万种事物都产生于科学。因此，一定要懂一些科学。”但是，尼赫鲁认为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具有科学意识。他说:“科学的重要性在于教给我们实验的方法，锻炼我们的大脑，以便能把这个方法用于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如果很多人得到科学的训练，那么这个世界上的非理性、野蛮和矛盾就会大大减少。”
尼赫鲁在多封信中与女儿谈到学习语言的重要性，鼓励她学好本国的语言，学好外国的语言，有了好的语言基础，终身受用不尽。他特别强调:“学语言越年轻越容易。”“学语言也是必要的。但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棘手了。你会发现现在学习一种新语言比五年以后容易得多。随着年龄增大，学习语言的能力大大下降。黄金时间是幼儿时期。”
有一次，尼赫鲁甚至鼓励女儿努力做个语言学家，他说:“由于你有明显的语言倾向性，就应该发展它，掌握语言。印度缺乏语言学家，我们需要语言学家。”他向女儿坦陈:“语言不好是我秘密的痛苦之一。”“我不是语言学家，因而相当羡慕那些成为语言学家的人。”
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英迪拉在学校里也怕考试，时常在信中向父亲叙述考试中的忧和喜。尼赫鲁总是劝她：对考试要“处之坦然，不要担心”,“平静地对待，肯定会考好”。
考试本来是促进学习的手段，但往往被学生当作学习的目的。要一个孩子自觉地淡化对考试成绩的追求，无疑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有一次尼赫鲁从考试的话题引申开来，告诫女儿：学校里的考试固然重要，但还有更多的生活中的考试在等待着你。并以自己切身体会告诉女儿如何应对生活中的考试是更重要的。他写道：
“我给自己选择的工作信条是决不守在安乐窝里。我总是不得不面对新的状况，常常感到自己重复不断地应付着生活抛掷过来的各种考试。它们来得突然，没有既定的课程，根本无从准备对于我，生活已变成无休止的考验。我有时成功了，有时不那么成功。但奇怪的是，这种成功或失败的最终和真正的审判官是自己。……表面的现象并不重要，不得不面对生活考验的人慎于表达，因为他们不希望出卖自己。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所有教育和训练教导我们应该如何谨慎。我们应该藐视那些随波逐流、游来荡去和控制不住自己的懦夫。”
考试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与其说是一个个具体的成绩，不如说更重要的是给我们积累拼搏的体验，以便成功地应对生活中无休止的挑战和考验。如果从这样更广阔的视野对待大大小小的考试也许就不会感到考试是负担，而是一种人生的修炼。
尼赫鲁不仅关心孩子书本知识的学习，也关心孩子更广博的社会知识的学习。在他看来，旅游就是学习社会的大课堂。在一封信中，尼赫鲁详细地向女儿叙述自己年轻时的漫游经历。他说，通过漫游可以重温历史。“伟大的沙漠之路将磨练我们的意志，考验我们的力量。劳顿之时，可以歇息绿洲，体味清洁的泉水带来的欢乐。”“旅游是所有锻炼之中的最好的锻炼，让我们欣赏到我们曾认为平凡得不足为虑的很多事物。”看来这位印度政治家也认为不仅要“读万卷书”，还应该“行万里路”。
三、“书是我们亲爱的伙伴”
关于读书的话题是尼赫鲁父女通信的长年话题。英迪拉自小就经常向父亲汇报读书情况和读书心得，尼赫鲁也经常指导女儿该如何读书，介绍书目，在培养女儿继承他的读书爱好方面真可谓不遗余力。
尼赫鲁家中有浓厚的爱书氛围，这对女儿的熏陶作用无疑是很大的。有一次尼赫鲁在信中兴趣盎然地向女儿介绍自己的书房。他写道：
“我正坐在年年岁岁被书包围着的图书室的桌边给你写信。我爱书的陪伴，即使是没有时间阅读。它们一排一排地站在那里，里边装满了须仰视才能看见的数千年的智慧，在这个变化而疯狂的世界里静谧而无碍，默默地俯视芸芸众生。即使离开一会儿，我也会想念它们，挂念它们。”
尼赫鲁不厌其烦地向女儿讲述自己的读书体会，读了好书其乐无穷，他说“书是我亲爱的伙伴”。在一封信中尼赫鲁是这样抒发自己的感受的：
“好的作品有神奇的魅力，读来使人净化、舒畅。一旦与书交上朋友，这种魔力就会慢慢向我们走来，而且当我们感觉到它时，就找到了通向书籍这片神奇土地的钥匙。它们决不会辜负我们。这些朋友不会衰老，不会变化，书是我亲爱的伙伴，特别是在监狱里，我从书中得到的愉快比从其他任何东西之中都多。”
作为学生当然首先要读好课内的书，但是尼赫鲁更看重培养女儿读课外书的兴趣，他认为读什么书应由个人的兴趣而定。读书是不能强迫的。为考试而读书是引导人讨厌读书的最好办法。再好的书只要是为了应付考试才去读它，那就一定会索然寡味。他写道：
“读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其普遍兴趣和特殊兴趣。欣赏一本书不能像执行任务一样带有强迫性。这是讨厌书的最肯定的开始，并且会发展成为对所有阅读的偏见。我们的考试和教科书常常形成这个结果。”
尼赫鲁经常给女儿推荐书目，但决不规定什么必读。选什么书读完全由女儿自己决定，随着年龄、学历、环境、感情的变化而变化。但尼赫鲁反复告诉女儿：读书不能猎奇，要找最好的书读。不要读新书，要读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我们爱读书，但决不是“书籍拜物教”，不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书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说到底在爱书的背后是热爱生活，是理想信念的驱使，是苦苦的精神追求迫使我们到书中去寻找精神资源，汲取精神营养。在一封讨论读书的信中，尼赫鲁直抒对读书意义的看法。他写道：
“人为什么要读书？得到教益，得到娱乐，锻炼自己的头脑，等等，等等。当然这一切还不完全。重要的是从千百个角度去理解生活，学着怎样生活。个人的经验是如此的狭隘和有限，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这个老本，也会变得狭隘和有限。但是书籍给我们的是其他无数人的经验和思想，而这些人也常常是同代人中最睿智的，他们使我们脱离狭隘的窠臼。”
读书能使我们扩大视野，使我们看到生活的本来面目,“不被微不足道的而且常常是飘忽即逝的爱和恨所迷惑”。“扩展这种宽阔的视野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到生活全貌，以便更好地生活。”它“对于保证我们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在狂风暴雨来临时稳如泰山至关重要”。
四、“成功的诀窍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与别人合作”
英迪拉15岁时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突然变得非常孤僻，落落寡欢，多愁善感。尼赫鲁当时身在巴雷利监狱，从夫人探监时知道这个情况后及时地给女儿写了劝慰的信。他说：
“我们每个人都无权颓丧，或过多忧虑，你更是如此。有时候你会感到孤独——我们都是这样——但我们不得不微笑着面对人生。当一切都很顺利时，微笑很容易。但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呢？因此，亲爱的，你决不能做错事。”
尼赫鲁认为，无论在学校中，还是在家中，有两种孩子不仅进步很慢，而且招惹是非。一种是被溺爱宠坏的孩子，一种是被忽视的孩子。这些孩子被称为“问题儿童”，他们的成长受到扭曲，因为看不到自己的错误而去怨恨别人。他说，正确的教育应该使人“身心健康，乐于接触他人，并且总是努力与别人合作，做自己的一份工作，而不是希望他人去做”。
尼赫鲁很担心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宠坏了的孩子，因此多次有意识地鼓励女儿去从事公益服务，从中得到锤炼，使她的性格坚强起来。尼赫鲁说：这是为了“把你从总是为自己打算，而鲜为他人考虑的被溺坏的环境里拯救出来”。
尼赫鲁特别看重培养善待他人、善解人意、善于与人合作的精神。他对女儿说:“不论什么事情，成功的诀窍是在进行的过程中与别人合作。”他又说:“……什么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不论遇到多大的风浪，不要头脑发热，不要烦躁，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努力与他们合作。”
如果与别人发生意见分歧，怎么办？他告诫女儿，要勇敢地面对矛盾，倾听不同的声音，消除误会，求同存异，化解分歧。他说:“郁郁寡欢，暗中滋长不满是软弱和愚笨的表现，最缺乏做人的品格的。与人讨论，言无不尽，尽量理解另一方的观点，并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对方。这样就会消除错误概念，愤怒就会烟消云散，即使我们可能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我们如果接受另一方的好意见，双方为同一目标而努力，携手共进，通常是可能的，尽管还存在分歧。”
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善斗的人，而是善于谈判、善于妥协的人。真正的胜利不是吃掉对方，而是求同存异、争取双赢。尼赫鲁反复告诫女儿要培养与人合作的精神，其中不仅有他自己对生活经历的体验，也蕴含着他对印度文化传统的认同。
教女学做人，尼赫鲁当然不会忘记教育女儿树立正确的政治信念。尼赫鲁父子都是民族主义斗士，终生为印度的民族独立和发展而奋斗。但是尼赫鲁在给女儿的信中没有一封是长篇大论地谈论爱国主义的话题，只是在少数几处偶尔涉及，并未深论。他曾写道:“做勇敢的战士，为印度服务”。尼赫鲁并没有把爱国、爱国整天挂在嘴边，因为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家庭的氛围是最好的教育。尼赫鲁父子都是国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放弃律师职业从事政治斗争，做的就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常常为此被捕坐牢。英迪拉从小就习惯了探监。还有几次家产被抄，生活无着落。英迪拉15岁时就见到甘地绝食的情景，为他担心，被他感动。她在亲眼目睹甘地绝食七天的情景后写道:“我想，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真令人不可思议。直到如今，我一直认为巴甫（英迪拉对甘地的亲热的称呼———笔者注）是伟大的人，但我没有想到他能做这一切。因此这次绝食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给我上了重要一课。”长年的耳闻目睹，使英迪拉的民族使命感早就扎根在心头，从青年时代起投身民族解放事业，25岁的英迪拉在新婚后不久也被投入监狱。爱国、爱民族、爱人民，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每一个正直的人的自然感情。对每一个立志做一番事业的青年来说，根本不存在要不要爱国的问题，而是怎样将自己炽热的爱国情怀纳入科学理性的轨道，做一个头脑清醒的爱国者，为民族振兴做一些切切实实的工作。
为人父母无不关爱子女，期望他们健康成长，出类拔萃，即使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不为过。尼赫鲁也不例外，他对女儿的深情厚爱促使他从孩子刚懂事起就不断地与女儿通信，公务再忙、身不自由也没有忘记给女儿写信。他在信中无所不谈，洋溢着满腔热情，捧出的是一颗滚烫的心。父亲是女儿的心灵钥匙，女儿是父亲的精神支柱。
信仰是支撑生命前行的动力
—戴尔·卡耐基所受的家庭教育
戴尔·卡耐基，美国著名的成功学家。他的著作及其读众构建了卡耐基成功帝国的神话，《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语言的突破》等几部著作，在全世界都非常畅销。世界传媒大王默多克说:“戴尔·卡耐基的这些原则如魔术般令人震惊，它改变了几亿人的生活。”
1888年11月24日，戴尔·卡耐基诞生于密苏里州玛丽维尔附近的小市镇。他的父亲詹姆斯·卡耐基是一个小农场主，母亲伊丽莎白是一位信仰基督的乡下教师，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坚强并富有同情心。她相信所有的困境都是暂时的，因为上帝不会放弃任何对生命怀有敬畏的人。
母亲的信念影响了卡耐基的一生。
幼年的戴尔与他的同龄小男孩相比，显得特别淘气。小时候，他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由于营养不良，小卡耐基非常瘦小，头发也不是白种人那类美丽的金色，而是淡黄中略显灰褐，加上一对与头部不很相称的大耳朵，显得平庸和猥琐。也许正因为如此，幼时的戴尔常常郁郁寡欢。
母亲伊丽莎白对戴尔寄予厚望，鼓励他读书，但她只希望他将来做一名传教士，或做一名教员。
距卡耐基家的农场一里之处，有一所仅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校名叫玫瑰园。小卡耐基就在这里读小学。
有一个冬天，戴尔把一只死了的兔子带进玫瑰园。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只兔子放进一个圆形铝桶，然后又不声不响地把这只桶放置在教室后面的火炉上。
恰巧当天老师讲授的是修辞学，女老师叫史密斯太太。她讲道，特殊而生动的语言修辞可以使人们从文字中看到形状，听出声音，闻出味道。
话音刚落，一股肉香弥漫了整个教室。
史密斯太太诧异地四处张望，却不知味道来自何处。
忽然戴尔站了起来，说道:“老师，我知道这股香味从哪里来。”
“是吗，戴尔，快告诉我，这气味浓得让人难受。”史密斯太太紧捂着鼻孔，一副十分难受的样子。
“在我们这本书的第51页上，那上面写道：卖火柴的小女孩梦想到了烤鹅。”
“什么？什么？你住嘴！你这个捣蛋鬼！你，你——”史密斯太太气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戴尔的恶作剧后来被他母亲知道了。本来母亲一直认为戴尔是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忧郁而不自信的孩子，但通过这件事她看到戴尔其实有一种别人不易觉察的灵性和气质，这种灵性和气质可以使他变得坚强和自信。
她对戴尔说:“孩子，你在课堂搞恶作剧是不对的。你必须向老师道歉。但是，你要记住，一个人重要的是在任何困境中都要相信自己是出色的。”
戴尔睁着大大的眼睛，然后一本正经地点点头。
第二天他向老师道了歉，老师原谅了他。他发现自己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过。
戴尔的自卑多少受到他父亲悲观思想的影响。而他父亲的悲观来自灾难对家庭的沉重打击。
1898年夏季，暴风雨席卷密苏里平原，泛滥的洪水使城边的河水上涨。瘦弱的小戴尔穿着布满补丁的破烂衣服，站在农舍外围略高之处，可怜兮兮地看着棕色的河水汹涌而来，漫过河堤，席卷农田。
农田被淹，丰收的希望破灭了，父亲一脸沮丧，到处借债以度过饥荒。而每当父亲灰心丧气的时候，母亲总是鼓励他振作起来，因为她相信，只要不消沉，每个人都会时来运转。
许多年后，戴尔·卡耐基对这些经历仍记忆犹新。他后来回忆说，洪水过去后，他操持家务的母亲即使在失望之中还是坚定地唱着圣歌，母亲是一个坚定的基督教徒。而父亲詹姆斯沮丧的愁容也逐渐换成一副顽强与不屈的样子。这些情景在卡耐基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根，使得他以后能一次又一次坚强地面对挫折与失败。
真是祸不单行，丰收在望的作物淹没于洪水，养肥的肉牛也只能获得微薄的利润，而一只只猪又因霍乱而死亡。
这种种的不幸对戴尔一家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它使人不得不怀疑，难道一家人的努力就此破灭，那是上苍的诅咒吗？
戴尔的母亲伊丽莎白尽管坚强，但在经历了这一连串自然灾祸之后，她也变得胆小怕事起来，她主要是担心脆弱的丈夫会崩溃。
戴尔后来在他的《摆脱忧郁》中写道:“我常听见母亲忆起，每当父亲去谷仓喂马及乳牛，没有在她预计的时间归来时，她总要赶去谷仓看看，她时常害怕会突然发现他的身体倒吊在绳端晃来晃去。”
也是在这一年，戴尔还遇到一件事。有一天，戴尔和他的三个伙伴莫得·伊文思、莫得的弟弟盖·罗伊及格兰又聚在了他家田园附近的那间破木屋。
戴尔他们约定，谁从窗户上向下跳的次数最多，其他人就得听命于他。戴尔跳下的次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伙伴，只见他双手抓着窗棂，脚踩在窗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着其他伙伴嚷道:“使劲呀！”
他又跳向地面，但这次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吵大叫，他觉得左手食指一阵剧痛，接着整个左手都麻木了。原来，戴尔左手食指上的戒指被窗棂上的一枚铁钉钩住了，他跳落地面时，食指已被扯裂开来，鲜血迅速从伤口涌出，连左边的衣袖也被浸渍得一片鲜红。由于及时止血，伤口并没有感染，但戴尔的左手却从此少了一根食指。
自从那次大暴雨过后，又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父亲詹姆斯·卡耐基患了精神崩溃症，当时才４７岁，显然，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倒了这个倔强的农场主。由于债台高筑，詹姆斯的沮丧和忧郁与日俱增；为了改变命运，他又长年累月地辛苦劳作。由此导致詹姆斯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停止进食，变得极为憔悴。当医生告诉卡耐基太太她丈夫詹姆斯的寿命将不会超过六个月的时候，站在一旁的戴尔·卡耐基还不足１０岁。
戴尔呆呆地看着母亲，他看到母亲的眼中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闪动，终于，两行眼泪顺着她的面颊滚了下来。
戴尔鼻子开始发酸，把头扭了过去。一会儿，他听到母亲唱起了圣歌。
幸运的是，父亲活了下来。
1900年，戴尔12岁时，卡耐基一家迁移到距曼哈尼教堂一英里处的莫瑞农场，但窘迫的生活处境并没有为之丝毫改变。
在偏僻狭窄的农村生活久了的小戴尔，最害怕每月一次或两次与父亲一起乘运木头的货车进玛丽维尔，因为城市里的许多新奇东西使他感到眼花缭乱和不可思议。
有一次，詹姆斯·卡耐基负责运送一车肥肉给圣约瑟市的屠夫，小戴尔有机会随父亲去圣约瑟。
圣约瑟市有６万多人，比戴尔以前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大十几倍，是他中学前去过的最大的城市。当戴尔看到六层楼的建筑时，担心地问父亲：
“天哪！住在这么高的楼房上，摔下来可怎么办？”
父亲听后哈哈大笑，说:“傻瓜，怎么会呢？”
父亲笑过之后，心头又是一阵酸楚：我们真是委屈孩子了。于是父亲完成工作后，又带着戴尔欣赏了一阵街景，才搭乘火车回密苏里的家乡。
有一次，父亲送完货后竟给了戴尔10美分，让他自由自在地随意花销。这对当时的戴尔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真的吗？这些钱真让我支配？”
“是的，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跟我一样困窘。这是你的母亲所希望的事。”
戴尔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钱，飞跑出去。一阵欣喜过后，戴尔开始犯愁了：我怎么花掉它们呢？买一盒巧克力？买一件小玩具？买一件衣服？哈，衣服显然是买不起的。他看了看身上的衣服，突然变得忧郁起来——他什么都不想买了——他不愿意走进商店，因为那里的镜子会照出他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他会为此而感到羞愧。
戴尔曾经过早地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他总觉得自己犯有多种罪行而且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更害怕死后会进地狱。
有一次，已经13岁的戴尔从学校回家时，突然发现密苏里上空火光四射，雷声隆隆。戴尔被这景象吓懵了，脸色苍白地跑回家中，一下子扑进母亲的怀里。
“妈妈，快救我，我要死啦！”
母亲被弄得莫名其妙，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惊惶起来。
但戴尔这时却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瞪大双眼，捂着耳朵，只管一个劲儿往母亲怀里躲。
“怎么啦？孩子，怎么啦，太太？”父亲詹姆斯推门而入，他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见到家人在这个时间哭哭啼啼，便预感到当年的农作物又将被洪水卷走。
费了好一番功夫，卡耐基和他的太太才明白自己的孩子是被雷电吓坏了。
因为贫穷和生理的某些缺陷，少年戴尔比其他孩子更多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忧郁。
其实，在戴尔的一生中，忧郁和自信有时是结伴而行的。但是戴尔最后战胜了忧郁。
戴尔13岁时，一个叫尼克拉斯·梭得的教师住进卡耐基家。戴尔从这位外来人身上了解了不少东西，视野大为开阔，也增加了不少的自信。
有一天，小戴尔放学回家，经过梭得先生的房间时，被一阵“嗒嗒嗒”的声音吸引了。他蹑手蹑脚地走向房间，看到梭得先生在敲打一个键盘，而桌上的一个屏幕竟显示出与课本上一样工整的字来。梭得先生告诉戴尔，这是一台打字机，可以写文章。
戴尔感到太神奇了，他对梭得先生说:“先生，你能不能送给我一部这样的东西？”
小戴尔强烈的求知欲望博得了梭得先生的喜爱。工作闲暇的时候，他便给戴尔讲一些新鲜的东西。
戴尔·卡耐基后来回忆说,“我永远记得这位高瘦的大胡子教师，当时我觉得他的脑子里装满了新东西，他开辟了我生活领域的新天地，也启迪了我的智慧。我至今记得，‘直觉’和‘心理学’这两个名词就是他教给我的，当然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
可惜梭得先生在卡耐基家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他搬出去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戴尔总希望有一天那位大胡子、戴宽边眼镜的先生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在他进入瓦伦斯堡师范学院前，他一直怀着这一梦幻般的期望。
然而戴尔的自信却常常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在校园里，戴尔那对又宽又大的耳朵经常是同学们嘲弄的对象，左手少一根食指也成了别人冷嘲热讽和揶揄的缘由。戴尔为此烦恼不已，经常一人暗自悲伤流泪。
有一次，班上一个叫山姆·怀特的大男孩与戴尔·卡耐基发生了矛盾。怀特极不友善地恐吓戴尔:“总有一天，我要剪掉你那对讨厌的大耳朵。”
戴尔信以为真，为此事而连续几日不能入眠。母亲知道孩子的恐惧，对他说:“戴尔，你想想，这可能吗？你的同学打打闹闹的有的是，可你看到过谁的耳朵被人剪掉过？”
听了母亲的话，戴尔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然而随着青春期的来临，戴尔又没有逃过另一种忧郁。
那时的戴尔非常渴望能和女孩子交往，然而他在与女孩子交往及交谈时又显得异常局促不安，他为自己缺乏吸引力的外表而伤心恼火。因此，他总担心自己以后在结婚典礼上怎么办。
对当时的忧郁，戴尔·卡耐基回忆说:“我想像着我们在某个乡村教堂举行婚礼，然后搭乘车顶缀有饰品的四轮马车返回农场。我无法想像我在返回农场的途中该说什么，我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谈话得以继续下去。”
直到1948年，戴尔·卡耐基还这样向世人表白:“当我微微举帽向她们打招呼时，我担心女孩子们会由于我笨拙的动作和不敢恭维的外表而嘲笑我。”
1904年，卡耐基高中毕业后就读于密苏里州瓦伦斯堡州立师范学院。这个时候，母亲已把原来的农场卖掉，全家迁到瓦伦斯堡师范学院附近。戴尔负担不起市镇上的生活费用，就住在农场的家里，每天骑着马到学校去上课，他是全校学生中五六个住不起市镇的学生之一。
在学校里，戴尔瘦弱的身体和不合时宜的服饰也常使他尴尬不已。
有一次上数学课，戴尔·卡耐基被老师叫到黑板前解答问题。
当戴尔走上讲台后，教室里立即爆发出一阵雷霆般的大笑声，老师连续做了几个安静的手势都无济于事。
戴尔·卡耐基尴尬地呆立在讲台上，深深地埋下头，然后异常窘迫地回到座位，仿佛是上了一次审判台。
戴尔·卡耐基下课后才明白同学们笑话他的原因。原来，那天戴尔穿着一件破夹克上学，班上一个叫迈特的捣蛋鬼就坐在他背后，这个捣蛋鬼对戴尔搞了一个恶作剧。他在戴尔夹克破裂处插了一朵玫瑰花，并在旁边贴了一张字条，写着：
“我爱你，瑞德·杰克先生。”
在英语中，“瑞德·杰克”与“破夹克”是谐音词。
受到这样的嘲弄，卡耐基难以承受。当天回家后，他满怀委屈地对母亲说：
“妈妈，我不想上学了？”
“发生什么啦？上帝，戴尔究竟怎么啦？”太太满脸惊讶和失望。
“同学们老是笑我穿的破衣服，我不能集中精力听课和思考。”
母亲静静地看了戴尔大约三分钟，缓缓说道:“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因佩服而尊敬你呢？好了，不必伤心，没有什么，今年秋季，我们一定给你买套新衣服。”
或许是母亲的话启发了戴尔，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他终于顶住了精神上的压力，没有在那一次事情后退学。
戴尔没有退学，但内心的自卑并未因此而消除。当看到别的同学整天悠闲地读书玩耍，而他每天回家必须在挤牛奶、伐木和喂猪后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心在煤油灯下读书时，内心有说不出的烦躁和不安。
当时，卡耐基的父亲詹姆斯仍在农场里不断探索致富的门路。最后他选择了饲养一种叫做杜洛克泽克的大猪。这种猪饲养程序麻烦，母猪的产育是在每年的二月初，时值春寒料峭，室外的温度还在零摄氏度以下。为避免这些猪仔被冻死，詹姆斯把它们放在一个用麻布遮着的篮子里，再把篮子放置在厨房火炉的后面。
于是，戴尔·卡耐基晚上又增加了照顾这些小猪的杂务。
在1936年的一部自述中，卡耐基曾提及过这段经历：
“晚上我上床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放着小猪的篮子从厨房后面的火炉旁边搬到猪圈里，让这群小猪吃完奶，又把它们一只只地提进篮子，再把篮子重新搬放到火炉后边去。然后，我上床睡觉，并把闹钟的时间定在第二日凌晨三点。闹钟一响，不论有多么困倦，我又得揉揉惺忪的睡眼，在凉飕飕的冷风中穿好衣服下床，再次把小猪送进猪圈吃奶后搬回来。然后我再把闹钟定在早上六点，那是我起来念拉丁文的时间。
“有一次，我想节约时间，便在凌晨三点，连衣裤都不穿就去给小猪喂奶，结果差点冻死，并因此患了伤寒，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周。当时我真的感到死亡的大门朝我打开了，甚至看见了地狱门口的大字。”
生活的艰难使戴尔心里颇为悲哀，慢慢地一股自卑的情绪又涌上心来。
为了驱散心头的阴影，他想寻求出人头地的捷径，成为具有特殊影响和名望的人：棒球球员或辩论能手。他知道自己没有运动员的才华，就决心在演讲比赛上获胜。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练习演讲，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不断的失败带给他的是失望和灰心，这时的戴尔甚至想到了自杀。
而每当戴尔极度沮丧之时，总能听到母亲在他身边唱圣歌。后来他发现这断断续续的歌声是母亲有意唱给他听的。母亲希望能在漫不经心中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使戴尔从忧郁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向成功。而每当母亲哼唱圣歌的时候，像条件反射一样，戴尔总能想起他小时候母亲曾说的一句话：上帝会拯救对生命怀有敬畏的人。
一次，戴尔的父亲到玛丽维尔的银行家家里去请求延期偿还贷款，银行家却以没收卡耐基家的财产相要挟。沮丧的卡耐基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当他走到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河边时，他停下来，望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发愣。跟在后边的戴尔以为父亲在等谁呢。谁知父亲看着河水喃喃自语道:“这河水可以滚滚向前，畅通无阻，而我却走投无路，四处碰壁，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戴尔成年后，曾经在很多场合提起这件事来：
“父亲含着眼泪告诉我，要不是因为母亲坚定的宗教信仰，他绝对没有勇气在那些琐碎的日子里生存下去。”
1908年，戴尔开始走向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销售员。国际函授学校丹佛分校经销商经理约翰·艾兰奇看着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的戴尔直摇头。
“你知道推销员的目的是什么？”经理慢条斯理地问戴尔。
“让消费者了解产品，从而心甘情愿地购买。”戴尔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打算对推销对象怎样开始谈话？”
“‘今天天气真好’或者‘你的生意真不错’。”
艾兰奇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发生了兴趣，接着又问道:“你有什么办法把打字机推销给农场主？”
戴尔·卡耐基稍稍思索一下，不紧不慢地回答:“抱歉，先生，我没办法把这种产品推销给农场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
艾兰奇高兴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拍拍戴尔的肩膀，兴奋地说:“年轻人，很好，你通过了，我想你会出类拔萃的！”
戴尔·卡耐基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他的任务是推销国际函授学校丹佛分校的教学课程。没想到第一天他便卖出了两套。随后的工作业绩，令他自己和母亲都很满意。这时在戴尔身上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忧郁和自卑了。
后来戴尔经过刻苦努力，勇往直前，终于奋斗成为世界著名的演讲大师，他对自身生活进行深刻总结的演讲稿《摆脱忧郁的方法》、《人性的弱点》等风靡全球。
后来戴尔还创立了卡耐基课程。许多著名的企业家和艺术家都是卡耐基课程的忠诚听众。费城著名的滑稽演员史密斯·泰勒就是他的学生。
戴尔曾向他的学生们讲起一段童年往事，30年前，两列火车在瓦伦斯堡附近相撞，戴尔与父亲前往出事地点帮助旅客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与一位受轻伤的男客说话时，戴尔问他从哪里来，客人回答说是费城，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戴尔说:“天哪！几十万人，比圣约瑟还大？”男客说:“那还用说！”受伤男客为戴尔莫名其妙的惊讶感到不可思议。
泰勒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密苏里邂逅的那个问话非常荒唐的农村男孩日后却成了最受人尊敬的老师，帮助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走上了成功和致富的光明大道，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不计前嫌，光明磊落
—艾森豪威尔父母的教子之道
艾森豪威尔，美国军事家、政治家。1953年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
1890年10月14日，艾森豪威尔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父母一向教子有方，对六个儿子管教甚严。父亲在高级法院供职，母亲既做家务，又充当家庭教师。艾森豪威尔的父母从未吵过架，在孩子们面前，他们也不流露彼此的爱慕之情，可家庭却时刻充溢着真诚的信任与和悦的气氛。这对几个孩子的成长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六个儿子后来个个成才。
艾森豪威尔祖父曾把一块相当大的农场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儿子，可艾森豪威尔的父亲不喜欢务农，他卖掉田产，在一家商店入了股。头几年生意挺兴隆。可是有一年，蝗虫几乎吞食了得克萨斯州迪金森县全部的庄稼。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想帮助难民渡过难关，不断向难民赊销商品，父亲的合伙人发现入不敷出，深感此事无法向各位股东交待，于是便带上剩余现金，逃之夭夭了。谁也不知他到底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事之后，艾森豪威尔的父亲只好另寻工作。他含辛茹苦，只为尽快偿还商店债权人的钱。几年之后，他终于还清了债务。但是这段艰辛岁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痛的伤痕，他养成了一个怪毛病，从来不再欠一文钱，他也不敢赊销商品了，一律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提货。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起初是在得克萨斯州丹尼森县挣钱还债，艾森豪威尔就是在那儿出生的。他的哥哥都出生在迪金森县。艾森豪威尔快2岁的时候，他们又举家迁回迪金森县。在那儿，父亲先在一家奶制品厂做技师，后来又经营一家化工厂，还干过其他行当。工作紧张繁重，收入却很微薄。父亲每星期要工作6天，早晨6点半出门，晚上5点才回家。他整天都在盘算着怎样维持生计，孩子上学吃饭，以及其他家庭开销都要一一安排妥当。
艾森豪威尔的母亲是个性情温和的女人。可是自从父亲破产后，她连续几年在家里研究法律，盼望有朝一日能用法律手段使携款出逃的家伙归案伏法。她经常告诫儿子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母亲操持家务非常不易，至少在三间房子里给六个孩子安置舒适的床铺便是个难题。可她巧妙地把孩子们安顿下来，免得他们每夜打闹不休。她让孩子们轮流值日，做家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学会了帮厨、洗碗洗衣服；学会了修剪果树，采摘果子并把它们贮存过冬；学会了给菜园锄草、堆垛；还学会了喂鸡、挤牛奶。要使一个八口之家的日子充满欢愉的情趣，持家度日的本领十分重要。
母亲很少采用棍头教子的方法，即使动了肝火，也只是用尺子打一下手掌。她深信儿子体察修养觉悟的作用。她看出每个孩子各有特性，于是便因人施教。正是因为母亲教子有方，艾森豪威尔几兄弟立身处事才规矩稳重，他们倒不是因为害怕惩处，而是认为理当如此。父亲则是火暴脾气，他从不吝惜挥舞棍棒。一旦发现哪个孩子故意捣蛋，他便使出拿手好戏：棍棒相见。他对孩子们真是“赏罚分明”。
父母都讨厌争吵和殴斗，也鄙视不懂规矩礼仪的举止行为。但艾森豪威尔发现父亲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一天下午，艾森豪威尔从学校回家，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粗壮结实的男孩在后面追他，艾森豪威尔不敢迎战，只想逃跑。父亲看见后，冲着儿子大喊:“你干吗容忍那小子追得你满街跑？”
艾森豪威尔当即委屈地反驳说:“因为我还手，不管输赢，结果都是挨你的鞭子。”
“去把那小子赶走！”
有他这话，艾森豪威尔还怕什么？他猛地转回身，怒发冲冠。那个追赶他的男孩被他的突然反击吓坏了，慌忙地夺路而逃。艾森豪威尔穷追不舍，一把将他抓住。当即把他打翻在地，并且正颜厉色地警告他：如果他再找麻烦，就每天揍他一顿。通过这件事，艾森豪威尔悟出一个道理：惯于称霸、耀武扬威的人，其实不过是耍弄唬人的把戏，外强中干。
从上学那天起，父亲就鼓励孩子不断深造，考取大学。他还总对孩子们说:“只要谁爱读书，谁就能升学。”父亲因为没有按照祖父的意愿去经营农场，所以在孩子们未来的专业选择上，他从不横加干涉。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注重读书，曾为此引起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埃德加上中学时就想仿效阿瑟。他想去挣钱，而不愿继续读书。为此连续几个月，他假装上学，实则去给两位医生帮忙。一天，他无故旷课的报告送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勃然大怒，艾森豪威尔从未见父亲这么生气。那天中午，埃德加和艾森豪威尔回家吃午饭，父亲出人意料地从奶制品厂赶回来。他在马房找到了两个儿子。父亲的脸由于怒气而扭曲着。不容分说，他抄起一根马鞭，拽住埃德加的衣领，劈头盖脸地抽起来。
当时刚过12点，艾森豪威尔先是大声地央求父亲住手，随后又扯开嗓子惊恐地嚎哭。他是指望母亲能赶来解围。
艾森豪威尔转到父亲身后，想抱住他的胳膊。但父亲转身冲着艾森豪威尔喝道:“噢，你也想尝尝滋味是吧？"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谁也不能这样抽人，就是狗也不能这样打。”艾森豪威尔并未因此而受到父亲的惩罚。
埃德加后来终于能理解到，父亲如此粗暴地对待他，不过是想使这个任性的顽童安心读书罢了。回过头来看，要不是父亲的皮鞭，埃德加恐怕早就成了堪萨斯州没出息的勤杂工了。
兄弟之间友好互助的习惯，是从小时候养成的。许多年后，阿瑟成了粮食市场、金融银行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埃德加则是有名气的律师和一家工厂的董事长；厄尔开办了一家广播电台；米尔顿荣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而艾森豪威尔则有幸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朋友们经常问艾森豪威尔：你家为什么没出一个孬种？
艾森豪威尔认为，他们家兄弟都能成才，答案并不复杂，只因为父母从不斤斤计较、鼠目寸光，而提倡合家团结，真诚相爱，共勉共进。艾森豪威尔回忆说，他在去西点军校前，竟不知道有人委身在破裂的家庭、陌生的家庭和孤独的家庭中。责任感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在艾森豪威尔的家里，关心别人是理所当然的事。父母从小就向他们灌输，一个人既要有雄心壮志，又不能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自立自强是生活的基本原则。一旦兄弟当中哪个人渴望得到力不能及的东西时，母亲便说:“莫要不自量力，也莫要自暴自弃，去脚踏实地地追求吧!”
养成孩子们良好性格的原因还有自信心，他们坚信这样一句名言：天生我才必有用。艾森豪威尔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孩子们对家庭和睦幸福的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家中的劳动者、贡献者，是一个有用的人，那么，他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能够主动地发挥创造性才干，为国家作出贡献。
艾森豪威尔10岁那年，母亲同意他的两个哥哥阿瑟和埃德加出去过万圣节。按照习惯，在万圣节前夕，孩子们可以挨门挨户地要礼物，并且嘴里可以不住地念叨:“不请客就捣乱!”父亲和母亲都说艾森豪威尔年纪太小，不许他同去。为此艾森豪威尔大哭大闹。他叫嚷着为自己争辩，直到两个哥哥动身，他还没罢休。
此后的事艾森豪威尔记不清了，但是，父亲攥着他肩头使劲摇晃的情景仿佛始终在他眼前。父亲本想让儿子冷静下来，可艾森豪威尔却用拳头连续猛击一棵苹果树，鲜血从手上滴下来。父亲只好用老法子惩治艾森豪威尔，用山核桃木鞭条打了他一顿后，命令儿子上床睡觉。
大约一小时后，母亲走进儿子的房间。艾森豪威尔正趴在枕头上抽泣，哭诉对他太不公平。母亲坐在床边的摇摆椅里，好长时间一声不吭。过了一阵，她开始劝艾森豪威尔不要任性，并引用《圣经》上的话开导儿子。她包扎好艾森豪威尔受伤的手，对他说:“不要记人之过，更不要对长辈的管教耿耿于怀，你大发雷霆结果受罚的还是你自己。”她还说，在她的孩子中，艾森豪威尔是最欠管教的。
艾森豪威尔一直记着母亲的教诲，把它当作做人的重要准则。他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记恨别人，即使有人行为卑劣，特别是对他有所冒犯，也尽量一笑了之。
母亲的谆谆教导使艾森豪威尔逐渐养成了一种胸怀，对那些言行荒谬可笑的人，他也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言辞激愤地指名攻击。当然，他在私下场合，面对其人还是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用这种待人方式，即便艾森豪威尔有时态度生硬，可他的部下也能欣然从命。可见，不记前嫌光明磊落，是做人必不可少的品德和修养。
从小教导孩子做一个爱国者
—戴高乐的家庭教育
戴高乐，法国军人、作家、政治家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65年他成为首任通过全民普选当选的总统。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于里尔市的一个教师家庭。这个家庭具有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认为法国历史应使法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正如宗教使圣徒们团结在一起一样。
夏尔·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早年选择了军人职业，考入了为陆军训练技术人才的巴黎工艺学院，并于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面临失败时，志愿加入了国民别动队，作为一名陆军少尉率领一队人马参加了保卫巴黎的战斗。后来，他改选教育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并有坚定道德信仰的人，王冠、祭坛、军队和教会构成了戴高乐一家的正统思想。
1870年的普法战争最后是普鲁士获胜，并导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解体。此后，法国政局动荡不息，从1873年到1890年的18年间，先后更换了三十多个内阁，平均每届政府执政6个多月的时间。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戴高乐出生时，法国民众认为巴拿马运河公司丑闻、威尔逊事件及布朗热的政变未遂等，已表明法国政治已腐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另外，普鲁士正在崛起成为欧洲最强大的陆权国家，面对不佳的形势，法国人心中滋长着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戴高乐正好出生于这一时代。孩提时代的他听父亲讲述了参加普法战争同敌人作战时光荣负伤的故事，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法国向普鲁士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形。父亲告诉戴高乐，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则是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重重。在父亲的谆谆教诲和影响下，年少的戴高乐早早地就立下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大志愿。
1940年6月，在戴高乐当法国国防部长才几天时，巴黎沦陷，他就只身扬起了反抗希特勒法西斯的旗帜，成为抵抗法西斯、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他一生都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紧紧连接在一起，时势固然能造就英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青年时代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知识储备也是他日后成就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因素。
戴高乐的祖母约瑟芬马·约是一位相当有才华的妇女，聪明而有个性，颇有文学造诣。她的作品中有两部特别有特色，一部是法国18至19世纪的著名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说，另一部是19世纪爱尔兰政治家选尼埃尔·奥康内尔的传说。后者把宗教问题和爱国行动结合在一起，使传记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戴高乐从少年时起就酷爱文学，尤其是夏多勃里昂的诗，而且一直迷恋于祖国的传统，这些恐怕都得益于祖母的影响。在学校里，文学是他最喜欢的功课之一。他特别爱读法国诗人埃德蒙·罗斯丹的诗剧，有的他甚至能从头至尾背诵。戴高乐很喜欢古希腊的抒情诗，熟读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夏多勃里昂、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喜欢朗读歌德和海涅的诗，欣赏莎士比亚卓越的文才。博览群书获取的养分激起了戴高乐的创作欲望，他15岁在圣玛利亚学校读书时写了一篇名为《德国的战役》的短篇小说。小说中充满了少年人勃勃的英气，表露出他要参与生活的强烈愿望，文笔虽还不够老练，但战斗的场面描绘得颇为生动。这篇小说显露了他在文学上的才华。除了创作小说，戴高乐也写诗和诗剧，他用文学形式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不同凡响的抱负。有人说，如果戴高乐选择文学，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很有特色的作家。
戴高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热忱的爱国者。戴高乐回忆说，父亲是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他“对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母亲也对祖国怀着“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她对“宗教的虔诚”毫无二致。父亲使他懂得了法国的历史。父亲和母亲亲身经历过影响法国近代史的普法战争和德雷菲斯事件，母亲向他追述普法战争失败时，法国人是怎样伤心地流泪的情景，戴高乐说:“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他自幼就决心洗雪普法战争败绩之耻。
在学校中，戴高乐博闻强识，过目成诵，是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他喜欢历史课，特别对离当代最近的法国历史感兴趣，他从中了解到最能触动心灵和感情的故事。戴高乐曾追忆：在他青少年时代，法国的时局动荡不宁，每当想到将要发生的战争，心中不但没有恐惧，而且还暗自赞美了一番。他说:“当时我毫不怀疑法国将要经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有朝一日为它立下丰功伟绩，而且相信我将来一定能获得这个机会。”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这一年，他19岁，这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进入军事学院，决定了他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可是，他在文史哲方面的牢固基础对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机会阅读戴高乐写的《战争回忆录》，你会感到，他的著作不仅文笔优美，而且表现出他具有十分渊博的学识。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在同学当中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刚毅果断，具有不妥协的性格，但有些孤高自傲，让人觉得落落寡言。这不由使人想起他童年时的一些趣事：他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并且是性格最倔强的，甚至有些刚愎自用，每当做游戏时，他总要压别人一头，占上风，他的哥哥格扎维埃曾说，戴高乐出生时准是在冰水里泡着的，因此他总是那么硬梆梆的。男孩子们玩打仗游戏时，常装扮成不同国籍的士兵，戴高乐总得当统帅，而且是法国军队的统帅。所有的孩子都得听他的，煞有介事似地真像两国在交战。一次，弟弟皮埃尔被“敌人”俘虏，没来得及把“情报”吞掉，为此戴高乐狠狠地敲了他的脑壳。
戴高乐十多岁时就梦寐以求地要当军人，并为实现这个愿望刻苦地学习。在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时，他克服了不求甚解的毛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他以后考入圣西尔军事学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自然教育法
—斯特娜夫人的家庭教育
斯特娜夫人，美国人，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语言学教授，1914年写成了《M.S斯特娜的自然教育》，结合自己教育女儿的经历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方法。
斯特娜夫人有个女儿，名叫维尼夫雷特。在得到《卡尔·威特的教育》一书之后，她一边按照老威特的教育方法来培育自己的女儿，一边研究自己的育儿方法，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在母亲的训练下，女儿从3岁起就会写诗歌和散文，4岁时便能用世界语读些剧本。她的诗歌和散文，从5岁起被刊载在各种报刊上并汇集成书，博得了广大的好评。
斯特娜夫人也不满足仅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才，她也渴望让世人了解早期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于是在她女儿12岁时（1914）写成了《M.S斯特娜的自然教育》一书。其中的许多方法可以同威特的教育方法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相信同样能对父母们有所启迪。
人类的命运操纵在母亲手中
在斯特娜教育思想中母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她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母亲所生，并在母亲抚育下成长着，所以人类的命运操作在母亲手中。当我们看伟人的传记时，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伟人的孩子中，不肖之子较多。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外是由于伟人过于热心于事业，未选到理想的妻子所致。所以，孩子能否成为伟人，完全取决于母亲的教育如何。
许多母亲不知胎教的重要。尚未见到孩子时，他们认为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没什么责任。据生理学家说，母亲的食物对胎儿的健康很有影响。所以，做母亲的为了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应当加强对食物的研究。没有任何一个母亲给婴儿吃咸菜、虾和喝酒，但却有许多母亲给胎儿吃这些有害的东西。也就是说，有许多母亲在妊娠期间吃这些东西。
母亲不仅要考虑胎儿的健康，同时也应为胎儿的品德形成和智力的发展负责。所以，妊娠的母亲应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快活，不应经常哭泣。因为哭泣易使未来的婴儿发育不良，而发育不良是形成社会上软弱无能者的原因之一。人生在世，会不断地遇到困难。为了使下一代有克服困难的能力，我们必须生育出刚健的孩子。
此外，应使孩子具有爱美、爱正义、爱真理、爱善行的精神。为此，在怀孕期间，应看好书、想好事情、听好的音乐、欣赏大自然的美和艺术作品，并且要做好事。
根据生理学家的理论，恐怖会阻碍心脏的活动、抑制腺体的分泌，毒化乳汁，使头发变白，使人老化。因此，他们认为恐怖是恶魔，应杜绝它。而要铲除它，应当具有勇敢和快活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仅母亲需要，还应当用这种精神去武装孩子，并给他们爱和智慧的盾与剑。这样一来，孩子步入社会时，即使遇到了困难，也会无所畏惧、永不失望。
在社会上有一种风俗习惯，结婚时大摆酒席，斯特娜夫人认为应当制止。新娘在结婚之前，往往由于接待来访客人，又被邀请出席晚餐会等，非常繁忙。结婚的那天因操劳也很疲乏，然后，马上进行极不安定的新娘旅行，紧接着又走访男方的亲戚，使她更加疲惫不堪。一返回家中，就又被邻居轮流邀请参加舞会、桥牌会等，这简直是对新娘的虐待。这样一来，许多新娘从结婚之日起，身心就受到损伤，恐怕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
多数母亲雇人教育孩子，这样的妇女不能称为母亲。母亲的工作不能由旁人代替，孩子的教育必须由母亲承担。把自己的孩子委托给他人，只有人类这样做，其它的动物决不会这样。罗马之所以灭亡，就是由于罗马的母亲们把教育孩子的工作委托给了别人。
此外，斯特娜夫人还奉劝天下父母要慎用保姆。我们骑马也不雇用不称职的马夫，但是有的母亲却把孩子交给无任何学识的保姆。这样整天对孩子说，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因为她这样最省事。但这样一来，非但不能发展孩子的能力，反而使之萎缩。并且，孩子在这些保姆跟前，会形成各种不良习惯。
当然，生活较富裕的母亲，对孩子的照料不一定会自己动手，可以把部分任务交给保姆。然而，要尽可能地多花些钱，雇一位有教养的妇女做保姆。即使如此，孩子的教育不用说，吃饭、洗澡和穿脱衣服等，也都应由母亲自己承担。母亲和保姆的性格非常重要，甚至她们的表情对孩子都有影响。所以，保姆应选择性格开朗、喜笑颜开的妇女，母亲也尽可能使自己表现得开心快乐。孩子的周围环境，应尽可能美观，令人感到愉快。日本人坚信周围环境美，孩子也会美。希腊有个习惯，妇女在怀孕期间要观看美丽的事物，这是为了使孩子也能成为美丽的人。因为美能使人精神愉快、感到幸福，而愉快和幸福能使人变得更加美丽。
斯特娜夫人还建议给孩子营造一个优美、舒适的室内环境。孩子的房间应选择家中最好的屋子，空气新鲜、阳光充足。强壁最好是暗绿色的，有利于孩子的眼睛。床是洁白的，被子要软而轻，毛毯也应是轻的，重的易使孩子疲劳。墙壁上要挂有各种名画的复制品，最好在壁炉和桌子上陈列一些著名的雕刻仿制品。
尽早开始训练孩子的五官。根据斯特娜夫人在《M.S斯特娜的自然教育》中的记叙，她对维尼夫雷特的教育，是从训练五官(耳、目、口、鼻、皮肤)开始的。在她看来，一切能力如果不利用与开发，就永远不会得到发展。因此，孩子的五官必须尽早开始训练。
在五官中，首先要发展耳朵的听力。斯特娜夫人知道，母亲的悦耳歌声是极其重要的，可是，她不会歌唱，非常为难。好在她想出了另一个办法，即对婴儿轻轻地朗读威吉尔的诗《艾丽绩斯》，证明效果很好。当她对女儿轻轻地朗读这部诗时，女儿便能马上静下来并很快入睡。以后，斯特娜夫人又对其他的孩子做过类似的实验，效果一样。以她的经验，多数摇篮曲婴儿不是都爱听，但《艾丽绩斯》是一部最出色的叙事诗，同时也是一首极好的摇篮曲，因而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在维尼夫雷特出生够6周后，斯特娜夫人就对她朗诵各种英文名诗。随着诗的语调的变化，孩子的反应也在变化。当朗读坦·尼森的《他的逝世》时，她就安静了下来；当朗读玛克利的《荷拉秋斯自爱桥上》时，她就兴奋起来。用上述方法进行教育，维尼夫雷特在1周岁时就能背诵《艾丽绩斯》第一卷的前10行和《他的逝世》了。
斯特娜夫人强调，让女儿背诗绝不都是强制性地硬灌，而是让她顺其自然地学会。以《他的逝世》为例，由于维尼夫雷特非常喜欢，她每天晚上都像做祈祷似地背诵它，因而很快就能熟练背诵了。斯特娜夫人还让女儿每天听古今的名曲。为了让女儿形成音的信念，她还为女儿买来能发出乐谱7个音的小钟，分别栓上红、橙、黄、绿、青、蓝、紫色小绳。斯特娜夫人还经常让女儿看到三棱镜映在墙壁上的虹，孩子也很喜欢看。
通过丰富多彩的色彩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为了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斯特娜夫人在孩子房间的四周挂上了各种名画的摹本及陈列大量著名的雕刻仿制品，从女儿小时候起，斯特娜夫人就抱着孩子识别屋中的各种物品，如桌子、椅子等，并将这些物品的名称念给她听。同时，也将屋里所挂的名画和雕刻的名称念给她听。
据她观察，孩子起初只注意画的颜色，后来，渐渐地也懂得了画中的含义了。
孩子智能的开启中，画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能在善于绘画的母亲的培养下成长的孩子是非常幸福的。由于斯特娜认识到画的重要功能，在小维尼还不懂事的时候，她就准备了许多美丽的花草鸟兽的画儿给她看，还让她看有美丽图画的小人书，并读给她听。她总是能安静地听着，这表明孩子尽管什么都还不懂，但已经对母亲的声音和画的颜色开始感兴趣了。
此外，斯特娜夫人还经常把同女儿谈话的内容绘成图画，用这种方法增长孩子的知识。
为了发展女儿对色彩的感觉，斯特娜夫人还买来检查色盲用的“测验色系”来作为女儿的玩具。用这种玩具可以开展各种游戏，斯特娜夫人还特别向有男孩的母亲推荐过这种游戏，因为男孩与女孩相比，触觉灵敏而色感迟钝，因此，男孩若不从小就开始发展色彩感觉，那他们以后对色彩的感觉将会非常迟钝。
她还给女儿买来了五颜六色的非常美丽的小球和木片，这些都是非常适宜于孩子的玩具，维尼夫雷特的各种布娃娃也都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利用这些玩具，努力发展维尼夫雷特的色彩感。
蜡笔也是孩子的好玩具，斯特娜夫人经常利用它同女儿进行“颜色竞赛”游戏：
预备好一张大纸，从某点开始，先由斯特娜夫人用红色蜡笔画一条3厘米长的线。而后，女儿也用红色蜡笔画一条同样长度的平行线。接着，夫人在画的红色线之后，用青色的蜡笔接上一条长短一样的线，女儿也得用同色的蜡笔在她画的红色线后边画一条同色的线，这样一直连续画下去。假若女儿使用的蜡笔与夫人所用的颜色不一样，这一游戏就不再继续，女儿就输了。
维尼夫雷特刚一会走路，斯特娜夫人就经常带她去散步，并让她注意海水的颜色、树木的颜色、天空的颜色、原野的颜色、建筑物的颜色和人们服装的颜色等，这都是为了发展她的色彩感觉。
让孩子专心注意某些事物，以养成敏锐观察事物的习惯。斯特娜夫人还和女儿经常玩一种叫做“留神看”的游戏。每当路过商店门前时，她就问女儿这个商店的橱窗内陈列着哪些物品，并让她在记忆中搜列这些物品。孩子能说出的物品当然越多越好。如果女儿记住的物品还没有她能记住的多，就要挨批评。这一游戏对发展孩子的记忆力是十分有效的。
由于坚持这样的训练，在维尼夫雷特仅5岁时，她就能在纽约州肖特卡大学的教授们面前，在把《共和国战歌》（美国有名的军歌）朗诵一遍后一字不差地复述下来，这使教授们大吃一惊。
道德教育越早越好。 理想的人是品德、健康、才能三位一体的人。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是不够的。单一的人对社会、对人类都是无用的，因此，孩子的教育必须三方面并举。
教育孩子不仅仅是发展他们的智力，同时要培养他们的品德。我们已有了大量关于早期教育造就天才的个案，如一些大音乐家、大美术家、大文学家、大科学家的产生，就离不开早期教育。斯特娜夫人指出，如同智力的培养需要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一样，孩子的优秀品德也必须从摇篮时期开始熏陶，否则，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越早越好。
正如有人所说，孩子的心灵是一块奇怪的土地，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获得行为的收获；播上行为的种子，就能获得习惯的收获；播上习惯的种子，就能获得品德的收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能得到命运的收获。因此说，孩子的命运操纵在母亲的手中。
母亲若严格要求自己，做孩子的表率，努力培养孩子好的品德，就会为开拓他们的美好前程积极创造条件，同时也就会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伟大人物的母亲更伟大的人了。
威特的父亲曾说过:“孩子是母亲的翻版。”他常说要向威特灌输的东西，自己都要做出榜样。为了培养孩子的品德，父母的行为要自慎，应处处做孩子的表率。孩子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都是父母教育和影响的结果。
孩子的一切良好习惯的养成，完全靠父母榜样的力量。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礼貌，更要靠父母的榜样。父母应当精神愉快，不说坏话和粗野的话，遵守时间等等，应处处给孩子做出榜样。
从爱鼓捣机械的小男孩到汽车大王
—亨利·福特的成长历程
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著名企业家，于1903年创立福特汽车公司。他于1863年7月30日，出生于密歇根州的迪尔本。父亲威廉·福特、母亲玛丽都非常勤奋而又性格刚强。他们尊重和培育了儿子爱鼓捣机械的兴趣，终于使儿子成为汽车大王。
亨利·福特从小精力旺盛，母亲也较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亨利的记忆力虽好，但就是缺少耐性。母亲抓住他的手，教给他写字。可他写不了20分钟就不干了。面对好动的儿子，父亲可没那么多耐性，他的教导方式是拳头和巴掌。
为了管住儿子，亨利7岁时，父亲便把他送进苏格兰人开垦地的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的算术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其他各科的成绩平平，同时他又对各种机械有着强烈的兴趣。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日，亨利跟父亲搭火车到8英里外的底特律去。在火车站里，他第一次看到火车头。这个庞然怪物使他感到惊奇，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那位好心的列车长，看他那样着迷，就让他进入火车头，并为他开动了车头，满足了亨利的好奇心。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坐在驾驶台上，把汽笛按得“哇哇”响。
他回到家里，兴奋得整夜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他瞒着母亲，从厨房里偷来两个水壶，一个壶里放满烧得火红的煤炭，一个壶里装上烧开的水，然后从贮藏室里取来雪橇，把两个水壶放到雪橇上。他一边在地上滑动着雪橇，一边叫着:“喂，火车头来了，火车头来了！”他沉浸在欢乐之中，为自己的创作而自豪。
亨利在自己的房间里藏有7种“秘密武器”：钻孔机、锉刀、铁锤、铆钉、锯、螺栓和螺丝帽。
亨利对一切机械都充满了好奇心，他不但研究火车头，还研究手表，想把全天下所有的手表都打开看看。这个“疯狂的破坏者”，引起家里人的百般警惕，只要一看见亨利回家，便立刻慌忙地把所有的手表全部“坚壁清野”，否则那些装饰华丽昂贵的怀表顷刻便会“五马分尸”。
亨利家中饲养了牛、马、鸡、猪、羊、火鸡等各种动物，开始，父亲经常强制他照看这些家禽家畜，而他的全部兴趣都在钟表上。父亲曾责备他，但父亲也看到，儿子有强烈的求知欲，有孜孜不倦的探求奥秘的精神，还有一份天赋的悟性。这才是一般儿童所难以具有的。他为了支持儿子，还特意把一块珍贵的“凯撒表”送给儿子。
从爱鼓捣机械的小男孩到汽车大王
小托马斯·沃森所受的家庭教育
小托马斯·沃森，美国著名企业家。在他的苦心经营下，IBM成了世界计算机行业中独占鳌头的巨型公司，而且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企业。
沃森从小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进私立学校，做环球旅行，地位显赫，家财万贯，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前程的毁灭。
少年时代的沃森缺乏积极向上的进取心。上大学时终日沉湎于学开飞机。最后勉强才从大学毕业。二次大战爆发，他最喜爱的娱乐活动——驾机飞行，成了他的业务专长，他加入美国空军，当了一名驾驶员。几年的军旅生活，使他的性格和能力得到了锤炼。1943年沃森晋升为空军中校。退役时他第一次满怀信心地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挑起经营IBM公司的重担。然而，战前他在父亲心目中一直显得能力平平，父亲很难相信儿子已今非昔比，能够接好他的班。
二次大战后的10年里，沃森辅佐父亲管理公司事务。公开场合里父亲极力夸耀儿子精明能干，才思敏捷，私下里他们却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1950年沃森提出尽快发展计算机的研制生产，这意味着要增加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花费几千万美元兴建工厂和实验室。尽管父亲也意识到计算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风险面前他望而却步了。
最后他们终于决定竭尽全力，以他人无可比拟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计算机，结果，数年内公司发展到两万余名职工的规模。
父亲和沃森在从事他所开创的事业过程中，既充满了爱，又贯穿着无数次不同意见的争论。他使沃森逐渐懂得了应该如何对待权力的道理，还学到了许多望子成龙的父亲应有的经验教训。后来当沃森也成为父亲时，孩子们问他，他们究竟是否应该继承父亲的事业，沃森便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回答道：能则为之。
沃森的父亲从未直接要求沃森非要继承他的事业，但从小沃森就意识到父亲希望儿子加入IBM公司并接管它，挑起经营整个公司的重担。沃森5岁时父亲就带他到公司所属的一家工厂。装配线上散发出刺鼻的金属气味，金属铸件冒着滚滚浓烟，一台台机器发出隆隆声响，这些情景至今在沃森脑海中记忆犹新。
沃森的父亲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来影响孩子，熏陶孩子，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带上一副绅士派头。他认为这是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技巧。他喜欢带沃森到各地旅行，旅途中他常给行李工一些小费。一次去芝加哥，他出手就给10美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他说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行李工整晚辛劳，很值得可怜；二是那些服务人员虽地位低微，但如果不注意关心其生活，他们也会使你名誉扫地的。
旅行使沃森和父亲之间的关系逐渐亲切起来，但一回到家里父亲又变得冷若冰霜。也许他年事已高，工作太忙，无法理解儿子的心情。在这种环境下，沃森13岁便得了严重的忧郁症，终日躺着不愿起床，家人逼着他才吃饭、洗澡。在19岁上大学之前，每年都要发作两次，严重时几乎导致自杀。
大学毕业后，沃森进入IBM公司的销售学校学习，后被安排当了推销员。他第一次外出推销产品就碰了个大钉子。后来来到销售补剂的马尔蒂尼公司，好不容易见到财务主管，当他得知他是IBM公司老板托马斯·沃森的儿子后，便大谈某公司老板儿子游手好闲，挥金如土，不好好工作，最后沦为酒鬼被父亲解雇的故事，而对沃森要推销的穿孔卡片会计机则毫无兴趣。看着财务主管那种煞有介事教训人的样子，沃森气得真想放弃IBM公司的事业。
经过几年推销员的坎坷经历后，沃森被父亲安排到IBM公司新曼哈顿总部，开始迈出自己事业的第一步。
父亲平时十分注意观察沃森的一举一动。当儿子发表讲演时，他站在听众席认真听儿子讲话；当儿子加入某个慈善机构时，他又很注意阅读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为了培养和提高儿子的处事能力，他总是放手让沃森在工作中自己拿主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导弹、密码破译和气象预报等军事业务对计算机的需求猛增，IBM研制了一种名叫“国防计算机”的设备，使IBM公司迅速跻身竞争的行列。研制国防电子计算机就是父亲让沃森做的第一次大冒险。
国防计算机研制成功后，父亲曾带领董事会全体成员参观了样机。沃森等待着父亲对机器评头品足，但他始终不置一词。他有意让儿子按自己的思路来发展计算机。
当沃森还是个不谙世事、学习成绩相当糟糕的孩子时，父亲给他的是爱和鼓励；当沃森成了一名推销员时，他给儿子以不遗余力的帮助；但是当沃森行将执掌拥有成千上万职工的企业大权时，他却迫使儿子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和他来番争论，使儿子了解他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1948年，在沃森的父亲75岁寿辰到来之际，父亲便急于想把IBM公司的一半交给沃森的弟弟迪克掌管。多年来沃森一直担心弟弟的成长会把自己甩在后面，虽然他比沃森小5岁，但他善于交际，待人处事谦恭有礼，不卑不亢，风度翩翩，在他面前沃森常感矮人三分。
父亲打算让沃森掌管IBM公司的国内部分，经营范围限于美国本土。弟弟掌管IBM公司的国外部分，名为IBM环球贸易公司，即IBM设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和工厂组成的子公司。那是沃森父亲晚年苦心经营创立的产业，也是他一生中最为惊人的成就。沃森当即反对他的这一设想，指出建立环球贸易公司势必加剧官僚主义，增加费用开支，降低整个IBM的生产效率，最后沃森提出不应该将加拿大的业务划归环球贸易公司。这时，沃森的父亲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猛然站起来咆哮道:“不让弟弟得到发展事业的机会，你究竟想干什么？”
当着大家的面，挑起兄弟之间的矛盾，这使得沃森非常尴尬。最后父亲说道:“记住，孩子们，你们要和睦相处!”听到这儿，沃森的心软了。
沃森希望和父亲建立一种融洽和谐的关系，他可以随意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双脚搁在桌子上，和他共同探讨IBM公司未来的发展。1950年，沃森的业务技巧已渐趋成熟，但只是个执行副总裁，父亲清楚地表示，倘若儿子想掌握更大的权力，就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继续和他争论下去。沃森抱怨他的态度太粗暴，他大声呵斥道:“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跟你啰嗦，那是我教你工作的惟一办法。”看来这就是他培养孩子、锻炼孩子、造就孩子的一套办法。
沃森父子最激烈的争论不是发生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发生在第75号东街的寓所里。一次沃森有事未回自己的家，便在那里住了一夜。那天沃森的父母恰好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回家时沃森早已呼呼入睡。他的父亲假装和儿子道晚安，故意把儿子叫醒。他坐在床边椅子上，说过几句玩笑话后，便要和儿子讨论开辟西部地区销售业务的问题。
这是沃森研究了很长时间刚刚解决的问题，可父亲对处置方法很不满意，想把儿子辛辛苦苦研究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沃森怒不可遏，睡意顿消，立即和他大吵起来。父亲脸色铁青，下颚颤抖着，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已是凌晨1点半，听到屋里一声高过一声的争吵声，沃森的母亲身穿睡衣，散乱着头发来到儿子的房门口。她从不偏袒哪一方，只是说:“别吵了，老家伙，赶快睡觉好不好？”
争吵终于以父子相对唏嘘而结束。他们互相拥抱，发誓化干戈为玉帛，永不再吵，可是不到两个星期，新的意见分歧又再度升级为一场白热化的争论。令人奇怪的是天下竟有如此父子，互相折磨，永不休止。
国防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使IBM公司的销售额迅速增长，1952年突破了2.5亿美元。就在此时，沃森和父亲又发生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争吵。
公司下属的打印机分部经理去世，为了表示对他的哀悼，沃森决定亲自前往加利福尼亚参加葬礼。临去机场前，父亲把儿子叫去，为某项业务他们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互不相让的争论。为了赶班机，沃森匆匆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谁知父亲竟已抢先到了机场，当时他已78岁的高龄，老态龙钟，从候机楼外的阴凉处步履蹒跚地向沃森走来。他伸出布满青筋的手拉住儿子的手臂，沃森心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大声吼道:“真见鬼，老家伙，别老缠着我好不好？”沃森使劲抽回胳膊，转身朝飞机走去。
后来沃森回忆说，那是他平生经历的最长的一次9小时飞行。恐惧笼罩在他的心头，真担心父亲会因他的无礼而突然死去，他将带着曾经咒骂过自己父亲的歉疚而抱恨终生。飞机一降落，他急忙给他打电话，诉说他为今天的举动而无比内疚。
不久，沃森携全家乘船沿东海岸南下到切萨皮克湾度假，但他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于是以忏悔的心情提笔给父亲写了封信。
亲爱的爸爸：
在我乘船前往切萨皮克湾的海上，就想给您写封信。望着那碧海蓝天，38年的往事飞入眼底。尽管我一次次感受到您对儿子的关怀、爱护、体贴和理解，但惟有当我自己有了儿子时才对此有了真切的体会，但愿我的儿子不会像我和您那样与我争吵不休，因为这会给父亲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沃森的父亲精神特别饱满。3月份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销售会议，500人聚集在一家饭店大厅内，父亲晚到一步，站在大厅的后面。会议主持人发现后，请他到台前致辞。当时他已82岁高龄，瘦骨嶙峋。他慢慢挺直身躯，小心翼翼地沿着倾斜的侧廊向主席台走去。随着人们热烈的掌声，他的身躯越来越挺拔，步履越来越轻捷，最后竟一步跨两级台阶纵身跃上了主席台。在场的人们个个激动不已。他手扶台前的矮墙，紧握拳头，鼓励人们抓住大好时机，让IBM的事业永远蒸蒸日上。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光耀的教子观
李光耀，新加坡开国元首，中华儒家文明源远流长，影响广大，除中国外，许多周边国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新加坡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新加坡内阁资政、前总理李光耀则是儒家文明的积极倡导者，他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新加坡国家的缔造者，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父亲。
李光耀1923年出生，祖籍中国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早在他的曾祖父时，由于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移居新加坡。李光耀的夫人柯玉珠，祖籍福建同安县，是新加坡的著名律师。他们共有3个孩子。长子李显龙，曾任内阁贸易和工业部长，现为政府总理；次子李显扬，准将军衔，现为新加坡电信公司总裁助理兼国内服务执行副总裁；女儿李玮玲是一名儿科医生。
华人的大多数父母都会训斥孩子，童年时代的李光耀也曾领教过做烹饪教师的母亲所给予的这种“待遇”。母亲的训斥使他懂得怎样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李光耀为人父后，继承了母亲教育过他的这一“法宝”，孩子们做错事时，通常也是要受到他的斥责的，但他从来不体罚孩子。
在实际生活中，与孩子多进行沟通比斥责更加重要。所以，他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与孩子们在一起。一般情况下，他都和孩子一起共进晚餐。他每年至少带孩子们旅行一次，每次都有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当他去打高尔夫球时，也喜欢带上他们一道去。
李光耀的公事很多、很忙，但他仍抽出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带孩子去走亲戚，也是李光耀常做的一件事。他尤其重视春节除夕的家族团聚。通过这种场合，他让孩子们有机会去认识家族的新成员，包括家族中新添的婴儿，反过来也给亲戚朋友认识自己孩子的机会。李光耀认为:“有了经常联系，大家就会相互帮助。”
近一二十年，新加坡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李光耀却极力主张让孩子们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认为，不这样，孩子们就会失去创造和奋斗的动力，失去自强自立的精神。他把那些一味给孩子提供生活享受的父母，比作“圣诞老人”。因为圣诞老人总是慷慨地向孩子们赠送吃的、用的和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李光耀从孙子孙女得到的“礼遇”上看到了这种倾向。确实，孙子孙女们的生活比他小时候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他们有更时髦的衣服、更漂亮的鞋子、更现代化的玩具，他们拥有他们几乎想要得到的任何东西。因此，李光耀在接受新加坡英文《新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了他的忧虑:“将来有一天，孩子们要进入社会，不管他们是否会受雇于人，那时候都不会再有‘圣诞老人’。他们得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他们从现在起就必须懂得‘一物换一物’的道理。”正因为这样，李光耀从来不轻易地送礼物给他的孙子孙女，他觉得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
新加坡的电视业十分发达，内容也十分丰富。有人问李光耀:“你担心电视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吗？”李光耀的看法是十分肯定的。为了不让孙子孙女在电视机前浪费宝贵的时间，李光耀支持小儿子李显扬在家里不安装电视机的做法。当然，李光耀不敢肯定不买电视机是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因为孙子孙女可以跑到附近的爷爷家去看电视。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李光耀认为关键在于父母的行为和对孩子的正确引导。一方面，父母自己不要一到晚上就坐在电视机前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看节目；另一方面，当孩子们在盲目地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就应该耐心地告诉他们，与其这么消磨时间，不如去多读点书。读好书对他们有好处。为此，李光耀建议制订一些相应的对策，来解决青少年漫无限制看电视的问题。比如，在孩子们应该学习和休息的时候，新加坡的电视机构可以取消儿童节目等等。
从孩子们懂事开始，李光耀便教育他们不要依赖父母，要走自己的路。当长子李显龙从内阁部长升任为副总理时，人们一直认为显龙是父亲的接班人。但李光耀坚决反对，他说，总理这份工作不是私人财产，不能传给儿子。果然，当李光耀隐退时，吴作栋担任了总理职务。李显龙对父亲的安排也毫无怨言。
太阳还会出来”
—亚科卡受教于父亲的故事
亚科卡，美国著名企业家。1970年任福特公司总裁，被誉为美国新时代的英雄、企业界的超级明星。
“太阳还会出来。”正是父亲的这一教诲，激励亚科卡奋力拯救了濒于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
大萧条时期，亚科卡的父亲开出的支票不止一次地被退回来，上面永远是这几个大字：存款不足。这总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认为，可靠的客户信贷对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信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经常向迪尔玛和亚科卡灌输他对财务责任的信条，敦促他们花钱要量入为出。他认为挂账办法会坑了自己。在家里，谁也不准使用信用卡或者赊购任何东西——决不允许!在这方面，亚科卡的父亲比他的时代稍为先进些。他预见到，分期付款买东西和抵押都会破坏人们在金钱方面的责任感。他预言，随随便便地赊欠终将使整个社会遭到腐蚀和破坏，顾客要是把他们手中的小塑料卡(信用证)当成存在银行里的钱来用，那他们就会吃苦头了。
“要是你借个什么东西，”他时常告诉亚科卡,“哪怕是从同学那里借了20美分，也一定要记下来，免得忘了还他。”
每当家里遇到困难时，总是父亲鼓励家人振作精神。不论发生什么事，他总是全家的靠山。他是一个思想豁达的人，关于世事人情他有许多格言和警句。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
人生有起有落。每个人处于逆境都要安之若素。“你得明白，生活中稍不如意的事总是有的。”当亚科卡在学校里考试成绩不佳或者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时他总是这样对儿子说:“没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作比较，你就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幸福了。”
同时，他不喜欢见到孩子们有谁愁眉不展，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振作起来。每当亚科卡有什么烦恼的事，他总是说:“告诉我，亚科卡!上月或者去年，你有没有这么不顺心的事？此刻你自己都记不起来了!所以你今天如此烦恼，有些事到头来也许并不真那么糟呢。别想它啦，明天好好干吧!”
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先别急，等一等。”当亚科卡觉得有什么事情看来不妙时，他总是说:“太阳还会出来。它会照常出来的!”许多年之后，当亚科卡奋力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使之免于破产时，他首先想起的就是父亲那些安慰人的话。那时候，亚科卡常自言自语道:“啊!爸爸，太阳在哪儿？太阳在哪儿呀？!”他从不准孩子们伤心绝望。亚科卡承认，1981年他曾不止一次地准备认输，但是，凭着回忆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在那些日子里努力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亚科卡回忆起父亲的话:“此刻看起来是够困难的，但是要记住，就是这种困难也会过去的。”
亚科卡的父亲是一个善于调动别人积极性的人，不管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当全家外出到外边饭馆里吃饭时，如果女招待员态度不好，吃完饭后他就会招呼她过来，把自己心爱的格言奉献给她,“我要送给你一点真正的小费，”他说,“你干这个工作为啥这么不高兴呢？是谁强迫你做女招待啦？你干起来这么不高兴，就等于告诉每一个人说，你不喜欢你做的这份工作。你看，我们出来是为了得到愉快，却让你给搅了。如果你真的愿意当招待员，那你就应当一个世界上最棒的招待员，否则不如去另找一份工作。”
在他自己的餐馆里，如果有招待员对顾客态度不好，他就会立即把他解雇。他说:“不管你人有多好，你在这里工作不相宜，因为你把顾客都吓跑了。”他说话总是一针见血，他认为，世界上所有有才干的人都不会原谅那种故意无礼的行为的。
父亲经常提醒亚科卡应当及时享受人生的乐趣，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不论工作多繁忙，他都要留出充分的时间进行娱乐活动。他喜欢打保龄球和扑克，还讲究吃喝，尤其喜欢交朋友。他还常常跟亚科卡的同事交朋友。亚科卡在福特公司工作期间，他父亲认识那里的人比亚科卡还多。
1971年，亚科卡的父亲逝世前两年，亚科卡为父母结婚50周年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亚科卡委托一个在美国造币局工作的堂兄弟帮他铸造了一块金质纪念章，一面是他父母的肖像，另一面则是他俩在意大利举行婚礼的那座小教堂。在招待会上，亚科卡向每个客人都赠送了那枚纪念章的铜质复制品。
每当亚科卡回忆起他的父亲，他记起的总是一个精力充沛、力气永远用不完的人。有一次，亚科卡在棕榈泉召开福特汽车公司经销人的会议，他也请父亲顺便前去玩几天。会议结束后，几个人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球，亚科卡的父亲一生中没有去过高尔夫球场，他一击球，就追着球跑起来——70岁的人了，还是球滚到哪里跑到哪里。亚科卡在旁不断地提醒父亲:“爸爸，慢点!高尔夫球是锻炼走路的运动!”
但那正是亚科卡的父亲。他总是说:“既然你还能跑，干吗还要一步一步地走呢？”
从某种程度上说，亚科卡作为企业家的成功就是他父亲科学的育人之道的成功。他父亲既是一个精力充沛、善于身体力行的长者，又是一个循循善诱、擅长做思想工作的能人；既是一个一丝不苟、懂生活、善管理的凡人，又是一个思想豁达、善于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智者。每当亚科卡遇到烦恼或挫折，父亲总是不失时机地给予他安慰和信心，让他振作起来。这足以说明，亚科卡的父亲不仅是他的生身父亲，而且是他的精神父亲，是他得以成就事业的永远不倒的“靠山”。
宽厚仁爱和严格要求
—乔治·布什的家庭教育
乔治·布什，美国第41任总统。2000年，他的儿子小布什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当选为美国总统，并于2004年再次连任。
乔治·布什的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他是布朗兄弟投资银行及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挣的钱不算少，一家的生活很舒适，但并不奢华——一方面，因为普雷斯科特信奉印在习字帖上的老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边挣边存，量入为出；另一方面，他和妻子有着浓重的清教伦理思想，深明教义之精髓。他们的孩子，普雷斯、约翰、伯克、南希以及乔治，都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因而孩子们都知道生活不是任意开销的账单，无论他们想要得到什么，都得靠自己去挣。从小时候起他们就认识到，如果有谁生了病或遇到了什么不幸，都应尽力去帮助。但是，一旦自己离家独立生活，那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要靠自个儿去开创，去奋斗。
当乔治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每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进行讨论，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找他的父亲。但他从不去向父母要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摆脱旧有生活的束缚，这意味着要自力更生。
后来乔治加入了美国海军，服役期间共积攒了3000美元。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已足以供他独立地开始自己的生活。当时他还年轻，才二十刚出头。而父母已经做好准备，放手让他去开创自己的路，犯自己的错误，创造自己的未来。
乔治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总觉得自己只是在重复父亲和母亲过去所做过的一切。他们原是中西部人，后来移居到新英格兰谋生。父亲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母亲生于圣·路易斯的多蕾西·沃克。
当初，布什的父亲普雷斯科特是为了求学而来到东部的。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陆军野战炮兵军官，当时美国正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海外战争期间，他升至上尉军衔。以后复员回到家乡开始了其实业家生涯。他的父亲也就是乔治的祖父塞缪尔·P·布什是位于哥伦布的俄亥俄铸钢厂的董事长。但普雷斯科特对在那里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妻子家乡圣·路易斯的西蒙斯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普雷斯科特是个善于经营的实业家，他的拿手好戏是重组濒临倒闭的公司，使其扭亏为赢。在西蒙斯公司工作了几年后，他又被哈普制造公司的债权人所聘用，负责清理这家生产地板铺饰物的公司之账目。当普雷斯科特明确指出该公司症结所在——在这个案子中，问题的性质是非法谋利，哈普先生就亲自出马了。这导致了某种商业管理条例第101条所未曾列入的危机，普雷斯科特不得不在自己办公桌抽屉里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以防不测。这种情况直到哈普以诈骗罪被判刑后才告结束。哈普公司的债权人要求普雷斯科特继续留在该公司主持工作，普雷斯科特同意了，并且在以后的经营中取得了成功。在经历一系列兼并之后，这家公司成了美国橡胶公司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普雷斯科特和妻子还经营着一个五口之家。大儿子小普雷斯科特生于1922年。当时，普雷斯科特还在位于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西蒙斯公司工作。乔治生于1924年6月12日。当他出生时，全家已搬到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这时普雷斯科特已在美国橡胶公司工作。当这家公司总部搬到纽约后，一家便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附近定居了。
普雷斯科特的五个孩子，特别是乔治和小普雷斯科特，都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长大的。在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父亲对孩子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记者曾在他的文章里写道：父亲对乔治的一生“产生了惟一的最重大的影响”，这种说法只对了一部分。不能忽视的是，母亲的影响和榜样也同样重要。如果说父亲教会了孩子们怎样去尽责，怎样去工作的话，母亲则教会了他们怎样对待生活，怎样为人处世。
像父亲和祖父一样，乔治的母亲也是一位一流运动员。她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她在网球、高尔夫球、篮球、棒球等方面都可与任何人较量。在乔治的记忆中，任何竞走比赛，只要有母亲参加，第一就非她莫属。即使当他们几个男孩长到十来岁个头已超过她时，只要他们稍微表现出一点自以为了不起时，母亲马上就可以使孩子们明白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50年以后，乔治的母亲仍然保持警觉，不允许她的任何一个孩子有任何一点“大吹大擂”。曾经有一次，在读完一篇关于竞选演说的消息报道后，她对乔治说:“乔治，你谈论自己未免太多了些吧。”乔治回答母亲说:“作为候选人，选民们希望我告诉他们关于我各方面的情况。”母亲思索了一会儿，才勉强让步，对乔治说:“噢，我理解这一点，但你还是得尽量把握好自己。”
甚至，在乔治当上副总统以后，有一次，正当电视转播总统向全国宣读国情咨文时，屏幕上出现了乔治的镜头。过后，他的母亲直言不讳地教训他说:“总统正讲话时，你在看其他东西，这是不对的。”乔治解释道:“白宫发言人奥尼尔和我都有一本总统讲话的初稿，我们正在看它，以便能跟上总统的讲话。”她还是不听乔治的解释:“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必要，只有认真听，你才能领会总统讲话的实质。”
有时，从乔治母亲关于作为副总统该如何举止行动的建议中，更可见她心细如发。“乔治，我注意到里根总统对南希是如何礼貌有加的。”她有次打电话对儿子说,“我从未见到他先于南希登上飞机或走在她前面，他想得可真周到。”乔治品出了个中滋味。
但是，母亲对孩子们的批评，同父亲一样，总是建设性的，从来也不是压制性的。父亲和母亲是儿女们最大的支持者，总是出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地方。父母遵循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宽厚仁爱和严格要求相结合。宗教教育也是其家庭教育的一部分。每天早晨，他们全家都要聚集在餐桌前，由父亲、母亲给孩子们诵读圣经教义，他们全家都是圣公会成员。每星期六，全家都要去格林威治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
在乔治的记忆里，他们的家庭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幸福家庭，而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每年夏天全家挤进一辆旅行汽车——五个孩子，外加两条狗，母亲掌着方向盘——去走访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沃克斯角。这个地名得自乔治的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和曾外祖父大卫，他们在那里共同营造了一个的家庭度假地，这成为乔治儿时记忆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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