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很平凡，平凡得连我都觉得介绍他的名字叫“严裕”必要性不大。我的父亲又很典型，典型得只要把他的历史记录下来，差不多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我的父亲还很不幸，以其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资格，不管在哪一边，最终混个将军什么的都应该没有问题，但偏偏解放前国民党怀疑他是“共党分子”而整他，及至真的出生入死参加武装起义，解放后又因参加过国民党而挨整，最后以新疆叶城县养路段材料员的身分老死西陲，一辈子不要说施展才能，舒心日子也没过几天。

他老人家逝世十二年了，靠他的血汗供养才学会了舞文弄墨的我，居然还没有为他写过一个字，为此，心里感到非常地对不起他。想来想去，便写了下面这点文字，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

 要说教育，父亲一生中只教过不足一年的小学，那是在国民党怀疑他是“共匪”把他关起来，朋友们又帮他逃回湖南家乡无事可干的一段时间。除此之外，他同教育再没有发生过关系。但是，终生从事教育的我，却非常佩服他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方法。

记得从我懂点儿事起，父亲就不断地给我讲述严氏家族是如何重视教育的。从父亲嘴里我知道，严家七代行医，到了爷爷，已是湖南有名的医生，他决心让五个儿子（并无女儿）都读书。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随着儿子们的陆续入学，财力渐渐不支，爷爷就不断变卖田产，并要求儿子们勤工俭学，自己挣钱上学。严家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虽渐趋贫穷，但声誉却与日俱增。比如我母亲，家里虽是大地主，但外公却仰慕严氏家风，趁爷爷给他看病之机，就把女儿说给了父亲。

父亲也有自己的子女教育计划，他要让我们五兄妹都接受高等教育。由于所谓的“历史问题”，父亲政治上不断受冲击；经济上也是建国以后没提过级，实际工资越来越低。但不管出现了什么问题，他的教育子女的决心却从来没有动摇过。

56年春，父亲从西安被“清洗”回乡，正值我还有一学期就要考初中，他留下母亲带着刚满一岁的小弟弟陪我读完小学，自己带着两个妹妹和大弟弟先行。为了不中断我们的学业，他没有回到家乡农村，而是寄住在长沙二伯父严怪愚家。平反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失去了固定收入，全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或为展览馆抄写解说词，或到拆房工地拔旧木料上的钉子卖，干得最多的还是推板车①。其时作为长子的我已经可以做些事情减轻他的负担，但他只让我考完初中后在暑假期间推板车，我和两个妹妹的学习一天都没有耽误。

及至我上高中，弟妹们都已陆续上学。这时父亲的月工资已只有70元左右了，除负担七口之家五人上学外，还要不时给家乡得浮肿病的奶奶和务农的伯父寄点钱，加上我们在学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再好也只能享受三等助学金，所以无论母亲怎样吃苦耐劳、精打细算，也难以对付了，父亲便不得不修订他的子女教育计划并向我们宣布：大妹先上中师，毕业后供我大学后两年；我大学毕业后供小弟上学，大妹再去上大学；除此之外，其余负担仍由他负责。

虽然父亲抵抗命运的顽强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使父亲、也使我们终生遗憾的是，待到大妹正要把我供出大学时，文化被“革命”了，父亲被押去劳动改造，被斗得死去活来，我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即使如此，仍象爷爷当年领导的五个儿子一样，父亲领导的我们五兄妹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不仅当时，而且至今，都受到那个边远县城和我们母校师生的羡慕与赞美。

1962年夏，考完大学，我就从喀什回到叶城帮母亲洗衣服被褥挣钱，碰到生意好，记得有一天，母亲洗了十四床被子（那时没有洗衣机），我就缝了十四床被子；或者在父母开的一小块菜地上浇水施肥，送录取通知书的邮递员就是在小菜地上找到我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成了叶城县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全县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汉族人。但似乎全家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兴，唯一的庆祝活动就是在我快要走了的时候，因为我爱吃葡萄，母亲担心我到了大学吃不上好葡萄了，就悄悄地买了一脸盆马奶子葡萄，背着弟妹先让我先吃个够。

及至该出发了，我自己打好行李，并不见父亲关照，他只是在单位为我找好了便车。上车的那天，父亲照例早早地到办公室去了，弟妹们也上学去了，只有母亲站在门口远远望我扛着行李到停车场上车。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父亲事先给母亲交代了不要送，而母亲望着我时是流着眼泪的。多么英明的父亲！他把轻飘飘的炫耀变成了儿子首次出征前的沉静与坚毅，他把哭哭啼啼的送别变成了儿子单枪匹马去闯天下的勇气与豪情。我想父亲是想让我懂得，象我这种平民的儿子，面对人生的坎坷与艰辛，只有靠自己的这种精神。

记得当年我心中确实充满仅仅把上大学当作人生起点的激情与自信，对这种低“规格”的“送行”丝毫没有在意。我想我是已经习惯于这种做法了。我自己小时候怎么样记不清了，但记得弟妹小时候与父亲一起走路的情景：父亲是从来不拉着孩子的手走路的，他总是只管自己在前面走，三四岁的弟弟妹妹一阵跑一阵走地在后面跟。印象最深的是大弟弟，他跟在父亲后面走路的情形简直可以说是养路段院子里的一道景观：父子俩的身姿步态一模一样，用今天的话来说，简直象“克隆”出来的一样，前面的大块头可以说是后面小不点儿的放大，后面小不点儿也可以说是前面大块头的缩小，煞是可笑。前不久，我的四岁的外孙女曾到我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小家伙和我一起散步，走着走着，软软的小手就塞到我的大手里来了。我让她自己走，起初还站在那里不动，噘着小嘴想不通，我也就很有点于心不忍了。可见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上大学没人送自然也就不算什么了。

我上了四年大学，加上“文化大革命”两年，六年没有回过家。每到寒暑假，父亲就提前来信让我不要回家，说是来回跑既花钱又受罪，留在学校看点书，劳动挣点钱。只是苦了我母亲，六年中有时由于我较长时间没给家里写信，母亲思念我叨叨得太厉害，父亲就发来一份电报，曰：“打电报来”。

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领着孩子回家，父亲才教导我“爱孩子不要爱在脸上”。我独立奋斗的精神强，年过半百还保持着比较年青的心态，不能不说是植根于父亲的这种教育。

从湖南农村来到西安的我，已经七岁多了，虽然读过几天私塾，但还穿着开裆裤，以致第一次在学校里玩丢手绢的游戏时显得十分尴尬，而且连普通话里的“上午”和“下午”都分不清。但父亲一开始就让我上二年级。这自然就会碰到许多困难，然而父母却没有给过我特别的辅导，全让我自己去瞎摸，居然也顺利地度过了适应阶段。及至初小毕业，毕业考试前，我颇有点要争个名次的劲头，但父亲却对我说：“考60分就够了。”记得当年听了这话，幼小的我很是觉得深奥莫测。最后，虽然整个年级两张特殊的红毕业证我就拿了一张，但连自己也觉得“不过如此”而已了。

相反，事关我的兴趣、特长，父亲却有求必应。小孩子的爱好变化很快，我一阵喜欢画画，一阵喜欢音乐，一阵又喜欢体育，父亲总是我喜欢什么就支持什么。那时，城郊的西安机械化工程处给职工发城里澡塘的澡票，父亲差不多每月都要带我去洗一次澡，路过书店时，就会领我进去，买怎样画素描、吹笛子之类的书，至于画画的颜料，笛子之类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虽不富余，但也没有缺过。遗憾的是我似乎没有这些方面的天赋，待进了大学，这些爱好就大多丢了。但看到现在许多年青人不识谱，不会欣赏美术作品，我心里还是有一种自豪感。

作为男孩子，小时候的我在学校的调皮是出奇的，而我的大弟弟则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比我还调皮。但我却全然没有父亲打骂、训斥我们的记忆。能记得的便是小时候写字姿势不正确，要是让父亲看见，便会吃“栗壳子”②。他一边嘴里大声喊着“栗壳子啊！”一边将手高高地举起，屈起指关节，待到我们把脖子缩起来，低下头时，他的指关节便在我们头上轻轻地敲几下。奇怪的是就是这种“栗壳子”，居然使我终生写字的姿势都非常之正确，眼睛一直都很好。

我小学四年级时，一下课就到各班去打闹，弄得全校不得安宁，更有甚者，是我们的教室在楼上，我上课时居然把纸撕得碎碎的从地板缝里塞下去，弄得底下教室飘“雪花”，气得我的班主任，一位很漂亮的姑娘，回到自己的宿舍一头扎进被子里就恸哭起来。（我亲眼看见的，当时心里就很惭愧。）除了家长会上我的母亲经常被告知我的劣迹外，塞纸片事件发生后，终于发展到要停我的学了。母亲领着我到学校去向校长、向老师承认错误，苦苦求情，大概念在我的学习一向很好的份上，又恢复了我上课的资格。还有一次，是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了，十三、四岁的我居然写了一本“情诗”（很遗憾没有保留下来），而且让老师发现了。家长会上，妈妈当然就显得很尴尬，而且以为我真要谈恋爱了，开完家长会回家的路上，对着我哭哭啼啼，唠唠叨叨，搞得我有口难辩，羞愧难当。

这两次大概要算我给家里惹的最大的麻烦了。但是在我的头脑里都没有父亲为此训斥我的记忆。塞纸片事件之后就是初小毕业考试，他对我吩咐只是考六十分就够了；写情诗事件，妈妈回到家里就立即停止了唠叨，现在想来一定是父亲从中起了作用。父亲是英明的。其实，小孩子们犯的“错误”，有一些只是当时没有很好地控制住自己，事后马上就明白了，用不着太多的教训；有一些则干脆不能说是错误，而只是他们发育成长过程中美丽的插曲。

记得一直到高二，我都没有对极左路线的深切体会。那时我的政治热情很高，正在争取入团，还想继续争取入党，居然给父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动员他争取入党，要同他比赛谁先入党。然而，父亲对此毫无反应，使我感到很是纳闷。不久，班主任找我谈话，要我讲清楚家庭问题，其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少校，班主任便认为我隐瞒家庭的历史问题，搞得我非常委屈，非常伤心。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同我比赛入党并从来不和我谈及争取政治进步之类的事情，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不主动告诉我他的历史，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事情都可能扭曲我的心灵，使我去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或者背上思想包袱。他是想推迟悲剧的发生。而对于他，最佳的策略就是不吭声，听任自然，让生活来教育我。

1962年在喀什考大学，我听了二伯父“接续祖业”的建议要学医，但临考前27天体检发现我是红绿色弱，医生告诉我学医没前途，气得我把农医类的复习资料直往墙上摔，并决定当年不考了。远在叶城的父亲知道后，带信来强行命令我当年改考文史类。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只有62年讲又红又专，最宽松。我们一入校，就内部批了62年招生的“右倾”，及至64年，理工类全新疆的第一名，因家庭出身太坏，都没有学校敢要。历史证明，62年我如果不考，就将永远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实在是一名清醒的指挥官，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

还可以举出来作证明的例子是我的小妹妹上农机校的决策。那是1963年吧，小妹初中毕业。以她的天资和成绩，应该是上高中、考大学、读研究生的。但父亲已经预见到在极左路线下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果断地退而求其次，让小妹上了当时人人都说最光荣、但人人都不愿意上的农机校。使小妹取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和国家承认的学历，终生受益无穷。

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我为了圆青年时代的梦，进了一回考场。没想到竟然考上了。考上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报喜。如今的研究生已经不稀罕了，当年可不一样，全国人民大概没有几个能弄清楚研究生是怎么回事的，都以为考上研究生大概就相当于得到了进天堂的门票。我的父母当然不会这么愚昧，但据说在这种氛围中，父母也很为我得意、自豪了一阵子。直到父亲中风躺在病床上了，弟弟给我打电话时还说：“哥哥，你要赶快回来啊，你是爸爸的骄傲！……”我的研究生没有给我带来丝毫好处，反而几乎让我比本科同学低一级工资。要说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便是考研究生。不然，我要活得比现在滋润得多了。然而我并不后悔，因为它曾经给我的父母带来了很长时间的愉快和满足，而这竟是成年后长期在外的我对父母的唯一的“孝敬”！

我后悔的是：在研究生毕业分配前我曾回喀什看望父母，很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见面第一句话竟然是：“回喀什来吧？”母亲在旁边立即反对：“回来干什么？在乌鲁木齐好！”父亲就再没吭声。当时我感觉得到父亲那强烈的亲情，他希望我回到他的身边。我后悔当时认为父亲老了，糊涂了，而没有满足他一生中对我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实在是对不起他老人家。其实，如今回过头来看，我一介书生，教书匠而已，在什么地方到头来又会有多少区别呢？还是他老人家对人生参得透。

待我接到弟弟的电话飞回喀什奔到医院，弟弟在父亲的耳边连声喊道：“爸！哥哥回来了！”已经失语的昏迷中的父亲居然睁开了眼睛，举起没有瘫痪的左手摸了一下我的右脸！这是我不曾享受过的父爱，但也是我一直享受着的父爱，父亲的严峻与刚毅中包含的正是这份真情和柔情。……http://cid-1d36faea281484a9.spaces.live.com/Blog/cns!1D36FAEA281484A9!853.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