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
儿时我对父亲的感觉是那样的遥远，只是一个朦朦胧胧的轮廓。
一九四三年九月，我出生在淮南赊贻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医院。父亲匆匆赶到医院看望母亲，安慰了母亲几句，就匆匆而去，这可引起了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的不满，他生气地说：“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责任感。”
母亲只好苦笑地安慰罗生特医生：“现在是打仗，一个军长怎么可以守在医院里。他能及时来看看我们就很不错啦。”
罗生特摇摇头说：“我真不理解你们中国人的举动。”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出生还不到两个月，父亲就离开我们到延安去了，这一走就是两年。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全家才真正是大团聚了。
我曾在给父亲的祝寿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儿长十八载，父旁只九龄。”其实仔细算下来，九年的时间也未必有。
父子不能常在一起是很使人感到缺憾的，但还有比这更怪的事。我在上小学时，在“父亲”这一栏一直填：“陈雪清，职务处长。”学校里不管谁问，都是这样回答，这是父亲交待的。
在南京汉口路小学时，我的班主任俞老师是一位很和善、又很认真的老师，恰好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经常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汽车从我们家里进进出出。她觉得这根本不会是一个普通处长住的院子，多次问我都得不到答案。一次上练习课，同学们都在做题，俞老师却把我叫到讲台前，很严肃地问我：
“你父亲到底是谁？”
我回答：“陈雪清。”
她生气地说：“你撒谎！”
我坚持地说：“就是陈雪清。”但我却没再坚持说我没有说谎。
俞老师忽然拿出一张报纸给我看。我一看，原来上面登着父亲在一次大会上讲话的照片。
俞老师指着报纸说：“他才是你父亲，对吧！”
我不吭声，只是摇头。
她忽然和气下来：“有这样一个父亲是光荣的事，为什么你不承认呢？”
我牢记着父亲的交待，仍然摇头。
俞老师看仍然问不出结果，使出了最后的一招：“你哥哥陈昊苏都承认了，你怎么还不承认？”
我心里想，也许俞老师真的知道事情真相了，可是我决不能改口。对于一个小学生，受到老师这样的责问，眼泪汪汪的几乎要忍不住了。
俞老师看我这样可怜就不再追问下去了，以后再也不问这件事了。其实我心里也十分愧疚，确实是在骗她。直到初二时才改填父亲的真名和真实职务。
当时父亲所以要我们填个化名，目的有两个。一是保密和保卫的需要；二是父亲一直希望我们兄弟做一个普通的小学生，隐瞒了他的身份，使我们没有压力，也使学校没有压力。
亲切
随着人长大，随着生活的安定，父亲与我们儿女的接触也就逐渐加多了。在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也就逐渐地由儿时的遥远，慢慢变成少时的亲切。
父亲知道他的工作很忙，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少，所以他一有机会就组织全家照个相，现在留在我们手里的“全家福”照片有十多张。每张照片后面都有一段亲情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记忆和纪念。
解放后的第一张“全家福”，其实应该叫“两家福”，就是在上海湖南路与邓小平叔叔一家的合照，当时我们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两个父亲是军装整齐，两个母亲都很年轻，穿着当时最时兴的列宁装，而几个孩子却因为很少这样正式拍照，个个都显得很拘谨，皱着眉，绷着脸。小鲁因为寄住在利淡如老太太家里，就缺席了。看着这五十年前的照片，我总是有一种全新的异样感。在这以前，战争年代的照片给人一种战争的气息，而从这张照片之后，给人的完全是一种主人的感觉，因为革命成功了，一种主人的自豪感凸现在眼前。 解放后不久，父亲把爷爷、奶奶接到了上海。爷爷奶奶来上海还不到七十岁，全家就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的爷爷奶奶，穿着马褂长袍，显得那么苍老。一晃五十年过去了，我也接近六十岁了，可是全没有爷爷奶奶那么老，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我们都比上两代人年轻，这当然要感谢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
开明
父亲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位十分放手的父亲，我们兄妹的生活、学习都是由母亲严格督促的。父亲从不干预儿女的选择，他充分相信儿女的自立能力，但是也绝不是放纵我们，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首先是气质的熏陶和表率的影响。他很少训斥我们兄妹，每遇到一些事情，他总是寥寥数语，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下午，父亲忽然让秘书把全家拉到中山陵的路旁。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久一阵欢呼声鼓掌声从远处传来。不一会儿，父亲陪着毛主席走向中山陵，所有的游人都停下来使劲鼓掌，不停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时我才明白，父亲就是让我们目睹一下毛主席的风采。回家后，爷爷和奶奶一直十分兴奋，爷爷说：“这是真龙天子啊”我反驳说：“迷信是主席。”爷爷坚持说：“现在称毛主席。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称真龙天子。你懂什么”我说：“你思想落后。”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主席。同学听说我见到了毛主席都问长问短，我也感到幸福极了。这幸福是父亲带给我的。
父亲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很遵守保密纪律，从来不在家里透露什么消息，也很少与我们谈及国家大事。但有两次例外，一直很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是人大会议之前，他在吃饭时问我们：“如果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你们同意吗”我没有思想准备，也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毛主席自己不愿当，那当然听他的。”昊苏、小鲁也表示了类似的意见。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按常例我党是要派高级代表团去参加的，可那时中苏论战很激烈，两党的分歧甚至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又是在吃饭时，父亲问我们苏共要开会了，你们说我们要不要去参加。
昊苏说：“参加，参加去和他斗争。”
我说：“可参加可不参加，参加与他斗争，不参加也是反对的意思。”
小鲁说：“不参加，不给他捧场。”
父亲笑了：“嗯，还是你干脆。”
不久，中央就宣布不派团参加苏共大会。从小小鲁就确实有些过人的看法。
一九六四年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展了一场反对不良倾向的运动，集中批判了各种自由主义。其中有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着：“陈毅讲红与专，完全是和林彪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相对立的。”学院自然将这位学生批判了一顿，不过却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忧虑，连着几天都心事重重。正好同学张九九从北京回校了，她告诉我，你父亲身体不好，正在休养。我听了更加坐不住了，就向王政委请假，理由是父亲身体不好，要回家看看。系里马上就同意了。
到了北京，一进门看见父亲在大厅里散步。
他看见我很奇怪：“咦你怎么回来了？”
我说：“听九九说你病了，我特地请假回来看你。”
父亲顿时大喜过望，拉着我的手向房里走，一面大声喊我母亲：“张茜，张茜。”
喊得母亲有点心慌，一面往外走一面说：“又出什么事了这样大喊。”迎面猛地看到我也是一愣：“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吗？”
父亲抢着说：“小丹回来看我的，听说我病了。”他又感叹地说：“儿子长大了，懂事了。”
晚上我陪父亲散步，就把学院的情况告诉了父亲，把我的困惑说出来了。“有人说你讲的红与专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不一样。”http://www.woaidusu.com/2916841e7444c58a45691a86be3b920b/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