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一直没敢当面问他，怕父亲真是我儿时认为的“老财迷”，我宁可认为父亲是“降大任于我，必先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空乏我身……”。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我陪同记者老师一起和父亲聊天，那记者老师就带着我的疑问问父亲：小时候您那么锻炼黄鸣，是不是预测他将来有所作为？尤其是那时候那么小让他去建筑工地做小工？
　　父亲呵呵一乐：当时我的想法是，人家的孩子都出去做临时工挣钱去了，我家大鸣如果不去挣钱，他呆在家里干什么？我怕人家笑话我惯孩子！我有病，他叔叔也有残疾，家里还有小孩子，都需要我们寄钱给他们解难。大鸣摊上我们这样的家庭，他更应该比人家多干活。

　　父亲的回答解了我多年的疑惑，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父亲让我去做工，并不是为我将来有多大的出息而打什么基础，父亲也没有预测我未来命运的“大智慧”，他只是要求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要我做大家都做的事情，要我吃大家都能吃的苦，并且因为摊上家庭的变故，他认为我更应该多付出努力来改变现状。
　　并且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抱过任何超过实际能力的厚望，在文革时父亲只希望我能做个工人，我大学毕业后他只希望我做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我想，如果父亲真要是说出了“为了苦我心智”而锻炼我的话，那确实是违背他一贯的严谨和诚实而是配合着媒体做秀了。父亲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也许正是父亲的这种平常心，这种在无奈中求突破的苦难教育，才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培养了我。也或许正是父亲身体上遭受了如此劫难，才赋予他无奈用苦难教育孩子成长的智慧吧。http://blog.ce.cn/html/41/101841-185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