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路

自从1952年起，背上那用旧布做成的书包开始上学，就必须走完弯曲不平的三里路程才能进入小学教室。刚开始我们跟着大同学一起走，用不着操心怎么走，随大溜就行了。我家的邻居刘同学，大我许多。他给全村人的印象是：路上看着书去，看着书回。大概他也一定程度影响了我，让我坚持了下来。他后来因为家里没人干活而辍学了，我却幸运地沿着学途继续走了下去。有时我也会一个人去上学，中途要经过一个村庄。那时几乎家家都养狗，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过村庄，防狗咬是首要的。那是冬天，我好像是在上小学二年级，我手里还拎着旧棉鞋，壮着胆子向村庄走去。到了村头，有三条狗躺在不同的方向上，看到我来了，它们站了起来，冲我边叫边围了过来。我心里虽然害怕，但是还要想办法对付它们。我抡着那双旧棉鞋对抗着它们。没多久，狗的主人端着饭碗出来了，喊了一声，狗们退去了，我才能继续我的路。过村庄遇狗咬是经常的事，不过有的只是原地叫几声，威胁不大;有时狗虽然很恶劣，但是有村庄的人在场，都不是问题。最危险的是有的狗不是冲着你叫，而是看了你一下，冲着你的后面走去，突然偷袭，冲你的腿肚子来一口，后果可就严重了。所以我们上学路上都带个棍，那次我因为拎着旧棉鞋，就没有拿棍，偏又遇着三条狗一齐冲我来，所以印象深刻。

大同学陆续不上学了，小同学们又来了，我的弟弟也来了。我们有四个人了，防狗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出现了被人欺负的问题。另一个村庄上有个孩子，可能家境好点，有点娇生惯养，他好像不欺负别人就不舒服。他与我们在距学校2里路的地方相遇然后一起走。他就象美国一样，往往主动挑衅，污言秽语对我们实行心理伤害。要说打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因此弱者群落一路不得安宁，只得一天又一天的忍耐着。我们那时的挫折承受力显然比现在的孩子大得多。可能过了痛苦的半年，我们开始商量反抗的事情。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又要发作，我冷不防抱着他的后腰，弟弟和另一个小同学做出要打他的样子，还有一个被吓跑到远处旁观。这完全出乎霸主的意外，他服软了，我们也没有打他。从此，我们得到了解放，我们和他平等了。

学几何学都知道，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农村人上街，走亲戚，都图近路，所以有些农田里就出现对角线式的“斜稍路”。因为是必经之路，土地经营者无法反对，有的还为你犁出“斜稍路”，以免人们踩出更宽的路来。我们这样的孩子们当然喜欢走近路。但那时人们喜欢种高梁，因为它的杆可以作房盖，做垫床的檗（bo），秫緢(miao)子做两种扫把，蓅(liu)子高梁的颈杆可以做锅盖，罩头子等。高梁不算好吃的粮食，那时的农家生活离不开它，所以每家都少不了种它。到了农历5、6月，到处是青纱帐，虽然淮北平原人口稠密，不会有虎狼之类的凶猛野兽出没，但是一个人走在青纱帐中的“斜稍路”上，真让人发怵。有一次，又是我一个人沿“斜稍路”去上学，走到中途，突然前边路边探出一只狗头来，我吃了一惊，以为遇到狼了。我既没有惊叫，也没有转身就跑。不由得停住脚步盯着它。它看了看我，转身又窜入青纱帐。我为了给自己壮胆，一面前行，一面用手去打路边的高梁叶子，让它发出啪啪的响声，直到走出青纱帐。后来，遇到我独行，或阴暗天气，为避免受惊吓，我还是去走那三角形的两边之和的远路。

可能是1960年的冬天，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周末回家，我把在学校偷着省下的半个馒头交给母亲。那是一场大雪后的许多天，回家时没化冻，路尚好走，第二天化冻了，我当天必须赶回学校。母亲让我打鞋码，就是用细绳子把鞋扎紧，并且和脚固定在一起。我告别母亲刚走出村后，鞋码就散架了，我只得把鞋拿起来，无奈赤脚前行。刚开始脚感到钻心的疼痛，逐渐就麻木了。一路近30里，当我走在松软的泥土上时，从脚上传来了温暖，一旦踏在冰雪块上，又传来刺骨寒冷，在那雪、土相间的路段，我就跳跃着走，专门落在泥土上。到了学校附近，都是冰碴子路，已经没有挑捡的余地，不小心还会划破脚。我艰难的回到宿舍，有同学劝我等一下再用温水洗脚。洗脚时那难忍的疼痛刻骨铭心。

【考上高中（1961年）已经走在省级公路上，有时也能坐一次汽车;考上大学（1964），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15年后（1979）我离开华中工学院之前，因公赴京第一次坐了次喷气式客机。但是，我的孙女5岁时已经坐飞机跨越南半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