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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十一:美国家长教师协会做法——公立学校的家长联合会

13年前 [12-29 22:16 周三]
           连载十一:美国家长教师协会做法——公立学校的家长联合会
gxm 发表于 2006-3-11 9:27:00

1974年,家庭驾驭权利和隐私法案成为了联邦法律。它是由来自纽约的保守派共和党人詹姆斯·巴克利(James L. Buckley)负责完成的,这一立法阻止学校单位(school districts) 拒绝家长了解孩子的分数或者在没有取得家长同意的前提下不能向任何第三方泄漏诸如此类的信息。为了保护美国家庭的自主性,巴克利加强了家长和改革者的权利 影响,否则他们之间将不会保持密切关系。比如公立学校家长联合会的奠基者就不同意巴克利参议员的政治观点,但是在关于需要公平处理家长和学校之间关系问题 上,他们之间的观点是一致的。在费城,教师、校长和学校当局似乎不再尊重他们的服务对象。家长们不得不自己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利益,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 他们。

与其他地方的家长不同的是,很多费城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所上的学校和整个学校系统作了区分。与他们临近社区的学校相比,他们更可能对本地区的学校吹毛求疵。他们毫无理由地担心会出现不公平现象,这一点在1967年以后尤为明显,那时费城学校当局主席理查德·迪尔沃斯(Richard Dilworth)雇佣马克·赛德(Mark Shedd)负责管理费城的公立学校。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后,赛德从新泽西州的安哥伍德(Englewood)来到了费城,在那里他曾经负责执行一项州立的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计划。迪尔沃斯和赛德一起向现状(status quo)挑战,介绍引进了诸如公园林荫道计划(Parkway Program)、 创立无围墙高中以及以同乘公交车为主要依托来推动全市范围内的废除种族隔离计划等此类的教育改革。在白人和工人阶级当中,这种改革进行的并不是一帆风顺: 调整学校根深蒂固的原有结构还不算太糟,种族融合才是他们最为担忧害怕的。此外,费城的黑人也不知道,他们相信迪尔沃斯和赛德是不是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1971年弗兰克·瑞佐(Frank Rizzo)当选为市长,这导致了相关负责人的突然辞职,进而使人们的这种担心加剧。

20世纪70年代费城学校单位爆发了大罢工,但这对于消除那些家长们已经感受到的夹杂着愤怒的焦虑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罢工队伍由教师、管理者、甚至是城市搬运工举行的罢工使数以千计的学生课堂完全陷于混乱当中。19729月,当费城教师协会的罢工严重影响到了学校的时候,有16天没有上课。恢复工作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在持续不断的关于工资和工作环境的争论中——这导致学校在来年春天之前几乎一致处于关闭状态,教师们又组成了[工会组织的]罢工纠察线(picket line)。当罢工继续的时候,那种失望的情境接踵而至,这让家长和孩子们对这种恶劣的境况有了充分的认识。家校理事会(The Home and School Council)——这是一个家长教师组织,它可以追溯到斗士玛丽·范·米特·格莱斯(Mary Van Meter Grice)和费城家校联盟(PFT)——想通过寻求能够迫使教师返校工作的强制令来达到减轻公众要求之压力的目的。但是联合会并没有作出让步,一些家长也认定他们的利益需要更加充分地体现出来。与之呼应的是一个电台的社论,它呼吁和解。三个孩子的母亲——赫庇·费尔南达兹(Happy Fernandez)指出,“在正在发生的事件当中,并没有家长的声音”。就在这几天之内,公立学校的家长联合会(PUPS)诞生了。(见图6. 2:公立学校家长联合会的共同创始人——赫庇·费尔南达兹,1973年。经由收藏此图像的《费城新闻简报》许可。城区资料库。塞缪尔·佩利图书馆。费城坦普尔大学)它最初是从一个已经存在的家长关系网中获得支持的。这些家长此前已经组建了佩沃尔敦-曼图亚基金会(PoweltonMantua Fund),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它为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托管服务,这些家庭一般位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位于费城西部的煤气研究所(Drexel Institute)附近人口混杂的社区。但是不足之处随处可见,而且这也没有让PUPS的创始人花足够的时间来考虑,以决定是否把他们的组织推广至全市范围。

根据第一届代表团的陈述,PUPS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政府官员施加压力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为我们的教育系统争取足够的资金,并且为我们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人性化教育”。它把自己设置和运作 模仿了工会的模式,因为它希望从“权利的位置”解脱下来,以便可以和别人讨价还价。通过齐心协力和众口一言,家长希望和老师一样能够在这座城市的公立学校 中有一席之地。相似的组织机构为成了各地的榜样;比如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家长联合会(United Bronx Parents)和黑人居住区的家长联合会(Harlem Parents UnionHPU)向UPA提供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极富说服力的机会。在HPU创建人爱德华兹(E. Babette Edwards) 的指导下,这些黑人居住区的家长们聚集到一起为自己辩护,反对“高度组织化的、自我规制的、收费很高的和专制极权的学校系统”,而这些学校还谴责这些少数 民族没有为他们的孩子取得进步。爱德华兹不仅想通过她的组织让家长更多地参与其中,而且还想让他们在集体争辩中成为“很难应付的代表”。

在这一点上,费城并不缺少家长参与。PUPS在第一年就招募了1,000多名家长,主要是中产阶级白人和低收入黑人妇女,他们认为,家校理事会过于单一,与市政的政治部门和教育部门过于接近。PUPS的创始人之一海伦·威廉姆斯(Helen Williams)说,“在家校理事会当中,我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黑人代表而已。”为了避免新组织分化,PUPS的议事程序(by-laws)要求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由一些“多数”民族和一位“少数”民族共同担任(这里的“多数”和“少数”是相对这一组织内部而言的——译者注)。父母的身份成为一种连接纽带,它使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反对通常意义上的敌人。PUPS并不选择注重发展当地私立学校中的居民,因为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和理事会竞争。在这个城市,整体上缺少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它的负责人开始参加学校当局的会议,在会上他们不再继续沉默。但是,他们的不合作策略让很多有影响力的人与他们疏远了,包括家校理事会的官员们,1974年他们对新任负责人抱怨PUPS的行为在学校中导致的“所有问题”。

由此推断PUPS与学校负责人的政策和实践总是不一致就是一个误解了。它和教师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佐证。作为一个组织机构,PUPS经常向PFT发出挑战,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教师似乎要把罢工长时间的持续下去的时候。1975年,PUPS对教育当局提出诉讼,宣称他们PFT之间的关系是非法的,因为它非法地允许教师参与发展金融财政和个人的决定。正如它所做的那样,PFT也毫不畏惧地谴责PUPS,例如当PUPS通过罢工为混迹街头的儿童发起教育行动就是如此。然而,这两个组织的部分成员都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非得就是那种对立关系。PUPS的联合主席凯茜·泽普妮克(Kathe Zepernick) ——她也是她的孩子所在小学的一名志愿者,对那些她所认识的罢工教师非常同情。显然,“联合会必须”保护他们不受当政者的压迫。因此当出现罢工时,她和她 的所有成员和朋友一致认为,他们应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海伦·威廉姆斯更加达观。她相信,通过要求在官僚科层制度中的改革可以为教师谋利益。她说,这使 教师不再成其为人,而是“异化成了一部部没有思想的机器”。家长应该通过支持教师和那些希望重建学校的管理者来给他们提供帮助。

但是,20世纪70年代城市教育现状使费城大多数家长确信他们与教师和校长之间的关系是互惠的。如果长时间的罢工并没有使形势明朗化,那么他们就可以从学校官员那里得知这些,这些人对待他们是非常冷淡甚或是不尊重。家校理事会和PUPS取得一致意见,需要为费城公立学校开列一份家长权利清单。当一个来自社区法律服务机构的律师指出父母有权查看他们的孩子在校分数的时候,赫庇·费尔南达兹首先想到了这一点。在19745月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家校理事会主席玛丽·肖伯特(Marie Schobert) 针对家长权利和义务清单向学校当局提出了建议。她说,家长有被通知的权利,有被咨询的权利,更有被尊重对待的权利。但是他们也有义务了解并接受学校的规章 制度,为学校工作的成功开张而尽职尽责。他们应该“提出建议,而不是武断霸道”,“提供计划,而不是具体管理”,并力争使“孩子们在情感和社交等方面做好 准备,以便他们将来能够乐于学习和易于接受规训”。

为了不甘人后而避免被人胜出,PUPS也制定了自己的权利清单,它作为一个合作讨论的基础与家校理事会分享合作完成。与PUPS的 敌对作风一脉相承的是,它根本就没有提到家长的责任和义务,主要关心的是家长期望应该从学校中得到什么。“不管他们的种族、信仰、哪国血统、经济地位、性 别或者年龄有什么不同”,都有权利要求得到客气周到且充满敬意的对待。他们有权利查看他们孩子的正式记录,参加“非常有意义的”家长-教师协调会,并且被 周知所有相关的“政策、规章制度、指导方针和管理决定”。好像豁免家长的责任和义务挑衅性还不够,PUPS的草案还号召家长积极参与校长选举、教师评价以及学生择校等活动。纽约人绝对不会为任何一条这样的建议而感到震惊,但是在费城,不管是家校理事会的官员还是学校负责人和及其成员——至少是教师工会,都不会接受这些。19755月,当家长的权利和责任清单得到允准的时候,它并不允许家长对职业决定施加任何影响。然而,即使是校方有选择性地认可的东西,即对家长权利概念的界定,也仅仅为了指出,对家庭和学校之关系的考虑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变化。

新政策提到费城公立学校的议事日程所带来的影响是任何人都拿不准的。在这期间,PUPS利用一切手段来维护孩子和家长的权利。1975年制定的法律——《残疾儿童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PL 94142) 要求教育者在为他们的特殊需要儿童制定教育计划的时候,要通知家长并倾听他们的意见,这又增加的家长的权利条款。它加强了现存的合理的诉讼程序,据此家长 能够求助于关于此类儿童的认证、评价和安置等相关的官方决定。对公立学校对待特特殊儿童方式极为不满导致很多家长——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现身说法,支 持《公法》(Public Law94142条款的规定。但是法律一旦被制定以后,它的执行就遇到了很多的新问题。来自教会慈善机构(Pew Charitable Trusts)的捐赠资金允许PUPS雇佣两个全职律师,他们的职责是帮助家长对付学校所在教区的特殊的教育政策和项目。另外一款捐赠来自美国司法部,这笔款项可以让PUPS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力量,通过抵押的方式来帮助所有因为纪律原因而被校方要求退学或转学的孩子的家长。它的目标是帮助家长自力更生,但与之相反的是,PUPS持一种集体行动的观点。到了1984年,教区已经不再开除旷课学生,并且决定,开除学生只不过是当发生其它不当行为时,负责人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而已,这一举措为它赢得了一些信誉。

正如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迈克尔·马尔科斯(Michael Marcase)所说,作为教育改革的倡导者,当PUPS与这些组织合作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合作是来自不易的,特别是与那些很少得到PUPS尊重的管理者之间的合作更是如此。几乎从他被任命的那一刻起,马尔科斯成了被嘲笑的对象,那时PUPS把他当作公众嘲笑的样板。他被认为是PUPS最不喜欢的政客弗兰克·瑞佐市长的选择对象,这对于他避免承受最不合适和最不能胜任的指责毫无作用。每个月与马尔科斯及其团队的例会并没有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感;实际上,当等待负责人的时候,PUPS的领导者拒绝与他们进行自由的讨论,因为他们认为他的会议室装了窃听器。正是在马尔科斯眼皮底下发生的那两次罢工期间,在PUPS呼吁PFT和学校当局相互让步,并且或许这也证明了PUPS确实缩短了1978年那次罢工的时间,它的办法是为了满足解决问题的需要,通过戏剧的方式在当局的核心部门而大肆渲染气氛。在1980年那次罢工期间,PUPS在市政厅外面搭台进行示威,这导致了高峰期的交通堵塞。但是这些影响对于合同谈判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在罢免读到督导等方面所采取的行动却最终获得了成功。1982年,他和他学校当局的四个支持者一同辞去职务,因为PUPS和其它社区组织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PUPS已经不再是从前的PUPS。它最根本的改变是,它已经不再是改革的急先锋了,它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转移,开始为它的“顾客”服务了。和亚特兰大、波士顿和洛杉矶的同行不一样了,PUPS发现它的这种转变导致的后果是领导者越来越职业化了,并和学校当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它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雇佣了一名CEO,而且还把义务志愿者全部转变为那工资的雇员。它不再坚持对抗的态度,而开始与政府部门步调一致了。即使是新任长官——康士坦茨·克莱顿(Constance Clayton)对待PUPS也不总是充满敬意。克莱顿每个月都要指任他的下属去和诸多团体会面,其中就包括PUPS,而且拒绝与教育优先理事会合作,这个组织恰恰又是PUPS和别人联合创办的。在这些团体当中,其中有一些团体负责的是管理研究设计与规划,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更充分地利用本地区内有限的资源。克莱顿作为一个革新者的声誉有助于让她的工作名正言顺,但是对于PUPS来说,面对这次到来的机会最好持一种安慰性的态度。凯茜·泽普妮克回忆说:“如果我们被解散了,那么我们以后就不能为家长们提供服务了,我们不应该采取绥靖政策;我们应该做得恰恰是……努力存活下去。”这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像年度好校长(the Year of the Good Principal)——这是PUPS在马尔科斯当政结束之前发起的一个项目——那样,以项目的形式存在下去。在19811984年间,它明确了思想,那就是把家长和教师联合起来,共同鼓励孩子去阅读。

仅仅作为家长的组织,PUPSUPA都为美国的教育政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通过一系列的要求,表明了家长是一个利益非常明确的群体,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家长和学校的意见有时候是不一致的。当然,通过这一思想也表明了他们所承担的义务,那就是家校应该互惠的长期存在下去。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UPA宁愿承担压力也不愿意抗议,并且PUPS也 发现,选择对抗,自己绝对不能长治久存。两者也都没有准备向学校官员的权威或专家的合法性提出严厉的挑战。对于学校作出的决定,它们二者也都是追求如何让 自己更具有影响力,而不是追求具有权威性。然而,他们为家长权利所作的声明和辩护是他们坚持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那就是不要假设认为家长和学校之间是相互信 任的。自然而然,他们一定坚持认为,家长拥有这些权利是由他们的身份决定的,而不由他们的教育水平决定,这有利于改变这些关系当中权利的平衡。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些家长联合会所主张的东西在州和国家的法律当中得到了界定,例如在《公法(94102)》当中。专家的意见也不再能够为各种权威或者是家长主义行为方式提供正当性证明。不管他们具有什么背景,也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学校都应该对他们的服务对象表示尊重。家长的法定权利也意味着,家校关系能够很容易变成敌对性关系,而且美国人也倾向于这么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与此前的学校的改革者所认为的相比,更难做到的是机会平等,这已经非常清楚了。相对于认为家长和教师是天然的敌对者而言,介于某些家庭和学校之间的那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了。但是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这样认为。像大卫·舍利(David Seeley)这样的改革家和像詹姆斯·卡莫尔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这样的社会学家怀着满心的希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能解释这些问题,而且向所有的人展示如何合作才能够使我们的工作更成功。

石宣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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