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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十:美国家长教师协会做法——家长的权利

13年前 [12-29 22:13 周三]
       连载十:美国家长教师协会做法——家长的权利
gxm 发表于 2006-3-11 9:25:00

在 家长教师联合会的历史上,家长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比教师更积极主动。实际上,学校当局经常告诫校长和教师只能做配角,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坚持这一点, 那么这些专家能够更好的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是充当配角并不意味着消极无为:当致力于改善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时,在组织中教育者总希望能够名副其实(formal presence)。这种希望是在这样的冲击下提出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当联合组织起来的教师要求在管理中公平对待,但是家长坚决认为他们在教育机构当中应该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不得不成立一个组织,组织成员仅限于家长。在费城公立学校危机时,1972年成立的公立学校家长联合会(the Parents Union for Public Schools,简写为PUPS)宣称对这些家长负责。但是,仅对家长开放的组织并不是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早在50年前纽约城就有人走在了时代前列。1921年成立了家长联合会(the United Parents Association,简称为UPA),仅是一个市级的组织。在纽约的学校政策方面,它很快就变得极富特色,但代表的是保守派的声音。像公立学校家长联合会一样,它发起了家长教育,为家长的权利奔走呼告,即使是在60年代美国教育方法方面毫无超越的时候,家长联合会也没有与纽约教育机构隔绝联系,而是与之共同发展。在变动不居的年代出现那种积极进取的态势的时候,它仍然与学校方面和总部位于利文斯敦大街110号的教育专家密切合作。作为一个积极倡导性的组织,不管是家长联合会还是公立学校家长联合会都不能单方面得到改变和进步。但每个组织机构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取得家庭学校关系上如何互惠的思想。

家长联合会

从一开始,家长联合会的定位是:只有家长才能被包括在内。但并不是每一成员都遵守这一规定,这在20世纪20年 代尤为明显。因为这个组织是从两个家长协会合并后发展而来,其中之一由几个家长教师协会组成,它们组织合并在一起的目的是为了在纽约市公立学校工作的教师 要求增加工资。对于校长、甚至是教师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它所代表的尽职职尽责的成员背离了标准的家长教师协会而已,但是对于家长联合会第一任主席——罗伯 特·西蒙(Robert E. Simon) 而言,这似乎并不一定不合情理。西蒙目前正在和豪瑞斯·曼学校家长协会合作的实验就是针对这些群体的。在他的领导下,家长联合会根据这样的原则存在,即在 家长组织机构中,自主性是成功的首要原则。专家的意见得到了应该得到的重视,当地单位则能够全神贯注于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家长联合会的很多创始成员曾 经是与公立和私立幼儿园联系密切的母亲俱乐部成员,可以向很多组织成员求助如何学习处理母子关系。但是这一日程对诸多的工人阶层和移民父母没有多少吸引 力,他们大多数有更需要关心的事情,并且这就为几年后中产阶级的家长联合会的声誉打下了基础。

192537个当地协会中,家长联合会的代表仅有3,400人。这一数字在此后的几十年内稳步增长,二战后这一数字开始急遽增长。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家长联合会的450多个单位、40,000成员在市议会(city hall)要求得到和学校负责人同样的关注和尊重。当它刚刚出现时,力量薄弱,UPA是通过鼓吹在这一系统里面工作益处良多把这一组织培养起来的。例如在1922年, 它对自己最基本的定位是帮助家长了解他们的孩子所处的学校,以便他们能够与教师和学校当局“明智地”合作。它也寻求“去简明系统地阐述全市所有父母的观 点”,并且“通过施加压力来影响政府官员”,目的不仅仅是提高公立学校,而且还在健康、福利和娱乐方面得到改善。但是,UPA的首要任务是家长教育。玛丽亚·L. 罗杰斯(Maria Lamdin Rogers),曾于19251929年担任UPA执 行秘书,在抱怨多数家长对这种教育并不感兴趣,或者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才智能从中受益的时候,她把这一组织所带有的那种中产阶级的偏见暴露无遗。此外,校长 们也对这种教育的智慧表示怀疑,因此这些协会除了家长参与,无人过问。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希望“毫不犹豫地认可他们的(学校)政策”。尤其是,如果他们能自 我教育,那么见多识广的家长可能是一笔财富。罗杰斯认为,通过积累家长知识,UPA将能够期望在某一天得到这一系统内学校负责人“充满敬意的关注”。

认为父母有权利(认可学校政策)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在纽约开始形成。通过对一些初中的介绍刺激改变了一项政策,要求校长们和家长一起讨论学生的转学问题,并且如果父母并不同意这一(转学)决定,那么家长有权利提起申诉。通过当学校搞基建时,他们能得到免费待遇,校长们也承认了家长协会的合法性(legitimacy, 或译为正当性,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所谓的合乎法律,而是指某一事物的正统性和合乎情理并能够得到认可的性质——译者注)。时世之艰难使得教育理事们更能够 接受这样的思想,即家长有潜力成为公立教育强有力的呼吁者,但是与之相伴的是这样的恐惧,他们使学校尴尬的举措可能会导致1934年被采纳的那种结果,家长协会不得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纽约的教育者可不想为那些漫无边际的攻击负责任。1939年, 家长联合会和学校当局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其中明确指出了各种能够改善家校关系的方式和途径。学校非常欢迎家长们参与到学校当中,但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可以 随时可以来,而是需要校方通知的。其中应该有精心计划的安排,这些安排应该与学生学习和学校的活动协调一致。如果家长经过了适当的培训,那么所作的这些有 助于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战后,对那些专制校长的抱怨使人们认识到,应该列出一个家长的权利单。1947年,纽约教育局代理局长刘易斯·威尔逊(Lewis Wilson)博士裁定,学校的理事可以采取行动反对那些不与家长协会合作的校长。但是这一指示在纽约市并没有使那些学校负责人干涉阻碍家长协会事务的某些学校负责人住手。他们不但遴选官员,而且还以各种方式掣肘,这种管理范式促使UPA主席大卫·埃斯呼吁制定一个正式的政策,为家长从学校中争取权利。他的组织已经参与到了一个学校校长和负责人代表组成的联谊会当中。但是,当它指责UPA没能保护好那些因为立场问题而被指控为共产主义者的教师时,教师联合会增加了投入,并且UPA很快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原则——只有家长才能够成为协会的一员。

19505月,负责人威廉·贾森(William Jason) 出台了一部他称之为“家长协会与学校”的家长权利清单。其中要求,如果热情很高的校长想通过这种方式——即允许把“注意事项”让孩子带回家,学校收取一定 费用——合作的时候,每所学校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家长应该对他们的行为负全责这种目前已非常熟悉的思想逐渐得到认可,为此,贾森把家长权利与在托马斯· 杰弗逊对共和国公民身份之信仰这种令人追忆的论证中的家长教育联系了起来。贾森说,在这些校长的指导下,家校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基于“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 系,因为不但家长将会“很快得到通知,……而且在扩大学校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加有效”。作为一位著名的反共产主义者,贾森可能已经为在家庭方面被颠覆这种担 忧所刺激。但到了1951年,UPA的新任主席鲁思·法勃曼(Ruth Farbman)就把隐藏于学校负责人思想之后过多的思想负担丢弃掉了。她说,只有家长能够对学校一切事情自我通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卸除自己的责任”。显然,这里面存在着高度一致的共识,那就是家长的权利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教育当中逐渐衍生出来的。

这个城市的教育界和巩固这种理解的学校当局对UPA的信任已经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衰退。预算调整的结果是,在1959年减少900个教师职位,这种减员的幅度超过了班级容量的不断减少的幅度,为此UPA在最近十年不断地进行抗争,并且大量削减了教科书、供给、基本建设以及某些指导和培训服务等方面的资金投入。UPA自身开始受到其天然支持者中某些人的攻击,比如家长,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家长,就对废止种族隔离和地方分权等诸方面持反对意见的立场表示出了异议。虽然原则上支持民族融合,但是UPA中白人大多数抵制执行同乘公交车和不同人种同校,因为这会威胁到社区学校人种的同一性。当它反对当地学校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时候,黑人家长和西班牙人后裔家长也联合起来加入到了UPA1961年得到了州立法机关的委托授权以后,当局的这些人得到了东哈尔勒姆学校委员会的捐赠支持,它想让他们成为每个社区的核心代理人。但是UPA认为,他们可能会为家长协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妨碍他们接近教师、校长,并且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是一些处于利文斯敦大街(Livingston Street)的强有力的决策制定者。

1960年中期为止,UPA已经重新思考它对纽约公立学校中少数民族的方法。据说,当老师与低收入家庭进行接触,向黑人和西班牙人伸出援助之手时,不应被阻止和开除。实际上,UPA主席佛罗伦萨·弗莱斯特(Florence Flast 指 责专业人员没有诚意:他们抱怨,她说:“被要求补偿社会和家庭的不足……而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但是,“他们一直拒绝家庭”加入公立学校。如果少数民族 的家长不耐烦或粗鲁无礼时她前调老师和负责人不要恼怒。弗莱斯特坚持“当认识到这种重要性时”,敌意“比以前流行的冷漠代表着更大的希望”。在1965年,在家长教育中UPA承担所谓的自我帮助计划,这一计划在仅仅两年之后它的基金用完之前从四所学校扩展了38所。它训练低收入的家长组织关于学校董事会政策的研讨会,这些政策与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家庭作业、成绩单和升级有关。他们用这些有用的知识来武装自己,将会更好的在家就能支持学校。自我帮助计划来自于UPA一 直坚持的这样一个假设,即家长教育是家长参与的先决条件。但是,这一组织正朝向更少的互惠,但更多的对抗性的情形发展。自我帮助计划通过“使家长们知道什 么是学校所期望的”教他们“在专业人员面前不会感觉受到威胁以有效的表达自己”。也许家长教育能服务于家长权利的原因而不是辩护。(注释60

甚至那些询问学校董事会的政策或自己孩子老师的专业水准会感到不舒服的家长们在19世纪60年代也改变了想法。人们为董事会合并招收更多黑人和西班牙人的学校制度的努力感到不满意。集体性的谈判提出了对UPA试图通过对制度改革(这将会成为任何劳动协议的组成部分)的要求来回应的新挑战。然而,谈判常常破裂,而且六年之内的三次罢工(1962年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断断续续持续了仅十周的激烈斗争)导致了家长和老师的分裂。在1968年,种族与种族划分和经济对政治情形一样重要。

在纽约的大部分家长愿意接受老师和管理人被分派到他们孩子的学校。但是少数一些少数民族的家长想对人员的调任有发言权,有一些甚至欢迎进行结构改革。例如,布朗克斯联合家长会主张,在城市里有很好地规划的社区,在这些社区中的街坊能为他们的学校制定合理的政策。(注释62)UPA谴责罢工和对它进行分权并不令人惊奇。当教师协会关闭学校时,UPA别无选择,只能宣称协会正对家长和孩子宣战。作为现行的强有力的计划的积极参与者,它对维持政治现状保持着兴趣。但是当UPA被迫接受1968年罢工后果中的结构性的改变时,UPA也为维护家长权利的原则找到了出路,而这正正产生于它对权利下放和分立的实践产生疑问时。UPA说,如果纽约一定有一些社区学校董事会,家长就应该组成一个单独的选区。否则,特殊的利益将会侵犯家长对他们孩子教育控制。的自然权利。(注释,63

纽约立法机构没有执行UPA的选举建议。在1969年通过的这项法案授权纽约城的社团学校区,允许所有的任登记为投票者,参加当地学校董事会的选举。“当地方分权法律(decentralization)被明确地提出来时,” UPA主席布兰奇·刘易斯(Blanche Lewis 迅 速作出了反应,我们警告给予“普通的选区选举权将会削弱和淡化家长的特殊作用。“公共教育也许不是我们唯一的领域,”她解释说,但是家长是“这一公共教育 最重要的部分”,并且今天他们“感到他们的权利正在遭到侵犯和腐蚀。”社群董事会的候选人包括老师、负责人甚至教士,这导致了人们对被理解为和通常的政治 一样的UPA愤怒和失望。原本被用来作为家长参与工具的实际上已被排斥和削弱了那些被假定授权的人们的权利。但是,对UPA来说,使这些论据看起来不是自私的是不容易的。在捍卫家长权利方面,这一组织发现自身在批评使教育决策民主化的改革设计时处在尴尬的位置上。(注释64

20世纪60年代晚期,UPA不是家长权利的唯一捍卫者,在纽约当时特定的观念大环境下,教育当局就1950年所做的政策性声明而重访负责人詹森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1967年,纽约州最高法院一个名为弗兰克·萨曼斯凯(Frank S·Samansky)的法官规定,家长联合会应该通过学校把印刷品分发给每个家庭。UPA对 这一决定表示赞成和欢迎,这一决定起始于两个毫不相干的诉讼,这两个诉讼是由家长分别提起的,他们反对让他们的孩子把一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带回家,这也说 明当时并非所有的家长都认同纽约的家长联合会。学校当局和家长们持相同的立场,他们把家长的权利和他们所参加的联合会的权利混为一谈,这可能是因为1969年的联邦分权法要求这一城市的每所学校都应该有这样的组织的缘故。19714月份,它得到了修订,“家长联合会与学校”加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不管家长的身份背景和所接受的教育有什么不同,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有应该对其一视同仁,尊重对待。在20世纪50年代,UPA已经摒弃了这样的观念,即不再把詹森的政策性声明看作是家长的权利清单了,因为这个字眼被认为鼓动性太强了。它把新的声明称之为“合约”(contract),比如学校当局和它的老师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它被设想为能够保护内在权利,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权利就是属于孩子在公立学校系统上学的父母的权利。但是1971年的文件也只不过是一个“合约”,一种程序而已,因为它并没有保护家长反对那种武断专制的行为或单方面的决定。它仅仅要求他们应该被通知到,或者至多在采取最后行动时咨询咨询他们而已。

1977年,教育当局再次修订了“家长联合会和学校”,加强了家长参与选举学校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的有关条款。这种小妥协是与“家长法律教育援助”项目亦步亦趋的,这一项目包括对UPA通 过私人投资的方式经过两个年的时间来告知家长的在学校中的权利。尽管已经开始地方分权,但是很多校长和教区管理者继续保持一种孤立主义立场,抵制家长参与 与财务预算、课程和人员管理等相关的事务中来。甚至更为令人沮丧的是,一些社区学校当局“为了保护秘密而设立了巨大的障碍”,拒绝家长让了解他们有权利知 晓的信息。经过一系列的研讨,有些在西班牙得到了实施,PLEA培训家长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权利,有时候免费向家长提供咨询,以便他们能够赢得他们所有应当得到的权利。对于UPA而言,PLEA项目看上去一定非常向已经完成的预言。不是为了让家庭和学校更加关系密切,这种结构性的改革让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这使得UPA把自己变得更像城市公立学校的反对者,而不是倡导者。虽然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它确实是在发生,那就是父母和学校之间的互惠关系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了昨日黄花。

石宣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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