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世纪末，美国教育官僚主义改革的第一次浪潮达到了顶峰，新一代学校管理者致力于建设他人打下的基础。1890－1920年间，乡村的改革者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内巩固农村学校，进展相当可观。在城市，教育董事会在规模和集权化方面被缩减。课程扩大到手工培训、家庭财经、物理等。教育者努力带给不同阶层的学生更多平等和学习成绩的测定方法。能够代表和支持这些变化的校舍变得不再普通却更加在预料之中。中学现在能容纳数量空前的不同空间。
校舍里没有哪一席地方能够比幼儿园和礼堂更能体现出这些改革的了。幼儿园被用来帮助年幼的孩子从私人的父母爱护中过渡到学校公共的日常行事和公民的自律里来，这在1900年的美国广为流行。这种工作要求专门的场所。它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至少能容纳30个孩子，又要小得能够拥有“一个家庭气氛”。壁炉、窗帘以及恰当的墙壁装饰品给人以亲切的感受，并同时减弱了集体活动带来的非个人影响。1902年，丹佛市学校的权威人士确信“环境是最强的教育因素”，因此他们努力让幼儿园的一共21个孩子感到宾至如归。
学校管理者还懂得礼堂的重要性。它每日的安排都被细化，在其中进行大群体的考试或指导、上映音乐或戏剧、举行仪式等。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被社区使用的大房间。像雅各布·瑞依斯（Jacob Riis）、克拉伦斯·阿瑟·佩里（Clarence Arthur Perry）、爱德华·沃德（Edward J· Ward）这样的改革家都认为，公立学校就好比一个运行的社会中心。对他们而言，礼堂就是无价的资产。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公立学校的负责人——亚伦·格沃（Aaron Gove） 说，礼堂“属于社区”。“在夜晚甚至于白昼，任何德高望重的、爱好和平的人们为了教育或者合理的娱乐在此相聚都会受到欢迎。”像这样的群体组织便可能成为不错的家校协会。在礼堂里，家长和老师相聚在一起互相学习，或者这仅仅是他们社会化的一种形式。这样家校关系就形成了。
1900年之前，美国家长教师协会举步维艰。1897年，在纽约的宾汉顿（Binghamton），学校主管抱怨州里没有多少家长有兴趣参加这种组织。而他的缅因州同僚们则相信全州范围内的组织势力可以带来变化。希望让家长得到更多的教师支持和学校革新，他们于1898年成立了缅因州学校进步联盟组织。该组织给当地带来了家校协会并且鼓励它们购买书籍和粉刷校舍家长和老师们更加欣然共存于城市，在私立和公立学校里建立了许多的家校协会。但与他们在芝加哥、底特律、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工作相比，则显示出一定的盲目性。在教育政策制定方面的家长教师组织的角色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由芝加哥大学教员创办的示范校里，家长们自发组织在一起的时间几乎与学校成立的历史一样久。大学基础学校的家长协会第一任会长佛洛伊德·弗雷泽尔（Floyd Frazier）夫人对其功能做了阐述。她说：“这应该让家长们对学校的目标和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的理解，应引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际合作，并且让孩子与家长成为亲近的朋友。”她的同事们进一步扩展了这项工作。家校协会的家庭委员会领导说：“我们的责任就是随处进行教育事业。”她于1904年写到，如果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将会“为了相似的目标和公立学校而雄心勃勃地奋斗，并能够彻底地做到善始善终。”到那时候，她的期望早已经开始实现。芝加哥的25所公立和私立学校成立了家长俱乐部，其中一家拥有300多名会员，包括了16个国籍的家长。但在所有的学校之中这项运动的进行并不均衡；初等教育学校的反应最为热烈，家长与孩子间的天然纽带关系加固了家校间的联系杠杆。
波士顿公立学校家校协会的首次出现时间是1905年的4月。那时对于波士顿的精英而言，分享各自经验与智慧的母亲俱乐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一家俱乐部就于近三十年前建在附近的剑桥地区。但到了20世纪初，许多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结合学校专业。在罗克斯巴瑞（Roxbury）中产街区的舍温－海德（Sherwin－Hyde）初等学校，家长和老师们发起“家校联手；指导家长关心自己的子女；增进邻里关系……”活动。到1907年底，有一打的城市公立学校设有类似的协会组织，领导人是昆西·亚当·肖（Quincy Adams Shaw）夫人，她也是一名家长、教育家和组建波士顿家校协会的改革家。这些协会致力于学校的现代化建设，教育信息的传播，以及重组那些已经不存在的学校家长协会，比如以前的东方改革家长协会。1901年12月，一些热心公益的市民建立父母俱乐部“从而提高孩子们的家庭、学校和一般环境的条件。”还特别对贫穷的孩子施以帮助，给失去特权的孩子营造夏令营活动，为城市的公立学校请来看护，甚至为那些有婴幼儿的穷困母亲提供妇产方面的服务。然而家长教师合作能否给众多的波士顿市民带来实际利益决定了家校协会的成长，因此协会的壮大仍待时日。
按照父母俱乐部和波士顿家校协会的要求，家长和老师们要穿越城市相会在学校。至1913年，47所小学和3所中学成立了家校协会，但保持这种快速增长并不容易。四年后小学协会的数量下降到38。而在中学，只有拉丁女校和实践艺术中学还有家长协会。原因也许是由于学校领导层的支持态度有所回落。主管富兰克林·戴耶尔（Franklin B· Dyer）把家长教育排在家长参预幼儿园的前面。他的助手耶利米·柏克（Jeremiah Burke）认为，不仅家长要对家校合作抱有强烈的兴趣，而且学校的领导者也要具备，而兴趣的产生要靠给予他们机会“在创造健康有益的大众情感上多下大功夫、造声势”来实现。
在纽约对家长教育的需求也对家校关系的组建产生影响。1896年初，进步组织公众教育协会（PEA）为母亲们开讲座，有以下题目：课程、教育学、家长教师合作、儿童发展。为了防止家庭工作与学校背道而驰，PEA为那些理解能力有限的家长安排了相应的讲座。希望这种非正式的谈话能够改变于他们中间存在的“不多的分歧”。然而对PEA的努力，纽约的校长们并不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他们学校家长教师协会的报道寥寥无几。
在费城，中产阶级的改革家们在组建家长教师机构上面则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原因也许是官方给予了他们更多的支持。开始，他们于1897年五月建立了NCM附属团体，不久，在城市西部郊区的赫斯顿学校，出现了母亲俱乐部，紧接着，在鲍姆鲍赫主管的鼓励下，1907年十月大批改革家和教育家们加入到组建家校联盟的活动中来。如同对手波士顿一样，费城联盟代表了真正的改变。这些联盟的创办人从国家运动到开放的公立学校，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到社区的过程中受到了鼓舞。按照市政研究的领袖耶西·波克斯（Jesse Burks）博士的建议，1913年成立的联盟创办了一个中央协调委员会，维护57个不同分支部门的利益。家长与老师们亲切地聚在一起，可能并不需要什么外在的援助，但是一所学校的现代化建设却需要精英的领导和全市范围内的机构组织来帮衬。
无论是费城新世纪俱乐部的时尚妇女，还是领导宾夕法尼亚母亲议会的积极分子，都支持联盟，不久55个关系亲如邻里的家校协会的会员人数就超过了5000。 教育工作和市民工作的交替进行是这些地方组织的任务。每月例会通常是向家长传授“家校关系、好公民的素质、儿童的健康体质、社区环境的影响”等理念。专家 向家长输送了学校固有的知识，而中产阶层的家长为改善邻里关系于一起工作时握有主动权。他们建操场、做午餐、给外来移民家庭讲授烹饪和缝纫知识。
在玛丽·格丽斯的领导下，家校联盟取得了世界性的进展。加强地方分支机构的工作，帮助学校购置家庭卫生保健图书用以教育劳工阶层家庭和外籍家庭的母亲。1915年， 学校主管约翰·盖勃为此挑起重任。他认可联盟的工作，并提议对其进行组织和扩展。没有专门的食品和卫生设施，费城的移民和劳工阶层的孩子每天的生活远远落 后于富足的同胞。为了保证人们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他称之为“家庭的明智合作”，要求校长们在安排家长会议时“发言人要有使家长领悟到子女的卫生需求 的能力”。
玛丽·格丽斯也认同家长教育，但她在发展相互理解与合作方面置家长于教师的前列。在超负荷的工作要求下，教师经常淡漠邻里关系与家庭生活。相形之下，家 长则与学校的工作存在个人的利害关系。格丽斯的想法当然是代表了本地白人中产阶级的家长。而对于那些有移民和劳工阶层背景正在教育专业领域拼搏的不断向上 攀升善于变化的男男女女而言，这种想法也是可取的。无论如何，集中家长的注意力并不是一件纯粹的幸事，家长们由于个人观点可能导致次要地位。
位于费城东北部的新法兰克福（new Frankford）中学父亲协会印证了此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学校及其左邻右舍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出生于本地的中产阶级。1912年2月，遵照校长的指示，父亲协会依靠吸引一大批忠心耿耿的社区追随者来为学校服务。成员迅速增多，至1916年的2月超过了900人，而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则达到了2000人。 协会计划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学校大楼，并劝说教育董事会在大楼装备游泳池以供当地居民使用。还设置了奖学金，并出资购买了体育设施、乐器、图书，可是会员们 最关心的从来就不是学校的发展建设。受职业和家庭义务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增长幅度呈现出不同，而且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满足找伙伴的需求、“在一起能成 为知己和朋友”般的机构。每次开会，他们把考虑问题的时间都花在娱乐上。1918－1928年间，费城市长、哈佛大学校长、普林斯顿足球队教练都曾先后给协会致辞；但最常来的客人还是“杰克”哈特（’Jack’ Hart）神父，之所以受到多次邀请是由于他鼓动人心的演说。协会给予父亲们在法兰克福中学生活中一个突显的空间，但在某
种程度上诸如玛丽·格丽斯的改革家们却不甚满意。
在 家校协会的早期历史上父亲俱乐部是很普通的。有时采用以女性为主导男性为辅的组织形式，这样一来，男人主外，承担责任，履行派给他们的任务。或许受到体 育、学校经费或商务的限制，教育对男人而言如同绝大部分妇女的感受一样，轻松自如。但即便是偶然挑选男人担当领导，也不会改变妇女在家长教师协会所做绝大 多数工作的事实。毋庸质疑，
教育者更喜欢与女人当家的协会一同工作，因为他们认为不大可能被要求在讨论政策和制作决定上面发出一致的声音。作为母亲或教师，更加关注的是孩子的营养和学习情况。无论怎样，学校不是男人们该去的地方的观念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对政治感兴趣的女人志愿者。您尚未登录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