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年长的学生都有一个所谓的小根。这也许是流浪儿的术语，但这个术语已经在我们这里扎下了根。它成了我们这里的正式术语。每个人都在另一个班中、另一个车间、另一个分队有自己的小根。并且他们总是在一起。这是不分离的一对，这是小弟弟和大哥哥，而且是大哥哥紧紧地牵着小弟弟的手。
如果弟弟淘气惹事，如果他面对着全体大会，那么必然会响起这样的声音：
“他是谁的小根？”
“沃洛佳·科济里的小根。”
“让沃洛佳·科济里来解释一下。”
沃洛佳·科济里，共青团员，十年级学生，17岁的小伙子，他站了起来并说：“我疏忽了，我来纠正他，请不要惩罚他。”
“好吧，你辅导他。”
大小同学的这种友谊，在集体中建立起了一种惊人的关系，赋 予这种关系只有家庭中才有的那样的魅力，是兄弟关系的魅力。
小根们始终跟着自己的同伴。十个年小的孩子，在他们周围就有同样数量的大孩子。
同志们，应当指出，这些大孩子是很会爱这些小伙伴的。
在我们的学校中，大小孩子之间的关系，年长的少先队辅导员与年幼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常常带有官方的色彩，很不自然。我做成了很多事。拿我们去远足的事做例子吧。应该说我和我的孩子们完成这8次夏季远足。在远足时大家都是按小队、中队、年龄行进。第14小队离第1小队很远。那里是最小的孩子。他们有一个队长。
到了宿营地。分配帐篷，没有一次大孩子们不是这样说：“安东·谢妙诺维奇，第1小队占了帐篷，小根们怎么办呢，让他们单独吗？我们想跟他们在一起。”
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最后三个小队，也就是最小的孩子们，没有单独的帐篷：辅导员在哪里，那里就有小根们。他们一起游泳，一起划船，一起看电影，一起玩。有时候大孩子为他们朗读些什么。
大孩子们并不进行任何的学校教育工作。但他们有真正的友爱，有对待小孩子的真正的兄长的态度。这种兄弟情谊将终生保持。后来大孩子们去莫斯科上大学了，他们仍没忘记自己的小根，与他们通信。
如果大孩子从学校放假回来，小根就会跑出三公里去迎接他。
没有这样的领导技术就不可能有集体。同志们，你们是否发现这里散发出家庭的气息？如果在学校中有这种很容易组织起来的友谊，利用这种友谊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这样的友谊不是靠好教师的力量创造的，而是要靠好的教师集体和好的领导者的力量创造的。
同志们，这样的友谊是很容易组织的，关于这一点是值得考虑的。当有了学校集体、教师集体和儿童集体时，一切教育问题就变得很自然。那时候学校的旗帜将高高飘扬，就出现了集体荣誉的问题。
关于集体荣誉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直到现在仍然是或者很少提出，或者就是正式地提出来，在某次会议上，在发表庄严的声明时才提出来，从来不在日常生活中提出来。
为了组织这样的集体荣誉，也需要定调子，这是很重要的。
我将谈一些细节。
首先讲一讲旗帜。我们在办公室里挂了一面旗帜。天鹅绒的华盖，在它下面是旗帜。如果需要把这面旗帜从一间屋子移到另一间屋子，譬如说在维修屋子的时候，我们是很庄严地做这件事的。所有的人都穿上新衣服。所有600个人都站好队。60个人的乐队走了出来。队伍排齐了。小队队长站在前面。然后发出口令：“立正！”于是庄严地把放在套子里的旗帜从一间屋子移到另一间屋子。
我们不允许不举行仪式就搬移旗帜。当我们进城、远足或郊游时，我们都举着旗帜。举不举旗帜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举着旗帜走起路来的感觉好像不一样。
旗帜仅仅是细节之一。但是仅仅借助于一面旗帜就能做那么多好的、有益的事情，并把一切都装饰得如此庄严。
例如，挑选旗手。我们认为旗手是集体中最可尊敬的人。对他不可以惩罚，不可以训斥他。他是不可侵犯的。他在所有方面都是其他人的榜样。
我们是怎样挑选旗手的呢？选择一个举旗帜的人似乎是件小事。但我们挑选了集体中最优秀的人。旗手，这是最得人心的同志，是最优秀的学生，是最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
旗帜成了推动人进步的理由。
同志们，所有这一切都是把集体团结成统一的整体的根据。这样的根据很多。我不打算谈所有这些根据。我只提一个，它已被大家忘了，但将来什么时候一定会恢复的，这就是劳动。
我常常遇到不同年级的学生，他们都抱怨说没时间学习功课。
我总是对他们说：“而我们的公社社员们怎么能胜任呢？他们和你们这里一样也有十年级学生。他们也要进大学，而且对他们来说劳动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他们除了学习之外每天还要在工厂工作4个小时。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真正的工厂的工作，它是有定额的，而且要采用斯达汉诺夫工作方法，要两三倍地完成定额，有一定的不合格品率，要对产品的损坏承担很大责任，等等。他们制造了“莱卡”牌的ΦЭД照相机。照相机的精度达到百万分之一米。这可不能开玩笑。
此外，他们还要打扫整座大楼，每天擦洗地板、玻璃，抹去灰尘，收拾所有的房间，不仅仅是寝室，还要收拾走廊和办公室。每天还有全体动员的紧急工作。早晨一听到汽笛声，所有600个人就要开始打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定的保洁地块。打扫卫生规定用20分钟。随后还有自治机构的活动、晚上的全体大会、共青团工作、少先队工作、运动队的工作、兴趣小组的工作。
我们很重视运动队的工作。我们对它很认真。如果你在第一队，你就应该成为伏罗希洛夫射手。*如果你得不到伏罗希洛夫射手证章，你就得转到第二队去。在那里你的个子比所有的人都高，你会感到不好意思的。
在第二队中，大家都应获得劳动与卫国证章。如果得不到这种证章，就转到第三队去。射击训练是必须进行的，跳伞训练也是必须进行的。他们都将成长为强壮的姑娘和小伙子。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孩子们还是什么都来得及完成，什么都做了，还能找到时间休息。
我认为，在我们的学校中也可以安排劳动。体育运动也是必须安排的。
劳动对孩子们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马克思说过，儿童从9岁起就可以参加生产劳动。
我不明白什么是10岁的儿童。你10岁了，你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可以对你提出相应的要求。
如果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把它分成几部分，并开始做点什么。
我记得我们是怎样组织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的。有一次，有个人来找我：
“想纺线吗？”
“什么线？”
“普通的。”
“好吧。什么样的机器呢？”
“安装木制的纺线机吧。”
“到哪里去弄啊？”
“会有的。”
“钱怎么办呢？”
“可以贷款。”
“原料怎么办？”
“放心吧，会有的。”
“好吧，那就干吧。”
当然我对上级什么也没说。如果我告诉了督学，他会大发雷霆的：
“为什么纺线，什么样的线，这是什么生产财务计划？等等，等等。”
我们在地下室安装了机器。我对孩子们说：
“我们将挣钱，让我们好好工作吧，让我们纺出好线来。”
我们纺了半年线。后来我们被禁止了，但我们确实自立了。
没有钱，但我们建了温室。④建设温室很简单，获利却很大。
当集体中做着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当每个人都关心这些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今天做了多少，买了多少和卖了多少，当集体开始像主人一样后来又像生产者一样（因为集体有了生产计划，出现了技术监督部门，有了检验员、车间调度员）生活的时候，那时集体就为自己赢得了公民的权利。当这样好地组织起了集体时，就可以向它提出最困难的要求：善于坦率地、直截了当地、同志式地、面对面地彼此提出要求。就得这样做，不能有任何另外的做法。
如果不这样做，那是为了什么？为什么做得不对？必须向人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必要的教育原理，不遵循这个原理就不能教育人。如果对一个人要求得不多，那么从他那里也得不到很多。
有人错误地认为，借助于你们的教育观点的某种化学影响，可以从无中自动地发展出许多东西。
只有当您不仅自己在教育上有些构想，而且真正地提出了要求，许多东西才能够发展起来。不团结的、没有有组织的教师集体，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统一的学校集体，也不能组织教师集体。当有了学校集体时，就可以提出很多的要求。
最后，最后一点——当孩子们不是情绪压抑地，而是庄重地迎接要求时，您要求得越多，他们就越高兴，因为这说明了您相信他们的力量。
如果能遵从所有这些要求，那么我敢说，这样的集体可以创造出奇迹。
在我们的苏维埃国家中，为容易地、漂亮地、愉快地培养出色的集体，因而也是培养出色的人才，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应该指出，教师常常害怕提出要求。他们害怕冒险。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不冒险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关于教育上的冒险再说两句。十月间，我在列宁格勒的一次会议上讲了教育上的冒险。有人对我说：“您说什么冒险啊，我有个十年级的学生，因为得了坏分数竟然去上吊。而您还要说去冒险。如果我们提很多要求，还去冒险，那么一切都要重新衡量。”
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回答他的吗？
给一个坏分数，这根本不是冒险行为。这里有什么风险？一般说来，我们完成了多少这样没有风险的行为。学生回答不出我的提问，我给他打一个“差”。这里有什么风险？他骑到我的脖子上来了，我小心地把他拉下来，并说“孩子，不要坐在老师的脖子上”。这里没有任何的风险。他朝我的脸吐唾沫，而我向他道歉。这里又有什么冒险的呢？要知道不是我吐他唾沫，而是他吐我。而我还向他道了歉。
所有这些都不是冒险行为。一件不是，另一件也不是，第三件，第十件，第二十件，都不是，但竟然造成了普遍不敢冒险的气氛，造成许多人可能想去上吊的气氛。这是没有出路的灰色的苦恼：谁也不要求什么，谁都不想什么，每个人只担心别发生什么事，别让孩子恼怒我。
这样的气氛导致很坏的情绪和很坏的结果。
如果你们直截了当地、同志式地、坦率地提出要求，那么永远不要担心这个人会要去上吊。因为他知道，您是像对待人那样地对待他。
这样的严格要求能使集体更团结，更能把教师和学生团结在一起。同志们，如何解决教师的威信问题呢？有些教师常说：
“您破坏了我的威信，您当着学生的面向我提意见，您在教训我。”
请问，威信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难道建立在您的不受惩罚上吗？难道建立在您永远不会出错的信念上吗？
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教师的威信首先建立在责任心上。教师应该不害怕对自己的学生说：
“人们对我提出要求，我要负责任，我有错，我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你们明白我要负什么责任吗？”
“明白。”
“对我有要求，所以我也要求你们。”
如果校长训斥教师，这不是什么耻辱。即使教师认为他没有全错，但既然校长训斥他，他就应该利用这种训斥来提高自己的威信。他应该说：
“是，我错了。我接受处分，因为我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请你们对你们的工作负责。我是这样要求你们的。”
我这里曾有个人，名叫伊凡·彼得罗维奇·戈罗季奇。这还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时候。他在远足时有件什么事没做好。他是团里的值日。我很生气，问他：
“谁值日？禁闭5小时！”
“是，5小时禁闭。”
我听到了是教师伊凡·彼得罗维奇的声音。我甚至觉得身上有点发冷。他解下了腰带，把它交给了值日的，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来坐禁闭。”
我起初想对他说“算了吧”，但后来想“得了，还是坐吧”。他坐了5个小时的禁闭。孩子们到办公室来偷看：伊凡·彼得罗维奇在坐禁闭。
当禁闭结束时他走到街上。我在想，会发生什么呢。我听到了哈哈大笑声。孩子们把他抬起来欢呼。
“为了什么？”
“就为了坐了禁闭并且不争辩。”
而其他人在他的位置上一开始就会说：“怎么可以这样，我，教师，怎么可以关禁闭。无论如何不行，我的威信会扫地的。”
同志们，威信需要自己去制造，为此可以利用生活中的一切机会。在好的集体中威信是破坏不了的。集体本身会支持威信。现在谈谈最主要的，谈谈家庭。家庭有好的，也有差的。不可以担保家庭能把教育工作做得很好。我们不能说家庭能像所想的那样进行教育工作。我们应该组织家庭教育，学校作为国家教育的代表应该是组织的基础。学校应该指导家庭。
有人问怎样指导？把家长叫来说“采取措施吧”，这不是指导。
把家长叫来，两手一摊说：“唉，您怎么有这么糟糕的孩子啊。”这样也是不行的。
至于帮助，如何帮助呢？就像总是可以教会教师那样，那些糟糕的家长也是可能教会的，糟糕的家长就是不善于教育孩子的家长。
同志们，顺便说一句，与教师一样，许多家长也不善于与孩子谈话。必须正确地运用嗓子。遗憾的是在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中都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如果是我，我就要让每所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中都有善于正确运用嗓子的好专家。
我试过进行这样的练习：你们，大学生们，把我当大学生那样审问。假设，我偷了某个人10个卢布。你们将怎样审问我呢？请注意，你们将审问我，而其余的人将听着，然后他们将评论你们对我的审问对不对。
同志们，你们发现了吗，不会正确地运用嗓子就不能正确地发问。我起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必须的，是很重要的。
我起初也不能很好地运用嗓子。我想，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请教了有经验的演员。
“应该练习发声。”
“为什么要练习发声？我又不去唱歌。”
“不是唱歌，而是说话。”
我跟着他练习了一段时间，懂得了正确运用嗓子是多么伟大的事情。用什么语调说话是很重要的。一句简单的句子“你可以走了”，但这么简单的句子，就这么几个词，却可以用50种方式来说。而且在每种方式中您都可以注入一种语气，这种语气可以成为一滴毒液，可以让需要的人感觉到这一点。
这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您不会运用嗓子，您自然会感到很困难。没人妨碍家长去正确运用嗓子。
家长们经常说：“万涅奇克，自己把床铺收拾一下。”（笑声）
请说说，难道发出这样的命令之后，一个大活人就会自己去收拾床铺吗，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这样做的话？（笑声）有些家长和教师喜欢这样做，让自己的嗓音反映出自己的情绪来。这是不应该的。您的情绪可以随便怎么样，但您的嗓音应该是真实的、好的、坚定的。
情绪与您的嗓音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您要知道我现在的情绪如何？很可能我现在很愤怒，也可能我现在非常高兴。但现在我必须这样说话，为的是让大家都来听我说话。每位家长，每位教师，在与孩子谈话之前应该稍微督促一下自己，使所有的情绪消失。这并不很困难。
我们在森林里度过了三年，周围尽是匪徒，在这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我可以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吗？我已习惯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并深信这是很容易的。要使您的面部表情、您的眼睛、您的嗓音，在某些场合能控制自如。您在心灵上可能心乱如麻，有着各种各样的烦心事，但从外表上看一切都很正常，衣冠楚楚。教师应该有一张“气派的脸”。家长最好也有这样的“气派的脸”。
假设，您收到了一封不愉快的信，这封信http://www.psy51.com/Article/xlzxun/qzjy/200804/1124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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