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运用嗓子、面部表情，善于站和坐，——对于教师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具有很大的意义，可以把这样的小事教给家长们。
不久前，有位家长到我这里来说：
“我是共产党员，工人。我有个儿子。他不听话。我对他说，可是他不听。我再说一次，他还是不听。第三次说，他仍然不听。我拿他怎么办呢？”
我让这位来找我的家长坐下，开始与他谈话。
“请学给我看看，您是怎样与您的儿子说话的。”
“就这样说的。”
“试试，这么说。”
“不行。”
“再试试。”
我与他一起练习了半个小时。他学会了发布命令。问题就在于嗓音。
如果学校成为统一的完整的集体，知道自己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并坚定地提出这些要求，只有这时学校才可能帮助家长。
这是帮助家长的方法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必须研究家庭生活，必须研究不良性格形成的原因。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帮助家庭的方法。
在我的公社里有值日队长。这是很困难的职责。值日队长整天管理着公社。他安排一天的日程，包括工厂的、学校的和公社的日程。他领导所有的人，也要对一切负责。
我们有这样的规定：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值日队长。谁也无权反对值日队长。孩子们一般都互相叫名字，但称呼值日队长必须叫：队长同志。
所有的公社社员都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如果值日队长把同一个命令重复了两遍，晚上在全体大会上就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今天沃洛佳·巴夫连科值日，请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一个命令要发布两次。为什么你允许自己重复发布命令？要知道您这是在破坏值日队长的威信。”
有明确的规定：值日队长只发布一次命令。值日队长，一个14岁的少年，对一个18岁的共青团员说：“把后勤主任叫来。”
说完话就转过身走了。接受命令的那一个人在他的背后回答他：
“是，把后勤主任叫来。”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命令发布一次，就必须执行这个命令。
我有点离题了…………我曾经见过一位母亲。她抱怨所有的学校都把他的儿子赶出来了。男孩先在某所学校，后来进了为残疾儿童办的学校，以后又去了有特殊制度的学校，再以后又去了林间学校、疗养院、精神病医院、内务人民委员部工学团。走到哪儿他就从哪儿跑掉。
“我，”她说，“把他衣服脱了，把衣服藏了起来。他现在就穿着一件衬衣呆在家里，我哪里也不放他去。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我想让他到我们厂里当学徒。他14岁。”
我开始询问：
“您的住宅里干净吗？”
“不，特别是……乱糟糟的”
“儿子干点什么吗？”
“不，什么也不干。”
“自己的床铺收拾吗？”
“不，不收拾。”
“你和他一起去城外玩玩吗？”
“不。”
“去看过马戏吗？”
“从来没有。”
“去看过电影吗？”
“从来没有。”
“给他什么礼物吗？”
“他不配。”
“那么您希望他怎样呢？”
“可能把他打发到在伊斯特拉市的他的叔叔那里去，行吗？”
这时我忍不住了。“饶了他吧。不幸的孩子。您把他的神经都弄坏了。即使神经健康的人也不能忍受在五年的时间里换了十个集体。”
他一个集体都不可能习惯。今天他在一个集体，明天在另一个，然后在第三个、第四个，这个人开始在集体之间跑来跑去，他就会成为很坏的一类个人主义者。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教师必须研究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家中的混乱。我跟一个孩子回家。家里杂乱得可怕，简直是毫无秩序。有三间房。一半的家具是坏的。窗外躺着1930年以来的苍蝇。周围是厚厚的灰尘。
在这样的灰尘中，在这堆谁也分辨不清、谁也不收拾、谁也不关心的东西中间，能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过程啊。
如果在住宅里很清洁，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您保持秩序，您的孩子就不可能很差。让孩子从小就习惯于外部的整洁，这能培养他促使他向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
遗憾的是在我去过的家庭中，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外部的秩序。如果您没有能力在您的住宅里安排十来件没有生命的东西，那么您怎么能教育儿童，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苏维埃的公民？
如果您聘请家庭教师或者把孩子长久地托付给人家，那么您在教育活生生的人方面就没事可做了。必须自己学会安排东西，并教孩子学会这样做，这样孩子就会很快地成为集体的成员。学校应该教那些不知道做些什么的家长学会这一切。
下一个问题。我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就是真正的家庭应该是一个好的经济集体。孩子从小就应该是这个经济集体的一员。他应该知道家里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要买些什么，为什么需要买这些东西，而那一些为什么不可以买，等等。
应该尽可能早，从5岁起就吸引孩子参与经济集体的生活。孩子应该对自己集体的经济负责。当然不是在形式上负责，而是要对自己的和家庭的生活的舒适负责。如果搞不好经济，他的生活也将很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同志们，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最困难的，这是关于幸福的问题。
人们通常说：我——母亲和我——父亲，把一切都给了孩子，为他牺牲了一切，包括个人的幸福。
这是家长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关于这种可怕的礼物可以这样说：如果您想毒死您的孩子，给他大剂量地喝您自己的幸福吧，他就会被毒死。
你们知道某些女孩对妈妈说话的样子：
“你已活够了，而我还什么也没见过呢。”
这是对一位才30岁的母亲说的话。
“你活够了，我还没呢，所以一切都应该给我，什么也不给你。”
女儿应该这样想：
“我的整个生活还在前面呢，而你，妈妈，留下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在我的四卷本的《父母必读》中，我直截了当地写：新裙子首先给妈妈。
如果您培养孩子去追求为父母带来幸福，孩子就不再感到委屈。让孩子首先考虑父母的幸福吧，而家长想些什么，这与孩子无关。我们是成人，我们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
如果您有多余的钱，您在想给谁买裙子，给母亲还是女儿，我就要说，只给母亲买。
在孩子的眼中，父亲和母亲应首先有权享受幸福。培养母亲幸福的消费者，无论对母亲、对女儿，还是对国家，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用母亲或父亲的幸福来培养孩子。
在我们公社里我们花了20万卢布去远足，花了4万卢布去看戏。我们对此是不吝啬的。我们舍得花钱。但当缝制衣服时，我们有这样的规矩：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穿。他们也知道，不会给他们做新衣服的。小孩子只能指望得到改制的衣服。我们当然可以等到大孩子把自己的衣服彻底穿破，然后把这些衣服扔掉。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大孩子穿了不长的时间，然后把衣服改给小孩子穿。
您给十七八岁的女孩穿什么，如果在她们14岁时您就用绫罗绸缎打扮她们。
这会怎么样呢？这个女孩会产生怎样的欲望？以后她就开始有这样的推理：我只有一条裙子，而你，妈妈，有三条。
必须教育孩子关心父母，培养孩子产生一种纯朴的自然的愿望，让他们在父亲或母亲的愿望没得到满足之前自愿放弃自己的欲望。
我有个成年的儿子，他大学毕业了，是个工程师，是个很漂亮的年轻人。我们的钱财是共同的，我至今没有一件大衣。有人会这样议论：你，老头子，要大衣有什么用。你现在就很好了。儿子更需要大衣。他是个漂亮的年轻人，他要与姑娘去散步，他必须要一件大衣。
我坚持。他也坚持。
“还是你给自己做件大衣吧？”
“不，在你没做之前我也不做。”
他真的至今没给自己做大衣，直到我有了大衣。他穿着一件旧的短上衣。当有了钱时我给自己做了件大衣，而他再等一等吧，虽然他很漂亮。重要的是他关心我。而姑娘们会爱上这样的穿着俭朴的短上衣的人的。
同志们，我的话就到此结束吧。
可能有问题吧？
问 捷尔任斯基公社现在还存在吗？谁在领导它？您与这个公社现在还有联系吗？
答 捷尔任斯基公社在我走后还存在了两年，后来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孩子们进了高等学校，在公社里建的工厂移交给了有关部门。所有的社员都光荣地毕业了。
我保持着与我的社员们的联系。……应该说，这种联系开始让我感到苦恼。他们毕竟人很多。他们本人我还记得，但我记不住谁和谁结了婚，谁有几个孩子。要知道在信里总是要写到这些的。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一天收到的信要花6天时间才能写完回信。这让我很为难。我真的不是在抱怨，要知道他们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亲人。他们去找谁呢？但是，大量的通信有时让我感到负担很重。
譬如，某个我过去的学生到莫斯科来。他一下火车就直接来找我。有时候住上整整一个月。他坦诚地声明：“安东·谢妙诺维奇，我到您这里来住一个月！”我吓呆了。我可怜我的妻子。她不能再当这个旅客川流不息的旅店的主人了。我并不是舍不得我的客人们吃掉了那么多的东西，问题不在于这里，问题在于太劳累了。
“好吧，来了，就留下吧。加利娅，来客人了。”
“谁？”
“是维奇卡·波格丹诺维奇。”
“你好，维佳。”
过了两天就开始这样的谈话了：
“我也许去旅馆吧。”
“为什么去旅馆，就住在这里。”
过了三天又是这样的谈话：
“我要去列宁格勒。”
“干嘛去那里，最好住在这里。”当他要走时是这样地依依惜别：
“还是到莫斯科来吧，在这里工作，住在我这里。”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成为很优秀的。虽然保持联系负担是很重的，但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真正的快乐的源泉。与某些人确实也失去了联系。
当授予我勋章时，我收到了来自符兰格尔岛的贺电。署名是“米季卡·热维里”。你们可以从我的《教育诗篇》中知道他。
今天我收到一封信，也是贺信。署名是“工程师，勋章获得者奥里先科（古德）”
卡拉巴诺夫，工学团的首长。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能手，不是天才，而卡拉巴诺夫，首先是个天才。他实际上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如果写这些的话，也许没人会相信。
告诉你们一件事。1937年我领导了乌克兰的所有的工学团。
从列宁格勒召来了卡拉巴诺夫。
“去新的工学团，你到那里去工作。”
“好的。”
我给了他一个旧农场，离文尼察5公里，在公路附近的一些临时性的木房。那里什么也没有。我决定：卡拉巴诺夫是个能干的人，我给他“最好的孩子”。我从整个乌克兰收集。我收集到了真正的“甲虫”，他们张口就骂人。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口袋里装着万能钥匙和伏特加酒。
我让他们在收容所里留了一个月。收容所有高高的篱笆围着，设了岗哨。
这些哨兵是不幸的人，虽然他们有刺刀和枪。孩子们挖苦他们：往他们脸上吐唾沫，拿起什么就扔什么。拿他们怎么办呢？总不能枪毙他们呀。我得到消息，卡拉巴诺夫正在准备一切去接收这些孩子。
最后我收到了卡拉巴诺夫的电报：“可以领来了。”我把他们放进安着栅栏的囚车中，安排了押送队就出发了。
晚上他们到了文尼察。卡拉巴诺夫派了两辆卡车到车站。他们面带相应的表情坐进了卡车里。卧具已准备好了。他们吃饱了就去睡觉。反正据说明天会到文尼察。晚上看不见往哪里开。早晨醒来时，周围一片草原，空空的，只有一些木房子。
卡拉巴诺夫到村里来了。孩子们声明：不在这里住，走，弟兄们，上车站。他们去文尼察了。
在他们周围有几个肃反工作者。他们劝这些孩子：你们去哪里，亲爱的孩子们？留下吧。孩子们以相应的方式回答了他们，一帮人步行走了。肃反工作者坐着车跟在他们后面，继续劝说他们。
卡拉巴诺夫跑来了：
“小伙子们去哪里了？”
他抓到了一匹没马鞍的马，骑上马就去追他们了。他看到了孩子们正在路上走。
他从马上跳下来。滑了一下摔倒了。躺在地上。那些人走到他面前：怎么啦？
他试着站起来。呻吟着。然后说：背我到工学团去吧。他们就背着他去工学团。他们成群结队地走着，背着他。小心地把他放下来，而他说：你们把我扶起来，把他扶了起来。而他说：“谢谢，我们到了。我不想步行。”
孩子们真的发愣了。他发现了一个翘鼻子的孩子就说：
“你怎么这样好看？”
孩子们更兴奋地跑来了。卡拉巴诺夫说：
“好吧，去文尼察。”
“好吧，走吧。”
“还是先吃早饭吧，然后再走。”
“得，干嘛不吃早饭。”
吃完了早饭，就留在了那里。过了三个月我去他那里检查，看望他们。纪律很好。所有的人都很有礼貌、可亲，都在读《教育诗篇》。
我没去问谢苗，他是怎么做的。我问了孩子们：
“说说吧，你们的主要成绩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成绩是谢苗·阿法纳西耶夫。”（笑声）
这就是真正的天才。不是能手，而正是天才，最困难的、最有害的人都服从他。他把他们改造成好人。我们把最困难的人给了他，他在这些人身上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现在他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给我任何一个工学团吧，我在这里已经厌烦了，这里已经太顺利了，给我任何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的工学团吧。（笑声）
问 关于体罚您是怎么认为的？允许体罚吗？
答 很遗憾，不知为什么人们把我当做这个问题的专家。他们的根据是我有一次打了扎多罗夫。你们可能记得这是《教育诗篇》中发生的一件事。
许多人说：瞧，您打了扎多罗夫，一切就都变好了。这就是说，体罚还是有必要的。
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时候打人，甚至打一个成年人，可能是有益的。有的人就该打他的嘴巴。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事先就说这有益还是无益。
我是反对体罚的。过去我也是反对者。我打了扎多罗夫不是因为我的教育http://www.psy51.com/Article/xlzxun/qzjy/200804/1124_4.html
您尚未登录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