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两个儿子全是博士，这已是鲜有耳闻，而把两个儿子培养成博士的并不是亲生父亲，而是继父，就更令人尊敬了。今年６７岁的省计划生育研究所退休职工杨造伦就是这样一位继父。因为这，在去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评比中，杨造伦一家荣获了“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称号。

        杨造伦出生在上海，１９６１年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后，留在合肥工作。因为一心扑在工作上，３４岁的他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一天，领导给他介绍了个对象：梳着两个长长的辫子，满脸秀气、善良，杨造伦一看就有点喜欢了，于是开始交往。

        接触了几次后，杨造伦知道她叫夏金娣，丈夫在五年前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孩子，“她一个人这几年拉扯下来也真不容易。”杨造伦这样想着，去夏金娣家的次数就多了。奇怪的是，两个孩子似乎和杨造伦也有缘，每次都拉着杨造伦一起玩。

        一晃一年过去了，两人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一个初春的傍晚，杨造伦照例来夏金娣家辅导孩子做作业。临走的时候，老二忽然像大人一样拉着杨造伦的胳膊，“你做我们的爸爸，好吗？”老二话音刚落，杨造伦愣住了，夏金娣也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两人几乎是同时向对方看去，旋即又都不好意思低下头……

       杨造伦和夏金娣结合了。夏金娣怕委屈了丈夫，打算再要一个孩子。而杨造伦却决定不要了，“我们不是有两个孩子吗？就集中精力把他俩培养出来吧。”他对妻子说。“那不委屈你了？”妻子还是过意不去。“没什么，我相信我能和他们处成亲生的一样。”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夏金娣决定让两个孩子随杨造伦姓，但杨造伦觉得没有必要，于是夏金娣就让两个孩子随她姓夏，大儿子叫夏扬，小儿子叫夏书军。

      作为继父，杨造伦知道如果一家人相处得不好，就会生出许多事端。于是，他和儿子相处，不仅把自己当成父亲，而且做儿子的朋友，在生活上、学习上尽力帮助他们，满足他们。１９８３年，夏扬上初中后，因为学习英语，他很想要一台录音机，但那时录音机很贵，要４００多元。夏扬回家后，欲言又止，在杨造伦的一再询问下，夏扬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放学回来，一台崭新的录音机就放在了桌子上……而那时，杨造伦的工资才８０多元钱，他几乎是花了半年的工资买的这台录音机。或许，亲生父亲都不一定做到，但做为继父，杨造伦做到了！

      兄弟俩也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但杨造伦认为人生不仅仅是读书，更要有良好的身体，要和底层社会多接触，熟悉人情世故。因此，他会时常给两个孩子制订锻炼身体的“吃苦计划”。有年夏天，杨造伦负责单位一个基建工程，他让两个孩子去工程队拉板车。从郊外的窑厂运砖到市区的工地，累一点不说，儿子最怕被同学看见“丢脸”。烈日下，杨造伦陪着他们一道拉车，同他们讲道理。有人问杨造伦，你这样做，不怕他们误解吗？你毕竟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杨造伦说，这既是锻炼他们的身体，也是磨炼他们的意志和品德，他们以后会明白的。

     正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给了哥俩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得他们学业不断进步，老大夏扬１９９３年考上安徽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２００１年又考上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现已在北师大工作；小儿子夏书军１９９７年考上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２０００年又申请到了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博士研究生……

     说到夏书军考博士，还有个小“插曲”呢。当时夏书军有两个选择，一是留校读博，二是去美国。杨造伦希望他在国内读博，因为他觉得夏书军所研究的领域不适合在国外发展，但夏书军想出去看看。作为父亲，杨造伦觉得有义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于是他决定一个人到上海“面会”儿子。

     当时６０多岁的杨造伦患了脑梗塞还没痊愈，手脚不听使唤。但他拒绝了妻子夏金娣的陪同，他觉得如果有“第三者”肯定谈不好。夏金娣只好含着泪把杨造伦送上火车。到上海后，他和儿子谈了整整两个小时，虽然最终儿子说服了他，但父子两人心里的疙瘩都解开了。“接父亲的时候，我还有些害怕，害怕父亲硬要我留在国内。但我们交流后，父亲改变了主意，我很高兴，送父亲走的时候，看见站台上父亲腿脚不灵便的背影，我忽然想起了朱自清的《背影》，眼泪就止不住地下来了。”越洋电话中，夏书军这样说。

     儿子出去后，为了联系方便，老两口学会了用Ｅ－ｍａｉｌ与儿子交流。每天吃过早饭，老两口就坐到电脑桌前收发邮件。邮箱里每天总会有两封新邮件，一封是大儿子从北京发来的，一封是小儿子从美国发来的：“……爸爸，虽然不能天天陪伴在您身边，但我们永远感谢您！如果没有您，也就没有我们哥俩的今天……”看着这些邮件，杨造伦和老伴会心地笑了。

 

压题图片：看着两个儿子送来的祝福，杨造伦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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