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时读外国史书，知道西洋有个古希腊，其人文历史相当辉煌；也知道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是个尚武强悍、全民皆兵的军事化国家；却不知道斯巴达小孩的成长过程是相当的残酷。

     近日翻书，一则斯巴达人教子的记载很是令人感兴趣。小孩年满７岁，必须离开家庭，编入团队过集体生活：进行武打格斗训练，愈是打出伤打出血来愈好。到了少年，每年必须跪着经受一次猛烈的鞭笞，直打得遍体鳞伤也不能求饶叫喊。在团队中，个个要光头赤脚，不论是春夏秋冬，只能穿一条外衣，还要控制食量，使其饥饿，旨在培养儿童少年的服从性、忍耐性、勇敢性和征服欲。２０岁时必须当兵，严格受训于军营而不得归家。３０岁虽可以结婚，但也得过集体生活，只准偶尔回家。孩子们要出征了，母亲往往交给一个盾牌，叮嘱他说：“拿着它，否则，就躺死在上面！”

   这种粗鲁、不文明和残酷的教子，实为人类教育史上的一绝。可以断言，如此教子，顶多只能培养军人和角斗士，绝不会培养出诗人、作家、科学家和音乐大师。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其中尚有可取之处，那就是：如此之严，总比溺爱娇纵要好。至少使孩子有那么一副铁打的体魄，那么—股刚劲的征服力、坚韧顽强的生命力和自立能力，长大后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窝囊废。斯巴达人教子如此严酷，其出发点不外有两个：一是保家卫国，征服邻邦之需要；二是棍棒出孝子，风暴育劲松。

   严于教子，并非斯巴达人的专利，我们中华民族早就有类似的传统。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家出好儿，严师出高徒”，历为千古不刊的良言隽语。“孟母三迁”“曾子煎猪”“陶母骂子”“腹黄享杀子”，诸葛亮、包拯“训子”，无不成为严于教子的佳话。将门教子更为严酷，岳飞之子岳云，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可其父亲始终只让其当“末将”，且稍忤军纪，轻则军杖及身，重则辕门问斩；南朝刘裕，做了皇帝，展览自己“微时耕具”，令儿孙时常参观；朱元璋夺得江山后，命画匠画出当年浴血奋战的场面教育子孙，还令儿子们下乡锻炼，“经历田野，固道途之险易，以知鞍马勤劳；观小民之生业，知衣食之艰难。”并规定，出城稍远，则十分之七路乘马，十分之三路步行，不准坐轿。

    毛泽东有一句口禅：“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延安时，当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第一天，便将之“拒之门外”——不得回家，到基层过集体生活，去吃大饭堂的饭。不久，又将岸英下放到农村，令其拜农民为师，与农民同劳动同生活。岸英每次回家，他都要亲自摸一摸儿子的手掌，看看是否增添了老茧。建国后又让儿子下车间，抡大锤流大汗，锻炼改造。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又将儿子送到战火纷飞的第一线。岸英牺牲后，他对儿子的严格依然不改：“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中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对孩儿晚辈同样是严得出格：“滴自己的汗，挣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爹靠娘靠祖上算不是好汉。”

   “严”家出好儿，将门出虎子。有李广之严，便有李敢力战左贤王，赐爵关内侯；有班超之严，便有班勇文武双全，大破呼衍王，功撼西域；有杨继业之严，便有杨家将满门英杰，芳名代代传；有毛泽东之严，便有毛岸英为国捐躯，青山埋忠骨……

    读斯巴人教子，我的脑海中出现着一队队斯巴达孺子脱光膀子，手持刀枪顶烈日冒严寒忍饥饿投入搏斗厮杀，在战旗猎猎、啸啸马鸣中，在火和血中呼号前行的壮烈场面。当然，这样的场面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时代不可能再现，但至少能从中得到这么一点启迪：少一点疼爱，少一点纵溺，多一点摔打，多一点冷酷，后生晚辈们恐怕会有一点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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