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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指数
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中有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小康”概念主要从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进行阐述的。衡量是否小康，必须把“生态小康”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生态小康”的本质是绿色的、是清澈的、是洁净的、是安宁的、是健康的、是和谐的、是可持续的。
“每一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生活在19世纪的诗人海涅或许没有想到，200年后的人类正面临自然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而这些构成了21世纪最重大的课题。
处于小康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将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上议程，力争在这个时代命题前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那么，这份答卷目前完成的情况如何？日前《小康》杂志社与有关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及专家联合组成“中国小康指数”调查组，采取非概率抽样的社会研究方法，试图从民间角度调查中国生态小康社会建设的公众体验，记录“以人为本”的种种细处。
中国生态小康指数的调查试图从公众对周边环境状况的评价，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评价，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执行及效率认同度，公众环保意识、参与程度自评以及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前景预期这五个方面着手，将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并赋予其不同的加权值，最终得出中国生态小康指数为56分。
数据表明，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广大民众对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焦虑日益加深，对周边环境状况的满意度，政府对环境保护投入、执行及效率认同度以及公众环保意识与参与程度均为不及格。尽管如此，受访者普遍对中国的未来环境形势还是持乐观态度。
本次调查执行时间为2005年2月至3月，城镇地区调查采取多段随机抽样法，农村地区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共发送调查问卷1000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756份，来自全国8个大中城市、8个小城镇及9个农村地区，地域覆盖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东北部。
在95%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1.04%，且调查数据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具有较好代表性。调查样本基本构成情况为(见图表)：
七成以上民众认为环境污染较严重
从本次调查的总体情况来分析，广大民众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关注度普遍较高，有超过九成的居民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状况密切关心，分别有43.2%和51.5%的居民表示非常关注和比较关注，选择不太关注和不关注的人群比例仅为1.2%和0.9%。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备受瞩目，民众对当前的环境污染状况以及生态平衡问题忧心忡忡。调查显示，超过七成以上的居民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状况比较严重，对周边环境状况给出的平均分是54.3分，该分值偏低。
如果使用粗略估算法，将对于目前环境状况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群体归为高满意度群体，将“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群体归入低满意度群体，则当前中国居民中高满意度和低满意度群体分别为11.3%和76.2%，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环境状况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满意度要低于后者。
受教育程度与满意度成反比
从调查中可发现，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对环境判断的重要变量之一，文化水平和知识层次越高，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认识得就越清醒，从而造成对环境状况满意度的下降。如果用不同群体中“高满意度群体”比例和“低满意度群体”比例之比来体现各群体的总体满意度，则学历在小学及小学程度以下人群的满意度最高(15.1%:69.3%)，大学本科及以上人群的满意度最低(10.5%:77.8%)。
在公众最关注的环境问题中，前三位的排列顺序依次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植被破坏。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又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城镇居民相比水污染更关注大气污染，将大气污染排在第一位的城镇居民为30.2%，把水污染排在第一位的占25.6%；而在农村居民那里水污染又比大气污染更备受关注，有31.9%的农村居民认为水污染更严重，而仅有21.0%的人认为大气污染更严重。
多数民众缺乏环保参与意识
在评价政府的环境治理工作时，82.3%的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定措施遏制环境恶化，但有超过50%的人觉得效果不明显，其中城镇居民在这方面的感受比农村居民更为强烈，总体满意度前者比后者低1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群的满意度最低(7.5%:66.3%)。
调查显示，广大民众将中国环境问题恶化的原因归咎为政府的执行力和效率低下，因为有75.9%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认为我国的环保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但有64.3%的民众认为政府对环保问题重视程度还不够，并对相关职能部门的执行效力提出质疑，其中对政府环保措施执行满意度表示非常不满意有21.2%，表示不太满意的比例为38.4%。
调查还反映出我国民众在环保意识上呈现出比较强的政府依赖心理，而缺乏主动参与主动维护的意识与行为。在回答如何加强环保措施，提高环境保护效率时(多选题)，民众最多的提到的是政府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和环保执法力度，比例分别为66.4%和67.2%，而最少提到发挥民间环保组织作用与自身积极参与环保活动，比例分别为4.7%和7.5%。
尽管如此，多数民众对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未来趋势还是持乐观态度，认为“肯定会好转”的占23.4%，认为“可能会好转”的比例是47.5%，回答“说不清楚”的是6.2%，其中45.3%的人把环境好转的原因归为政府会进一步加大体制建设和执法力度，22.3%的人认为经济的发展会帮助缓解环境压力，还有10.5%将原因归为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然而，上述分析结果也表明，广大民众对中国当下不断恶化的环境现状缺乏足够的警惕和了解，对自身应该在环保事业中发挥的作用的自主意识淡薄，而对环境前景的预测又显得不够理性，因此最终的乐观态度中多少还有点盲目的成分。
性别占有效样本总数比例(%)N(样本数)
男 52.7 4614
女 47.3 4142
年龄
16-25岁 17.2 1506
26-35岁 24.5 2145
36-45岁 27.1 2373
46-55岁 23.4 2049
56-60岁 7.5 657
60岁以上 0.3 2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小学以下11.2 981
初中31.12723
高中35.43099
大专10.9 954
大学本科及以上11.3 989
注：没有回答受教育程度的有10人，占有效样本的0.1%
生态小康，现状与绿色的距离
本刊记者 张辉 报道 梁开东摄影
新年伊始，中国环保界的几件大事格外引人关注。
一是在人们心中一向处于弱势的国家环保总局突然发飚，在一系列的环评执法活动中，共清查电站项目388个，清理出违法开工项目139个，其中火电项目46个，水电项目93个，包括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在内的投资金额达几百亿的项目纷纷“中招”。
正如掀起这场风暴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长效机制。风暴过后，一些更为关键的问题值得探讨和深思，比如，如何完善理性的环保法制制度，如何形成有效的执法监督体系，如何通过召开环保听证会来加强公众参与决策，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干部考核体系等等。
如果说“环评风暴”更多地是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引发轰动，那么另一场由学界发起的“思想风暴”则迫使人们对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反思。2005年初，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提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一说，引得学者、环保人士、普通市民的关注，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场关于“人类要不要敬畏大自然”的辩论就此展开。
尽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辩论双方谁也没有最终说服对方，然而，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求得和谐协调的发展？科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的环境保护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这些问题同样开始困扰着形似圈外人的普通民众。
国际方面,
在之后召开的两会期间，环保问题继续成为众多与会代表的热门关注话题之一。从去年的数据来看，国家环保总局2004年共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26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103件，内容集中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和加大环保投资等方面，而今年的建议提案数将远远超出往年。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注重能源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抓紧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充分表达了政府今后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决心。
种种迹象都在提出这样的疑问，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这几对矛盾应该怎样解决？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小康？
生态小康之痛
对于我国目前的环境态势，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认为，无论是环境污染还是生态破坏均已达到十分严重的时期。表现一，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大大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表现二，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着边建设、边破坏的局面，生态破坏范围在扩大；表现三，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环境问题接踵而至。
从国际背景看，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治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又迫在眉睫。发达国家上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二十多年中集中显现，呈结构复合压缩型的特点。
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呈粗放型特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大量资源能源消耗的基础之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长期不变，加上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环境保护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成为生态小康中难以磨灭的“痛”。
国家环保局办公厅官员闫世辉认为，当前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具体表现在不容忽视的环境安全问题，困境重重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以及远未得到控制的生态破坏问题。数据显示，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很大，污染程度依然严重，农业面源污染突出。2000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达到194亿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高达1612万吨；七大水流干流中，只有58%左右的断面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III类标准；在开展空气质量监测的300多个城市中，64%左右城市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在开展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的170多个城市中，56%左右的城市处于中度以上污染水平。
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加剧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土地退化严重，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荒漠化面积已达国土面积的27%；河流断流现象加剧，不少湖泊萎缩，湿地破坏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失衡相当突出。
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破坏和资源损耗的损失扣除，得到所谓绿色GDP，据统计，该真正有效的数值将比原来的减少3%以上，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制约一些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中国科学院专家测算，我国包括能源、交通、通讯、环保、生态建设等在内的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4。而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外发布的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显示，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133位。
拯救之道
如何改变这种不利的状态，让中国生态走上小康之路？集中国内各种意见，领袖纷纷提出拯救之道：
——绿色GDP、循环经济两翼齐飞
绿色GDP与循环经济是探讨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词。
作为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环境和生态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而现行的GDP统计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而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做减法的方式，不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更反映了质量。
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引入绿色GDP概念，研究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已成为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
而中国今后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将逐步实现由“灰色指标”向“绿色指标”的过渡，即创造每单位GDP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尽管目前国际上没有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中国正在10个省市进行试点，并计划在2007年向全国推广，正式列入全国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循环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的“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
——绿色消费观催生“节约型”社会与经济
事实上，自70年代起，我国的环境工作基本上遵循着“政府主导型”模式运行，这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模式决定了政府要承担保护和改善环境和生态的几乎全部责任。政府既是环境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执行、监督、管理者，同时还是环保宣传和教育的责任者。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公众在观念和行为上均将自己排除在保护环境和生态的责任主体之一。
其实，当环境问题被作为一种消费现象加以考虑，并日益成为一种市场化的消费需要，一种新的绿色消费观则呼之欲出。所谓绿色消费观就是反对过度浪费，因为大自然是无法毫无限制地满足人们的无限欲望，人们应当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去规范消费行为，去弘扬消费道德，这种消费观要求人们走出人与自然对峙状态下的消费误区，崇尚一种节制与自觉。
因此，生态小康的另一方面，如温家宝总理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大力倡导节约能源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意识和风气，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
善待自然、以人为本
“人类要不要敬畏大自然？”2005年初，在这场多家媒体掀起的由院士、学者、环保人士、普通市民等参与的大辩论，实际上是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传递类似的信息：关注环境恶化的趋势，对环境保护意识和行动有所提倡，引发公众的关注、讨论和思考。
再进一步，双方其实都试图在告诉公众，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求得和谐协调的发展，还是得依靠科学，只不过要警惕的是唯科学主义，不迷信科学，不对科学无节制、不合理使用，但那并不意味着是反对科学。
其次，人与自然的矛盾永远无法消弭，从历史的进程看，人类是在同自然的对抗和改造中获得发展，关键是，科学本身也有不断的证伪过程，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工具和实现条件，人们应该考虑怎样明智地公正地可持续作为，分清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的界限。本刊记者 张辉 报道 梁开东 摄影
李文华：谁将主导生态补偿？
李文华简介>>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
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作为国内著名的生态问题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态学会名誉理事长
用动态的眼光衡量生态小康
小康：如果让您来打分，中国目前生态状况能打多少分？
李：总体看起来，从政府和社会的认识，这个分值要比从前高；从环境的脆弱性来看，恐怕是中间偏下，过去的债还没还清。应该说，现在正处于转型期——从生态破坏向生态建设这么一个转变期。据林业部的估计，我们现在处于相持阶段，稍不注意就会后退。有些部门还接受不了这个意见。
小康：如何评估生态状况的好坏？
李：评估生态状况的好坏，应该根据生态环境自然条件能达到的程度来制定，应该看它是向良性还是恶性方向发展。
我们可以说生态脆弱，但是好与坏取决于自然条件，不决定于人，它决定于整个自然界里一只“看不见的手”。什么自然条件，在什么气候、什么地形情况下，应该出现。
本来自然界有它自己的规律和格局，适合这个地方的格局或者有些退化的地方正向着好的方向演进，就说明生态环境在改善。背道而驰就是不好的。不能要求干旱地区出现江南那种情况，江南也出现不了沙漠。山川秀美就是符合生态条件它应该出现的生态类型，向着良性的发展。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说一个地区生态状况的好与坏，只能从人的方面来说，或者看它演变的方向是向着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谁将主导生态补偿？
小康：国际上有哪些生态保护的经验和理念值得我国借鉴？
李：环境问题决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大家都在重视。2002年，约翰内斯堡会议上，安南提出的中心问题就是环境问题。特别提出来所谓的“WEHAB”观点——W是水，E是能源，H是健康，A是农业，B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消失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不止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国际经验表明：过去人总是站在环境之外作为主导来研究自然，后来逐渐发现要解决环境问题不只是科学技术问题，人本身就是环境的组成部分，研究环境应该把人搁进去。人既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人，要解决这个问题，人得自己管自己。
此外，要把生态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结合成整体，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在一个体系中解决。实际上在可持续发展中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有些地方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要发展，结果却去破坏环境。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考虑用社会经济条件来解决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问题。有些条件允许的地方，已经开始自发地考虑生态补偿问题。比如浙江义乌缺水，就从上游地区引进，并给上游一定经济补助；东江给香港供水，为此，香港给了广东一部分钱买水，但真正的上游是在江西，江西并没有得到生态方面的补偿。
问题在于，下游说我已经交过税了，如何把税钱真正用到生态建设、帮助上游地区，这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杠杆来予以平衡。
中国在生态小康建设上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分散、割裂的职能部门之间如何相互联合和适应？现在提出来要搞循环经济，这不是哪一个部门或哪一个工厂的事情，往往需要工业和农业生产后续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把这个部门的废物变成那个部门的原料。
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的协调
小康：我国在保护生态方面有哪些具体计划？
李：具体的计划应该是有很多举措。我很赞同的就是环保总局在全国范围搞的生态省和生态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循环经济。
以区域为单位，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甚至长三角、珠三角，作为一个区域研究它的可持续发展。全国有8个省在搞生态省的试点。生态省的建设不只是环境、生态问题，生态环境、生态产业和人们生态文化的建设构成一个整体。现在生态市也在研究中。这至少反映人们思想意识上的觉悟，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发展。
生态省的建设就是把环境治理和人们生活的提高都作为指标提出来。这两方面必须走向良性循环，只唱高调生态保护是实现不了的。要找出一种模式来，既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又可以解决经济增长，这才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保护的和谐。提科学发展观是非常对的，科学地发展应该是优先的，不应只考虑GDP的增长。
人们应该加强生态观念。过去一提小康，就是人均GDP，这个恐怕有问题。你破坏这个林子以求获得GDP，最后花钱来治它，还算GDP。环境污染也是这样，都是加入到国民经济总的收入中来。包括绿色GDP，包括全面的核算制度，都需要引起重视。
专 家 面 面 谈
解振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
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赢”；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框架中。
洪大用(环境社会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在很大程度上，每个公民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又是责任者；农村的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与政府层面的努力有所对应，公众环境意识在不断提升。“同样一个环境状况，放在十年以前，十年以后，社会反响是不一样的。十年以前大家可以忍受，十年之后大家觉得忍受不了，必须加以行动解决。”
因此，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一种建构和普及化的可能，环境问题放大了，对环境的关注增加了。
郑易生(中国社科院环境与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目前有五种力量决定中国的环境态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非常脆弱的人口、资源、环境背景；全球环境合作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状态；中国为可持续发展所作的有意识的努力。
应该纠正将消费者主权置于可持续发展准则之上的片面认识，倡导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并逐步使之制度化。例如应杜绝助长崇尚物欲，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并将资源节约和防腐倡廉结合起来，中国各级领导干部以及社会精英都有责任为新消费观念的兴起做出贡献。
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
环境危机的实质不是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文化、是价值问题。
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代理人，必须要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环境伦理要求我们不可为了人类的琐碎利益而牺牲其它生命，不能暴殄天物；它还要求我们建立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既使得人类繁荣昌盛，也使得其它生命欣欣向荣。
要使环境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就不仅要采取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更要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启动人们内心的道德资源。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静(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博士生)
政府作为最大的购买团体和循环经济的推动者，应切实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制度的贯彻实施，使绿色采购制度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并扩大其实施的范围，发挥其对社会绿色消费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同时，应大力培育绿色市场，鼓励和支持各行各业、各种消费群体改变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提倡反对奢靡浪费、节约一切自然资源的绿色消费观。
比如规定政府购车的排气量，明确不能购买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的厂家的产品；优先采购或者按国家规定比例采购节能、节水、废物再生利用等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产品；通过宣传、教育等措施，鼓励公众购买和使用环保产品等。
高中华(中国环境伦理学会理事，徐州师范大学法政学院院长)
人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而存在，人类社会也不可能离开人的目标和价值而发展，从本质上说，作为人类的自身终极价值关怀的人类中心是无法超越的，今天人们对自我中心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新定位，其实也就是反省人本身，也就是一种超越。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无限膨胀的矛盾存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依赖阶段，两者达成统一；控制统治阶段，两者出现分裂；当下则是进入了和谐发展阶段，两者将再次谋求统一。
梁从诫(民间环保人士)
环境问题上隐含的悖论是，人类扮演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当人们试图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价人类对自然所带来的影响时，却发现自己也是这个“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对自然的影响也同时在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因此人们也“中立”不起来。
本刊记者 白红义 报道 张志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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