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某日，西城区体校到各幼儿园挑选女体操运动员，但一个叫高帅的3岁半男孩让教练心动不已，他被破格选走。这似乎是又一个伟大运动员诞生的开头，然而，不是每个甜蜜的开始都会有幸福的结局。高帅的体操梦换来的是———精神抑郁，企图自杀，离队出走，最终将先农坛体校告上法庭。

实习生 范遥 张静北京报道

宣武区南半截胡同29号，一贯安静，近日却屡屡有陌生人来访。

院子里有三户人家，地面上污水横流，一条绳子上晾着各种衣物。高帅一家四口挤在其中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两张床，一个柜子，一桌，一椅，一只被高母韩冬梅捡来的流浪狗二毛。高帅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一些书和几张碟片，有梅尔吉布森《勇敢的心》，动画片《四驱兄弟》，于丹的《论语心得》，还有丹尼加农的《一球成名》。旁边还散落着几张各大媒体记者的名片，其中有一张是心理医生的。韩冬梅站在床边说高帅最喜欢《一球成名》。

记者第一次探访12岁的全国少年体操冠军高帅时，他不在家。韩冬梅说他去河北亲戚家了，“我让他出去散散心，他最近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他在家，有些话我不敢说，怕他听了难受。”韩冬梅说，儿子从小的体操梦在先农坛体校破灭了。

受虐待VS打闹

韩冬梅说高帅因“丢钱事件”而被孤立，此后遭受虐待，另外，自己没有借钱给高帅的教练，也埋下了祸根。对高家的说法，先农坛体校校长、高帅的主管教练和队友全部否认。

家长

高帅因受虐患上精神抑郁症

据韩冬梅描述，高帅从什刹海被选到先农坛体校(什刹海体校是先农坛体校的主要输送单位)才两个月，就遭到打击。当时一位同学的柜锁坏了，便将300元钱放在高帅的柜子里，但高的柜锁被撬，教练和同学怀疑高帅偷了钱。“他们说我孩子偷钱，我必须澄清这件事。”韩冬梅说，“孩子这么小，就要背上小偷的骂名，我忍受不了。他们(先农坛体校)最后承认，高帅不是小偷。”韩冬梅提供了4页半的高帅日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丢钱事件结束之后，队里没人理我了，我孤独极了，自己和自己玩也不行。他们都比我大，但总是打我，打的(得)我两个鼻孔直蹿血。他们打我时，说让我走，不走就欺负死我。”

韩冬梅说，2006年末，高帅的主管教练杨月山给她打电话，说他开在人民大学附近的饭馆赔了，没钱交房租，希望她能替他垫付一下。“我确实没钱，有钱的话，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尽管我知道这钱有去无回。”韩冬梅停顿了一下说，“可为了孩子，钱算什么？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能受照顾，经常请教练吃饭，喝酒，洗桑拿，送东西送钱。有一次，一名教练还要求家长给他找小姐。”

没借给杨教练钱，韩冬梅认为从那时开始，高帅在体校的生活逐渐艰难起来———儿子正好和教练组准备捧红的L队员发生冲突，杨月山不给其安排正常训练和新动作，别人训练时，高帅经常站在一边，没人理睬。有一次，杨月山惩罚高帅倒立一个小时，等下来时已看不见东西，只能摸着墙走。韩冬梅说，高帅多次被队友殴打，在杨教练的指使下，队里的大孩子逼高帅去借钱，偷家里的钱，每次几百块；强迫高帅骂网球队的队员，如果不去就打耳光———去了就会被对方打一顿；强迫高帅吸烟，必须大口吸，必须咽下去。韩冬梅还讲了三件事，一是高帅被同学用尖雨伞戳伤睾丸；二是高帅在洗澡时，被队友故意用水烫伤；三是高帅的队友在教练授意下，想出了60多条折磨高帅的办法，并且写在了纸上。韩冬梅认为，这一系列事件导致高帅成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而且患上了精神抑郁症。韩冬梅说，高帅在食堂吃饭时，没人和他坐一起，教练也不再要求他控制饮食。

韩冬梅提供的日记里，高帅不断哭诉，“让家长知道这事我回去又要挨打了，那次一打打到12点。我只能多练，不能少练，我从三岁半开始练体操，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可是现在让我痛苦的是教练老师不让我练，练鞍马时老师让××练，不让我练，练吊环不让我往高摆。我该怎么办，谁来帮帮我。”

“也有爱跟我玩的队员。”从河北返京后，高帅对记者说，“我们经常周末偷偷在外面玩，在学校里一见到欺负我的大队员，他们就对我破口大骂。但我不生他们的气，我理解他们，只要他们还跟我玩就行。”

学校

所谓欺负就是小孩间的打闹

“60多条？可能吗？当初渣滓洞里虐待共产党的酷刑有多少条？听起来都荒谬。”先农坛体校校长孟强华认为，韩冬梅所说的60多条折磨高帅的事纯属无稽之谈。该校接受采访的教练、队员都表示并未看到过这个东西。对“体校内都会有大队员欺负小队员的情况”这一说法，孟强华说:“我们学校不会有，如果有，查出来一定会严惩。”

在韩冬梅提供的一段录音中，杨月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承认有人欺负过高帅。”不过，面对记者的询问，杨教练表示所谓的欺负，不过是小孩间的打闹，“无非就是走在路上，有人管他借钱买冰棍，他不借，然后不高兴了，你踹我一脚我踹你一脚的，谁也没说故意欺负他。还有说用雨伞尖戳高帅私处，其实是这么回事———他借了L的光盘不还，两人就吵起来了，正好L手拿雨伞，一挥就碰到他那里了，不是故意的，而且根本没有伞尖，就是前面是平的那种折叠伞。”

韩冬梅认为“丢钱事件”后队友都开始孤立高帅。“学生宿舍内丢东西，在所难免。小孩间互相猜疑，可能无意中说××拿得，这时年龄稍长的队长来询问情况。但毕竟还是孩子，不具备公正处理这件事的能力，之后就上报到队里。针对这件事，校方按照未成年保护法的条例把涉及的孩子家长都请来，开诚布公地放在桌面上谈，最终钱还是没找到。”孟强华说，“后来就告诉大家，没有证据的事都不要瞎猜了，以后加强财物保管。”对高帅说因此而被孤立，孟强华答复道:“小孩子间可能有脾气秉性不合，和谁更愿意在一起玩，我们无权干涉。队里或者教练，不可能刻意安排。”

杨月山说这件事之后，队里专门召开了有家长在场的会议，澄清钱不是高帅偷的，会议结束当天，一位家长还因为看到儿子“诬陷”高帅，将其罚跪一晚。杨月山说丢钱风波过后，没有任何人再怀疑或诬陷高帅，他也并未因这件事被孤立。高帅当时的同组队友L肯定了杨月山的说法，“我们谁也没因为这事儿排挤他，而且他最开始承认是他偷的，可是等到教练那里，他又不承认了。”不过，L并未否认高帅随后被孤立的事实，“他妈妈老来学校给他送吃的，他就拿着招我们，闹急了就哭，然后再跟他妈告状，他妈一来，事儿就麻烦了。慢慢的，我们就都不爱理他了。”L说，其他小孩家离学校远，没有家长送吃的。

对于找韩冬梅借钱一事，杨月山予以否认。

不让练VS不爱练

韩冬梅认为儿子是中国第二个李宁，但先农坛体校这个“黑暗的地方”不给高帅教动作。学校解释称，教动作要因人而异，队友则说高帅老偷懒。但事实是，在先农坛体校呆了一年半后，高帅的体重从57斤激增为94斤。

高帅

我的病根是我想练他们不让

2006年9月1日，北京最低气温21℃，最高气温30℃。10岁的高帅拉着母亲的手，站在先农坛体校大门口，一脸憧憬和敬畏。迎面而来的是为纪念张怡宁和滕海滨荣获雅典奥运会冠军而立的塑像。“高帅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这可不是一般孩子能来的地儿。”韩冬梅回忆说。

北京先农坛体校始建于1956年，校方资料显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校培养出国际运动健将61人，亚洲冠军122人次，全国冠军1181人次，其中有40位世界冠军及奥运冠军，包括庄则栋、邱钟惠、郎平、张津京、奎媛媛、滕海滨、张怡宁等人。这是全国数一数二的体育名校，许多家长都渴望将孩子送到这里。

“如果当时我知道最终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宁可他没资格来。”韩冬梅说，这座名校其实是一个“黑暗的地方”。

韩冬梅介绍，高帅3岁半开始练体操，6岁半进入什刹海体校，8岁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资格。高帅练的是全能项目，单杠是强项，韩冬梅说，他能一口气做50个大回环，“启蒙教练说他天生是个苗子，手掌大，胆子也大，敢做动作。”

高帅说他开始学单杠大回环时，教练王志诚根本就不同意，因为年龄太小。“当时我一下挂在杠上，给王教练吓坏了，但我都不害怕，还是要做，那个动作别的孩子要学好久，我一天就学会了。”

从2005年起，高帅开始参加全国少年比赛。这位2005年“李宁杯”全国体操赛全能亚军，2006年“李宁杯”单杠冠军、全能亚军，在领奖台上见到了李宁，韩冬梅说，李宁对他说:好好练，下次还给你颁奖。韩冬梅把儿子的奖牌、证书、奖状摆了一桌子。“我儿子就是中国第二个李宁。”

“您去问问以前带过我的教练，我是不是最刻苦的，其他孩子觉得苦，动不动就哭，您问问我哭过吗？他们打我、欺负我，我都可以忍受，但不让我练，不教我动作，我就受不了。他(杨月山)不让我练也就算了，还不准别人(教练朱辉)教我动作。”高帅说，他出走的最根本原因不是挨欺负，而是教练不教动作。韩冬梅出示的几份安定医院病历显示:高帅处于精神抑郁状态，建议休养半个月到一个月。韩冬梅说，高帅曾和医生有这样的谈话，“谁也救不了我，我的病根不在这里，你给我吃多少药也救不了我。我的病根是我想练，他们不让我练，可我就爱练。”

2006年夏，高帅接到先农坛体校试训的通知，韩冬梅和高帅长谈了一次，“我对他说，你要是去，就坚持到底，没有退路了。”韩冬梅说，高帅当时给自己制定了一份计划，苦练4年进国家队，参加世界大赛，获得荣誉，升国旗奏国歌。然而，入队时57斤的高帅，在先农坛度过了一年半后，变成了94斤的胖小子，所有人都赤膊上阵，只有他穿着上衣，“不让我练，给我蹲胖了，不好意思露出来。”

学校

孩子到发育年龄体型就会变

“不让他练？”孟强华为这个说法感到意外，“每个教练带一组队员，每组练的内容都一样，怎么可能不让他练？”不过，朱辉的说法和孟强华的说法部分相左，“我们组有7个队员，高帅最小，最大的一个14岁，体操这个东西，差1岁能力就差很多，所以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动作，我会根据他们的情况安排训练内容。”

韩冬梅给记者看了两段录像，一是高帅2006年8月在广州比赛时，其他孩子下鞍马时都趔趄或腿碰到鞍马，只有高帅动作很完美，另一段是朱辉2008年4月拍的训练录像(韩冬梅说，队里不让她看儿子训练，只能托教练拍摄)，在众多赤裸上身的队员当中，高帅的红背心格外显眼，在进行鞍马训练时，他的双腿并不齐，像钳子一样夹着，且不时出现失误。从两段录像比较看，高帅胖了一些，状态也有明显下滑。孟强华对此这样解释:“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发育年龄，他的形态(体型)就会改变。”

最初与高帅一同进队，被分在同一组的L认为，不是教练不让高帅练，而是他不爱练，“他老偷懒，不好好练，再加上这里伙食又好，他自然就变胖了。教练经常会随口一说，去倒立一小时，其实谁也不会真的倒立那么久，累了就下来了。高帅也没有倒立过那么久，一看教练没看着，就下来了。”

高帅对L的说法很气愤，“杨月山当着我们面说过，队里最优秀的苗子就是L，我们剩下的所有人都是陪太子读书。还说，你们谁敢碰L就试一试。”高帅说，L年龄不大，但地位绝对是队里的老大。韩冬梅表示，正是由于高帅与L水平相当，队里才故意“废”了高帅，因为L家庭背景很强硬，“北京市的比赛，一概不让高帅参加，如果高帅参加了，肯定拿的都是冠军。”

而杨月山则表示，之所以没让高帅参加比赛，是因为他能力不够，“他只不过在少年组拿过冠军，少年组很多动作拿到更高级别的地方，都是0分动作，不能老拿少年冠军说事。当初能进我们体校的，都是全国少年冠军，但说实在的，他当时的水平在我们队里只能算一般。”杨月山说，L训练更刻苦，并且在参加北京市的比赛中拿过5个冠军。

不转正VS遭淘汰

韩冬梅说，试训期满后，学校既不为高帅办理转正手续，也不让他选择其他运动队。而先农坛体校的说法是，2007年3月1日后，高帅被列为被淘汰队员，只不过为了和谐奥运，才将其留队。

高家

试训期满后体校仍不放人

北京市的体校有三个层次:区县体校，什刹海体校，先农坛体校，逐级递增。先农坛体校与高帅签了半年试训合同，学校负责食宿，发试训费，每月329.2元，高帅需要做的是，从2006年9月1日到2007年3月1日，证明自己的能力，力争转正。

去年3月1日，试训结束，韩冬梅说，学校既不为高帅办理转正手续，也不让他选择其他运动队。“他们不能随便放过注册队员，不能让马燕红式的悲剧再次发生。(编者注:1974年，10岁的马燕红遭北京队淘汰后被八一队要走，10年以后马燕红在洛杉矶夺魁，成为中国第一位体操奥运冠军。)只要不解约，他就永远是北京市的队员，即使在八一队练，出了成绩也是北京队的。”

韩冬梅说，2007年3月1日到现在，先农坛体校将很多队员打发回家，“那些都是练了没什么出路的，他们认为，无论转到哪所体校都不会给先农坛带来威胁。”这些已经过去，韩冬梅现在在意的是，先农坛体校认为高帅合同已经到期，因此不负担其医药费用。“我不明白，今年年初(高帅出走前)我们孩子发烧感冒去医院看病的费用学校给报销了，可到了现在，为什么就不报了呢？”韩冬梅说，合同到期后，体校尽管没有放人，“但从去年3月到现在，就发过一次试训费。”

直到现在，高帅仍然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合同到期，没有被转正，他的主管教练杨月山成为领队后，他被分到朱辉教练的组里，依然有教练带，依然是体操队的一员，但没有身份，也就是说，高帅获得的任何荣誉，都可以归先农坛体校所有，但如果出了任何意外，体校出示的一纸到期合同，就可以将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

学校

为高品质奥运会而留高帅

先农坛体校上交法院的关于高帅情况介绍的材料中，最后一段注明，高帅不在学校提供的医保范围之内；而韩冬梅提供的一段录音中，孟强华说:“带孩子看病的话还是去友谊医院吧，那里是学校的对口医院，可以报销。”但随后，一万多元的医药费体校并未报销。

“材料上写的很清楚，高帅不算我们正式队员，不能报销。”孟强华说。但当初为何让韩冬梅带着高帅去友谊医院呢？“因为友谊医院是我们对口医院，离得比较近。”

孟强华说，早在2007年3月1日，高帅试训合同到期时，就被列为被淘汰队员，但为了队伍的稳定和谐，将其留在队中。“由于2008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是北京承办奥运会的一年，希望各单位保持安定团结，以稳为重。要举办一届高品质的奥运会和平安的奥运会，我们又给了高帅一段考察时间。”杨月山补充说，学校能给高帅一个考察时间，还因为韩冬梅哀求学校，而这个考察时间，一过就是一年多。直到高帅2008年4月29日出走，他依然在“被考察之中”。

留遗书VS不存在

据韩冬梅讲，高帅离校出走前留下的遗书被学校拿走，可先农坛体校从校长到教练都否认遗书的存在，主带教练称，高帅出走没有任何前兆。高母说，在什刹海找到高帅的保安和留有遗书的体校工作人员都已“失踪”。

高家

遗书写明出走的原因

2008年4月29日，风和日丽。据韩冬梅讲述，这天下午6点多，高帅训练完，没有像往常那样去食堂吃饭，他觉得“心里特别扭”，留下了一封遗书，径直出了体校。韩冬梅说，高帅去了什刹海体校，10公里的路，倒公交车8点多才到。他准备找以前的教练，但没找到，然后去了旁边的后海，沿着后海走了几圈。韩冬梅说，高帅事后对她说，他曾想跳进水里，但最终没有。一直到凌晨，高帅被一名得到讯息的保安找到，这时，家长和学校已经报警。韩冬梅说，当时找到高帅的保安，如今已经“失踪”。

“我想哭，也只能哭，有时也想杀人和自杀，我完蛋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输了，输在我比别人强。”韩冬梅说，儿子之所以会得抑郁症，会想到自杀，因为他“看明白了”。

“我不想提。”提到遗书的内容时，高帅拒绝回答，就像讲述在学校遭受虐待时一样，依然由韩冬梅代替儿子讲述遗书的内容，“当时他跟我说，遗书里写到了他在学校受到的虐待，他的想法，他多么想训练，他希望杨教练、朱教练以后应该怎么对待他。”

韩冬梅回忆说，孩子出走后，体校的人把孩子的宿舍翻得乱七八糟，并拿走高帅出走前留下的“遗书”。对此，孟校长、杨领队和朱教练均否认遗书的存在，他们称根本没有见过此物，就连警察都没有见过类似遗书之类的文字资料。

韩冬梅提供了几份录音，她说这是她在与先农坛体校的校长、书记、教练对话时，用夹在袖子里的录音笔偷偷录下来的，其中一段录音中，先农坛体校的保卫科刘科长承认，高帅出走时曾留下一封遗书，这封遗书在体校训练科某周姓工作人员手中，韩冬梅欲找该工作人员时，被告知他已前往泰国出差，至今仍下落不明。

教练

出走前没有任何征兆

“根本没有遗书，而且他妈妈非说高帅去了什刹海体校，但我们调过那个时段什刹海体校每个角落的监控录像，根本没有看到高帅。说去了什刹海，只是他们一面之词，而且在我们学校期间，没有发现高帅精神抑郁。”孟强华强调，自己绝对没看到过高帅的遗书，而对韩冬梅提供的录音，他表示法院已经判定其不能成为证据，“录音中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自说自话，经常用一些引导性的话语。如果对方说不，或者异议，她立刻就打断，或者扯一些别的事情。录音的内容，录音里的人物，都无法判定，法院都没有将其视为证据所采纳。法院不认定的东西，还让我们说什么呢？”

杨月山和朱辉也表示，从未看到过高帅的遗书。“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什么遗书的事。”杨月山顿了一下之后改口说，“当然，在电视上听说过，他们非说有一封遗书，但我们体校的人可没看到过。”

高帅出走是在朱辉带他期间，朱辉对于此事表示“非常惊讶”。“他来我们组之后，因为是最小的，所以我格外关照他，每天形影不离，连洗澡都在一起，吃饭在同一张桌子上，可以说，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一起。我还特地嘱咐其他队员也要关照他，在我的组里，绝对没有人欺负过他，我也绝对没有体罚过他，他每天心情非常好，训练也很认真。不过他出走那天，我们没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不知道为什么，那天食堂的人突然特别多，我们固定的桌子没有了，分别到不同的桌子上吃饭，所以我也没发现他没来吃饭。直到洗澡时，我等了很久，他都没有来我宿舍找我，这才发现他不见了，我以为他跑哪儿玩去了。”朱辉说，高帅的出走没有任何征兆，而且他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训练、生活都很开心的高帅会离开学校。

记者询问朱辉是否向法院上交了两份说法不太一致的材料时，朱辉表示没有这回事儿。经一再提醒，他才说:“是交过两三份关于高帅情况的材料，但具体内容已经不记得了。”

在一份材料中显示，“高帅到达我们小组之后，我们小组成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让高帅的状态有所好转。”韩冬梅在这段话下面打上了横线，“不就是转个组吗？如果高帅之前没什么毛病，他们至于经过不懈努力吗？如果像他们所说的，在体校期间精神没有出问题，为什么要说高帅的状态有所好转？”

官司VS调解

韩冬梅以“误其儿子”为由将先农坛体校告上法庭，同时又不停地向各级领导反映情况，甚至要惊动罗格大驾；在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调解时，孟强华校长给出的答复是:司法大于行政。

高母

我要给罗格写信

先农坛体校，橱窗里摆满了照片和奖杯，一张张被人熟知的照片陈列在这里。以前，高帅经过时，都会停下来，仰头看看前辈们。韩冬梅说，4月29日出走之后，高帅再也没去过体校，而且再也不提和体育有关的事，电视上一有体育节目就立刻换台。8月份的北京奥运会，他连以前最喜欢的体操比赛也没看。他不知道，如今先农坛体校的正门，那座高大的塑像上，除了滕海滨和张怡宁，又增添了一名体操运动员的名字———北京奥运会体操比赛女子高低杠冠军何可欣。原本，高帅也希望学校橱窗内贴上自己的照片，如今，他用另一种方式，让学校的人们熟知。

2008年5月19日，韩冬梅认为，先农坛体校作为专门培养体育运动人才的教育机构，不尽职责，断送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她作为高帅的代理人，诉求先农坛体校赔偿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共计15万元。韩冬梅说，“我要告到底，我要找北京市体育局，找国家体育总局，我要给刘鹏(总局局长)打电话，我要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写信。”

韩冬梅的桌子上，摆着写给郭金龙市长的信，以及各个相关信访办的电话。最终，北京市政府相关领导接待了她，并把孟强华叫到一起商谈。“就在北京市政府，孟强华的态度还是那么强硬，说已经走上法律程序了，司法大于行政，他们现在只听法院的判决。”韩冬梅说。

学校

司法大于行政

先农坛体校的孩子都借读在旁边的育才学校，每日上午到学校上课，下午到体校训练，吃住在体校内。随着高帅与先农坛体校闹崩，他借读育才学校的资格也被取消。自从高帅被安定医院诊断为精神抑郁症后，他便开始服用精神类药物，大量的药费支出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窘迫。

“我们也曾多次找高帅家长沟通，但高母常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来处理。有一次高帅训练后洗澡时，自己没有调试好水温，被烫了一下，结果家长就闹到学校，见到教练，不由分说，动手就打。甚至不给教练任何开口解释的机会。”孟强华说，“现在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我们已经不能做什么了。”他的说法，亦如在北京市政府时给出的一样———司法大于行政。

本案法院已庭审过三次，下次何时开庭，双方都未接到通知。原告，12岁的高帅和他下岗待业的母亲，被告，培养了无数人才的先农坛体校。原告如败诉，高帅的未来将写满仇恨，他说告不成功他就会“报复”；而被告败诉的话，被告倒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校、一个校长和一个教练(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