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些名人的二代倚仗父势，挥霍家业，好逸恶劳，妄自尊大，让他们的老爹一个个长吁短叹，头晕脑胀。而回顾历史，远的不说，单是20世纪，就有很多“名爹”在教育子女方面为我们做了示范。

        当代文学巨匠鲁迅对孩子疼爱不溺爱，为周海婴日后成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谈到“怎样做父亲”时，他曾明确表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亮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为了让孩子将来“幸福”“合理”，他的家教既不粗压暴制，也不娇生惯养，而是教孩子实实在在做人。他的“遗嘱”也是有力证明：“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1952年，周海婴考取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的是无线电。走上社会后，他靠自己的能力谋生存，求发展，从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身份，终究没有辜负鲁迅的期望。

       近代出版界巨擘张元济要求孩子自食其力，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当年，他唯一的儿子张树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想进商务印书馆。对此，张元济坚决反对：“你不能进商务，我的事业不传代。”他还分析了三个“不利”：“一是对你不利，由于我在商务的地位，你进去后必然会受吹捧，浮在上面，毁了一生；二是对我不利，父子同在一处工作，在行政上将处处受牵制，如果不能主持公道，就没有威信可言；三是对公司不利，这样做将开极为恶劣的风气，要知道，人人都有儿子，都把儿子塞进来，那公司还像什么样的企业？”后来，张树年只好在一家储蓄所务工。晚年的张树年回忆父亲：“对于家庭来说，他永远是一位督责严格但又爱护备至的好父亲。”

       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注意引导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又十分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志愿。女儿梁思庄听从父亲的建议，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选了生物学，结果很是苦恼。梁启超知悉后，致信女儿：“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愿，你应该自己体察做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他又告诉女儿：“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这也正是他一向主张的“趣味人生观”——“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梁启超时时以乐观的情怀感染子女：“我平生对于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津津有味，而且还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从没有在我的词典里出现过。”几个子女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思永、思成、思礼、思懿等，或研究火箭，或痴迷建筑，或醉心考古，或从事医学，他们爱己所爱，个个都是杰出的人才。

       梁漱溟的儿子梁培恕在谈到父亲的教育时，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话并没有夸大。生活上或学习中，梁漱溟从不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意图。梁培恕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梁漱溟的态度是任其自然。另一儿子梁培宽也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的确，梁漱溟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面对孩子，他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只是表明意见，但从不干涉，更不强求。梁漱溟的这种教育方式貌似对孩子不严，实际上，他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傅雷的严格施教似乎“残酷”。在他想来，倘有天资，则成为第一流的艺术家；倘无天分，宁做别的工作。他要儿子傅聪做一流艺术家，所以，他不能容忍早年的傅聪有任何轻慢的言行。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傅雷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达目的，傅雷甚至不择手段，拿“虐待”形容也不为过。后来，傅雷自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得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的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好在傅聪也体谅父亲的良苦用心。他说，父亲是他最好的老师。

      《三字经》里说：“养不教，父之过。”时至今日，父亲在家庭教育中依然是重要的角色。身为人父，就要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就要让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的人格健全，也许，这才是“拼爹”的原意。

  （杨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