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药家鑫案终于画上了句号。药家鑫本人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是一个年轻的生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不得不令人扼腕；再联想到曾经养育过这个生命的家庭，培植过这个生命的学校，有良知的人会有更多慨叹！如果我们的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只剩下升学、分数，如果教育不能在孩子们的内心播种下真、善、美的种子，那么，我们将不再有未来，我们这个世界将无异于监牢！

 

                                                          

                                                               王开东：请帮助孩子成为具有人性的人

                                                                                                       (2011-05-22 11:12:42)

 

在《教师月刊》上看到一封信。一个集中营幸存者给老师的一封信。这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当上了美国一所学校的校长。在每一位新老师来到学校时，他都会交给那位老师一封信，信的内容完全一样，里面写的是：

“亲爱的老师，我是集中营的生还者，我亲眼看到人类所不应该见到的情景：毒气室由学有专长的工程师建造，儿童有学识渊博的工程师毒死，妇女和儿童被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枪杀。看到这一切，我怀疑，教育究竟是为什么？我的请求是：请你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因为只有我们的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写算的能力才有价值！”

几天来，这封信萦绕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请帮助学生成为具有人性的人。否则，所有的教育非但没有意义，甚至还有巨大的反效应。

金马在《情感智慧论》里说：“一流的情感、一流的智慧，一旦合流，常可导致光辉的人生；而一流的智慧、二流的情感，一旦合流，常可导致三流的道德，四流的奉献，末流的人生。”这是说情感的重要意义；但金马明显少了一项思考：一流的智慧，一旦加上邪恶的情感，究竟会造就什么样的人生？

愚蠢的恶魔并不可怕，智慧的恶魔，很可能就是人类的毁灭者。

二战中，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许多优秀的科学家通宵达旦，研制出了大量的杀人武器，飞机，火炮，坦克，潜艇，导弹，航空母舰。这些杀人武器，助长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法西斯的杀人效率，强化了独裁者的政治野心，给人类科学史留下了耻辱的一页。因为，他们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渊博的知识，高超的科技，不但没有造福人类，却打开了撒旦的魔瓶，让罪恶肆虐人间，科学家直接沦为法西斯的杀人工具。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最要命的是，纳粹科学家的兢兢业业，促使正义的科学家也不得不与之周旋，最终，科学成了杀人武器的研制比赛。连爱因斯坦都不例外。

当纳粹横行德国之时，爱因斯坦逃到美国。当他得知德国科学家正在进行核子裂变产生能量的研究之后，立刻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赶紧研制原子弹，防止希特勒抢先研制出威力无比的大杀器。

在爱因斯坦的建议下，1945年，美国曼哈顿计划获得巨大成功，奥本海默带领科学家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当蘑菇云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升腾，数十万平民瞬间云飞烟灭。爱因斯坦痛悔万分：“提议研制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此后的爱因斯坦成了一个反核人士，还和罗素一道发表了反战宣言。但战争机器一旦启动，政治家岂能听从科学家的呼吁？一切已经不可挽回。

也许我们认为，二战离我们太遥远了。但想想文革吧，我们教育出来没有人性的恶魔也并不鲜见。

据史料记载，文革中学生打死老师，就像捏死一只蚂蚁。北京的几大名校你追我赶，把打杀老师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学生毒打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先是戴高帽子、往身上泼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后来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第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卞仲耘老师成了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学生打死了该校美术教员陈葆昆。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做狗，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所有女老师的头发都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阴阳头”。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烫。至于逼迫老师吃屎喝尿，更是屡见不鲜。

呜呼，这是怎样的施暴者和侵犯者！

不仅是这些学生，文革中，著名的相声演员马季也打过自己的恩师侯宝林。

曾有人就这个问题问过侯宝林，侯先生也不正面回答，他说，“别问这个了，旧社会徒弟打师父有的是。”那么马季到底打没打过侯宝林呢？马季说：“我觉得没有这些，就没有生活；没有这些误会，没有挨骂，没有谣言，就前进不得，任何人都是。”由此推断，马季打过老师，已是昭然若揭。
　　如果说，文革的人性沦丧，更多的是历史背景所致。那么，看看现在的教育现状。

为了追求升学率，人性化的教育功能早已丧失殆尽。学生可能是超拔的高分者，但却也极有可能是冷血者，施暴者。浙江金华中高二学生徐力，因为害怕考不到母亲要求的前十名，就用榔头残忍地砸死母亲。没有人性的徐力，多么矛盾啊。杀害母亲后，他一方面“训练有素”，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脆弱，仅仅因为母亲对他学业上的压力，就灭绝人性地杀了生母。清华学子刘海洋，当年的湖南省高考状元，已经被报送清华读研究生了，但却两次潜进北京市动物园，用浓硫酸泼黑熊，把黑熊烧得一愣一愣的，享受一种刺激和快感。呜呼，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而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则是因为同学之间打牌的纠纷，因为同学们对他的蔑视和不敬，就用榔头残忍地砸死了四个舍友。

2002年6月16日，17岁的学生陈晓丽，收到OICQ上的留言：“姐，我们去烧网吧了，等我们吧。”陈晓丽马上回了句：“小心点。”两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带着陈晓丽给的5块钱买的一升汽油，点燃了蓝极速网吧门口的红地毯，结果，大火烧死了25人，烧伤13人。

直到两天后的下午，警察在家里找到刚起床的陈晓丽时，她还觉得事情与自己无关。因陈晓丽犯罪时年龄是17岁，刑期12年。

呜呼，他们何尝关心过网吧里人的死活，那些人也和自己一样，是活生生的生命。

据统计，50—60年代，青少年犯罪约占全国刑事犯罪的20—30%，90年代以来达70%左右，而且恶性犯罪比例加重。在许多青少年暴力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刀劈、砍杀、奸杀、杀父、弑母、勒毙等血腥字眼随处可见。所有这些，无不印证了我们人性化教育的缺失，生命化教育的空白。

叶圣陶老先生再三强调：教育的根本价值和目的是“育人”，是培养“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人，是“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要而言之，就是教育者目中有人，必须进行人性化的“立人”教育。

学生是我们的教育对象，他们是教育的主体，是整体的、发展中的，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可塑性极大的群体。他们最初的走向，就是他们将来人生的走向。立人教育，教师责无旁贷。人性化教育要以人为本，具体说要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本，以学生的个性、创造性发展为本，以学生的人格和谐发展为本，最终培养出健康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学生。

教育，带有一定的严肃性，教育人性化就是让这个严肃的工作，充满感性和色彩，在尊重和体贴的教育过程中，充满浓浓的人情味，浪漫的色彩，心灵的激荡，让受教育者感受到独立的人格与爱的温馨，体验到责任的动力，享受到成功的喜悦，进而把这种温馨和关爱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血脉，进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化而成木，木聚成林，林聚成森，进而又影响这个社会的气候，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教师再也不是校园里的狱卒，而是可亲可敬的长者，是平等相处的朋友。师生关系再也不是警察抓小偷，而是互相欣赏的同路人。

作为教师，我们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我们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这就决定我们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道德情怀，否则就无法完成传承文明的使命。而且，这种道德必须是人性化的道德，这种教育情怀，必须是人性化的道德情怀。尊重学生个性，开发学生潜能，启迪学生智慧，完善学生人格，这是教师的社会职责所在，也是教师的道德职责所在。

纳粹和集中营离我们遥远吗？一点也不遥远，如果教育只剩下升学率和分数，如果教育不能在孩子的内心里种下美好的种子，每个人都可能是我们的集中营。

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在一个社会里有尊严地，安全自由地，至少是免于恐惧地活着，进行人性化教育，帮助孩子成为具有个性的人，应该是我们的首选。这样，当我们死了，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后世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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