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M.Hoffman)则提出“信息加工模型”[7]来说明内化过程。他认为“纪律训练”是亲子关系中影响道德发展的主要事件。儿童对越轨行为的抑制能否持久依赖于父母对儿童采用的纪律训练方法。使用权力和撤回爱护都不能形成道德内化，纪律训练要形成内化，必须引导儿童预见其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这种引导可以依据具体情境和儿童年龄采取多种不同形式。父母自发地根据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改变着他们与儿童的沟通方式。例如，对年幼儿童，父母常直接指出行为的外部后果；对年龄较大的孩子，父母则会说明别人行动的内在动机或某个行动对他人心理上的伤害。父母的引导使儿童更为关心他人、使儿童懂得自己的行动对他人的影响。这些信息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人际因果关系。霍夫曼认为，儿童已有的编码和储存新信息的能力为父母的沟通提供了一个限制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父母通过每一次纪律训练努力扩展儿童对他人的理解。但是，这些引导本身还不能使儿童社会化、儿童还必须注意到父母的引导所包含的信息。父母引导的信息要有效地影响儿童，就必须使儿童处于“最佳激活状态”，把引导与轻微的使用权力和撤回爱护相结合，就能达到这种状态。没有压力，儿童不能认真地对待父母传递的信息，若压力过大，又会干扰儿童对这些信息的内化。
霍夫曼的观点与李帕的理论相似，他们都认为，要长期有效地影响儿童的行为，必须有父母对儿童的控制和父母与儿童的沟通。父母控制应该是有效的，但必须只是轻度激活儿童的情绪状态；父母与儿童的沟通必须适合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水平，这样父母传递的信息才能为儿童所理解。这种复杂的作用方式需要父母们在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孩子的独特的抚养方式。
（二）观察与模仿对父母行为的模仿是儿童社会化的首要途径。社会学习理论家班杜拉的一系列研究充分地阐明了这一观点。[8]班杜拉提出了“观察学习”的概念来解释模仿过程，认为在社会情境中，儿童直接观察别人的行为就能获得并仿造出一连串新的行为。并且，观察到他人行为产生的后果，也就受到了一种“替代强化”。儿童模仿父母的行为、态度有很多原因。儿童以类似于父母的方式去行动，可以维持来自父母的情感和避免惩罚。儿童还通过模仿父母的行动来获得对周围环境的控制。
（三）认同作用个体认为自己相似于另一个人，并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现以那个人的方式行动能给自己带来满足。从弗洛伊德开始，这种认同作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弗洛伊德以所谓“奥底甫斯”之类情结来解释孩子对父母的认同。如男孩的某种愿望受到父亲压抑，从而对父亲的地位产生妒嫉，并进而模仿父亲的行为，认同于父亲。这种认同，最后导致了儿童自身性别化发展和性别角色的形成。后来，又有人对认同作用提出了新的解释。如卡根(J.Kagan)就结合弗氏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对认同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9]卡根把认同作用看作是一种“获得性认知反应”，而不仅仅是儿童与榜样之间外部行为的相似。换言之，认同作用是对相似性的一种信念和增加这种相似性的意向，而不只是单独的模仿。卡根认为，认同作用的第一步是儿童对榜样所具有的目标状态的愿望，主要是对掌握感和爱的愿望；然后，这种愿望又导致了要具备榜样的特征的愿望，因为儿童相信，只要在特征上与榜样相似，就能达到愿望的目标。儿童因而模仿榜样的思想和行为，并在认同中得到强化。哈根的这一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儿童性别化之类问题。但是这一理论缺少实验证据，并且它还暗含着靠不住的假设：儿童在早期就具有假设、推理的认知能力。
柯尔伯格(L.Kohlberg)则更强调儿童的认知能力在认同中的作用。[10]他认为，儿童先在认知上探索环境，建立自己的同一性，然后区别与自己相似和不相似的人，进而模仿与自己相似的人，并从中得到满足。
应该注意，模仿和认同作用与态度改变有着重要区别。态度改变策略中父母说出标准并用奖赏实施，父母知道自己在影响儿童的行为。相反，模仿和认同作用则常常是在父母没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父母使用的模仿、认同策略与态度改变策略如果不一致，就形成“照我说的做、别照我做的做”的不良管教方法。
五、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
家庭情境为儿童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社会技能的舞台。从家庭中的社会化过程来看，父母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从理性上传递知识和规则的教师，又是在行为上以身作则的榜样。
（一）作为教师的父母向孩子讲解知识和传递规则是父母的基本职责之一。自生命的第一天社会化即开始发生，到第二年，随着儿童运动技能的增强和言语的出现，社会化变得更为有意识和系统化。以前曾被接受、被看作“聪明”的行为开始受到限制。成人不再允许孩子踏上高椅架，孩子探索的范围受到限制，排便训练也开始了。当孩子用他新获得的运动技能探索周围的世界，如爬出小床、摇摇晃晃地走到楼梯口、玩弄瓶子或杯子、拿起烟头塞进嘴里时，周围马上会响起成人惊慌的声音“不”、“停下”。同时，孩子也会由于他已经取得的成绩，如学习使用勺子、说出物体名称、保持尿布干燥，以及父母所喜欢的其他行为而受到拥抱、爱抚和赞扬。社会化的过程是十分认真地开始的。父母教给孩子日后生活所必需的社会规范，并且根据孩子的遵从或违背行为来给以奖赏或训斥。
在父母的这种塑造过程中，儿童个体的自尊心和个人控制感的适应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自尊心和个人控制感取决于在儿童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成人的特点。如果父母的纪律要求过分依赖强权而贬低儿童，儿童会认为自己是毫无希望和毫无价值的。如果父母只在必要时使用最小的压力促使儿童服从，并且鼓励儿童将这种服从看作是自己选择的，儿童就会对父母的标准有更好的适应和内化。举例来说：“跟你弟弟分着吃，要不我就不给你了”与“你是一个大方的孩子”这样两句母亲的话，显然对儿童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另外，儿童的年龄在其对奖惩的反应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抵制外来的控制和操纵，对恰当社会行为的自我强化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由成人控制到儿童自我控制的逐渐转变在儿童脱离家庭进入小学时期最为关键，父母对儿童活动的直接监督和控制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儿童与年幼儿童相比更能为了长远奖赏而延迟即时满足，并且更为关心他人的利益而不是自我满足。儿童的信息加工能力也提高了，这使儿童能更好地解释外界事件，考虑自己和他人的动机以及注重不同的后果。相比之下，特定行为发生时紧随的奖惩对于年幼儿童比对年长儿童更为重要。但是无论在任何年龄，父母作为儿童社会化动因的效果，取决于他们与儿童的情感关系、他们所实施的控制类型、以及他们的控制是否适合于儿童的年龄、人格和情境需求。
（二）作为榜样的父母父母对社会化的重要作用不仅表现为用言语传授文化价值并奖赏和惩罚儿童的行为，而且表现为为儿童提供了行动模仿的榜样。在心理学研究中，儿童获得榜样的哪些特点以及如何获得这些特点：都是有争议的问题。但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已经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父母情绪不稳定或犯罪的家庭中的儿童更容易形成适应不良或越轨的行为模式。在充满慈爱、诚实和勤劳的家庭中长大的儿童更容易习得良好的道德、对他人的关心和追求成就的需要。
在生命的第一年就可以看到儿童的模仿和父母对模仿行为的鼓励。孩子和父母反复玩“躲猫猫”和“挥手再见”之类的模仿游戏，父母重复婴儿的发音并鼓励孩子学说单词，母亲花大量的时间指出物体、说出名称，并鼓励儿童跟着她重复这些名称。在生活早期，父母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榜样，随着儿童年龄与社会能动性的增长，兄弟姐妹、同伴、社会机构和大众媒介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1]
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从不同榜样身上学到不同品质。一个儿童可能表现出母亲对狗的畏惧、父亲的幽默感、哥哥对流行歌星的热情崇拜以及同班的班长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儿童能向他人模仿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一般态度和观念，也包括很特殊的嗜好和行为。这种由模仿所致的类似性在不同情境都会影响儿童的基本认知、人格和社会性类型。模仿机制在道德发展、自我控制和性别相适行为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
总之，亲子关系中双方相互影响的方式是复杂的。大多数父母对于自己孩子的成长都有自己的期待，并有意无意地使用自己的一套抚养方法以求达到美好的目标。但是能够达成儿童良好行为的发展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正如有许多方式能让孩子误入歧途。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式的抚养公式，抚养活动必须适应儿童个体的物质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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