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幻世界》公开信事件让大家忽然意识到科幻文学其实在国内有大量读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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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子
前往成都的飞机上，客舱里的电视一直都在播放刘德华演的《未来警察》。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科幻片，而且是中国科幻片。问空姐，笑答：“地球人都知道成都要开科幻大会呀！”
8月6日晚，科幻作家韩松在微博上如是写道。仅仅看文字，便想象得出他当时露出怎样腼腆又按捺不住得意的笑容。
次日在中国幻想小说最高奖“银河奖”颁奖大会上，位列当下华人科幻“四大金刚”之一的韩松（另三位是刘慈欣、王晋康、何夕）起身致意时，全场发出巨大的欢呼声，丝毫不亚于追捧日韩明星的粉丝们。
成都一行三天，韩松获得两项大奖。短篇小说《绿岸天堂》获“银河奖”读者提名奖；与刘慈欣并列成为世界华人科幻首届“星云奖”最佳科幻作家。不到一个月前，他则以短篇小说《暗室》获得中国科幻“星空奖”最佳科幻短篇。
与其他从事理工科相关职业的科幻作者不同，韩松白天的工作是新华社对外部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夜晚他才转变为科幻创作者，将白天的受融于写作之中。
对于当代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他都乐于将其看作一部科幻作品去接受。在他2000年写就的代表作《2066之西行漫记》中，他设定背景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则衰落了，并预言了世贸双塔被恐怖分子炸毁、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等图景，只是没想到现实来得比预想中还快。
“中国不适合写科幻，因为这是个太现实的地方。在这样的前提下写科幻，真的很不容易。”8月8日晚，韩松手捧着金灿灿的最佳科幻作家奖杯，最强烈的感受是“受之有愧”。
前不久《科幻世界》以公开信方式要求主编下课的事件。这让大家忽然意识到科幻文学在国内其实是有大量读者的。
问：前不久《科幻世界》以公开信方式要求主编下课的事件。这让大家忽然意识到科幻文学在国内其实是有大量读者的。但以前我们往往不把它看做主流文学的一种。科幻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它没有像其他文学分支一样发展壮大起来？
韩松：科幻文学说起来应该属于通俗小说的一种。一般我们说现代通俗小说就包括侦探、言情、恐怖和科幻。但科幻从一开始在中国的意义就不一样，它是与中国国家命运和国力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国内科幻小说在1902年左右产生，进入中国就不是一般人在写，而是由一连串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来推动的。比如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作品，梁启超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杂志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发表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等等。他们认为中国必须有科学，由科学来救国。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科幻小说重新跳上一个门槛，被称作“科幻新生代”。1991年，《科幻世界》杂志社争取到在成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机会，分散在各处的科幻作家又聚集在成都，叶永烈、郑文光他们都出席了。这好像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科幻小说的创作开始恢复起来。这一时期在2002年达到了一个高点。《科幻世界》在这一年内集中为十年内出现的优秀科幻作家分期做了专辑，介绍了刘慈欣、柳文扬、何宏伟、我等等差不多12位，在当时特别声势浩大、振奋人心。
2002年之后一段时间相对比较沉寂，近几年除了刘慈欣《三体》、王晋康的《蚁生》等的出版好像没有别的太大动静。当然有新的人出来，比如陈楸帆、飞氘、夏笳、江波、迟卉、拉拉、长铗等等，但整体来说还是没有赶上1992年左右开始的辉煌十年。上一批人身上有一种更加悲凉的情绪，与国家的联系更紧一点，他们探讨个人命运在大的国家变动下的起伏，探讨科技和国家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新一代就比较发散，有些会描写一些纯技术性的东西，有的人会写得很漂亮，但没有去探讨新世界本身的美和不可思议，而是把游戏的观念加进来了。
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科幻是儿童文学，读科幻小说是很幼稚的事。其实科幻小说在西方一开始就是一个精英文学种类。现代科幻小说起源于玛丽·雪莱，也就是诗人雪莱的妻子。
问：国内的科幻创作者都是什么样的人群？
韩松：学历都比较高，大都是大学毕业。而且理工科较多。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对仰望星空比较着迷。如果你有机会听到搞科幻的人在一起聊天是很有趣的，他们看起来很“白痴”，聊的东西看上去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宇宙几万光年以外的事情，几千年以后机器人怎么发展。
对于现实的生活，他们却往往很低能。但很快他们会去另一个世界逃避一切。所以，有人说科幻世界是一个逃避的文学。
问：在我印象里，科幻小说还是非常注意探讨生存危机、人性弱点、道德困境这类问题的，跟现实的联系十分紧密，而不是一般人印象里的科幻就是漫无边际。
韩松：对，像刘慈欣写的《赡养上帝》，就是写在技术发展之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别，变成了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别。再比如迟卉马上要出版的长篇小说，探讨了几代人两性关系的忠诚。它把人的忠诚植入基因，人从出生起，就注定生生世世要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像是订立了一份契约。这之间就存在了一种冲突，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哪里？忠诚与自由，这是一个两难问题，结论可能是人会活得更加痛苦，这是科幻小说里应该探讨的问题。
科幻小说不容易被大家接受，就是因为科学是有门槛的，一般人没办法一下子进入这个世界。他每天上班很累，只是想休闲、轻松一下，不如去看武侠，科幻还是太精英了。
另外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科幻是儿童文学，读科幻小说就是很幼稚的事。其实科幻小说在西方一开始就是一个精英文学种类。现代科幻小说起源于玛丽·雪莱，也就是诗人雪莱的妻子。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讲的是人造人的故事，人能够向上帝一样造物，而且被造出来的物种是要反叛的。他被剥夺了很多权利和自由，他想要一个跟他一样的女性伴侣，但都没办法实现，最终他把他的造物主杀死。这里面带着弑父情结，有很多现代性的问题。
科幻小说应该构筑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像哈利·波特，设想一个东西要飞起来就飞起来。科幻世界要成立，不是用魔法。
问：科幻小说在中国处于弱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韩松：科幻本质上是一个关心未来的文学、需要想象力的文学，但在中国不太具备它生长的土壤。中国要么往后看，要么在历史中找答案，或者希望马上得到娱乐的满足。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幻作品，在中国好多人都看不懂。比如《黑客帝国》的原版——《神经浪游者》，这是非常著名的讲电脑空间的一部作品，奠定了科幻界整个的计算机基础，诞生在电影前很多年，但当时在中国就没人能看懂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有的作品人文关怀性不够，文学性也不够。不管科幻小说写到什么地步，哪怕写一个星球也好，他还是要关注人的个体经验，但本土的作者们不具备这个，他们还太年轻。
没有科学文化的氛围，人们大脑里预置的观念，作品缺乏文学性和个体经验，这些原因共同造成了科幻文学的困境。
问：那你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韩松：它应该构筑在很强的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像哈利·波特，设想一个东西要飞起来就飞起来。一个世界要成立，必须有一个自然的东西给予支撑，而不是用魔法。另外科幻小说要极富想象力和传奇色彩。还有，我觉得科幻小说在欧美的发展高峰已经过去了，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最好，这些年作者、读者都向高龄化发展。我觉得下一个科幻小说的增长点可能会是在中国。这两年，科幻文学在刊登和出版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少了。我以前出的书，基本上每一本都不能顺利出版。有一本写外星人的书就出不了，因为编辑认为，外星人怎么能够降落在北京呢？还有写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2066年之西行漫记》，当时因为写到美国世贸双塔被恐怖分子炸毁，只有中国挺过了经济危机，就被出版商质疑了，导致当时无法马上出版，谁能预料后来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
其实，科幻文学的优势，是可以放在极端条件下探讨主流文学难以探讨的话题，好在这种对出版的控制，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松起来，这也基于出版界对科幻文学的了解和认识加深了。
中国的奇幻小说，多的就是穿越到古代，重新设定一个事件，然后就开始胡思乱想，这还是跟作者太年轻有关。科幻的使命是帮助实现公平自由的现代世界。
问：这两三年，奇幻小说非常流行，你怎么看待它？
韩松：二者是可以融合的。他们总体都属于幻想文学，之间有很强的亲缘关系，奇幻作家跟科幻作家群体之间也比较亲密。但这两个领域的界限还是很分明的。奇幻可以不受科学技术限制，任意想象，所以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和作者。而科幻的门槛更高了一些，好多东西不读爱因斯坦就没办法写。
问：也许因为这样，大家印象里觉得奇幻文学就是青春文学，读者多是高中生、大学生。
韩松：其实，奇幻也能发展出一种对现实的关注。像美国的奇幻作家尼尔·盖曼的作品《美国众神》，那是相当震撼。他写未来的美国社会，电视机电冰箱等物品都变成了神，美国原来从北欧、印第安、土著来的神还包括上帝，全都被推翻了。它对社会揭示得很深，很好看。中国的奇幻小说缺少的是这样的东西，多的就是穿越到古代，重新设定一个事件，然后就开始胡思乱想。
科幻的本质是解放想象力，不是科普。爱因斯坦认为光速是不可超越的，可是科幻作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制造可以超越光速的机器，事实上“时间旅行”正是科幻世界里最热门的题材，最近不是有本热门畅销书叫《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吗？
问：你认为科幻文学到底承担着怎样的社会责任？
韩松：一是有启迪教化、创造想象力的使命，使整个民族生机勃勃；二是娱乐休闲功能，一定要让大家觉得有意思；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创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现代世界。科幻作者一般都主张限制权力，因为在科学面前，世界应该是平等的。在宇宙众多物种中间，人类就是一颗沙子，是宇宙大爆炸产生的粒子，所有物种都是平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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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生于1965年8月，重庆人。1984年～1991年就读于武汉大学英文系、新闻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及法学硕士学位。韩松的作品极富文学情趣，结构精巧，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中国科幻文艺奖。美国《新闻周刊》、英国专业评论期刊《基础》等，都曾有报道过韩松科幻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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