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信息采集拍照一定要回学校，拍不上照不能毕业后果自负！”话说完，辅导员就挂了电话。
这可让在外地实习正处于关键时刻的赵洁犯难了。
从在北京的实习单位到宁波的学校来回火车票钱起码得1000元，到底回还是不回？幸好赵洁与学院书记挺熟，于是给他打了个电话。书记告诉她，可以在北京办理代拍手续，将照片寄回学校即可。问题顺利解决后，赵洁抱怨道：“真别看辅导员就那么一点小权力，动不动就拿出来让学生难受！”
有学生说辅导员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有学生批评他们官不大口气却不小，可他们却说自己手中的“生杀大权”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大学校园，学生和辅导员之间的矛盾和博弈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虽然是最小的官 辅导员也能玩腐败
“你入不上党不怪你不优秀，谁让你没和辅导员搞好关系。”
民主讨论会过后，“老”党员林立这样安慰一直盼着加入党组织的刘一弈。没办法，入党名额有限。可每年又总会半路杀出一两个“程咬金”。而能让这些忽然挤进来的人进入组织程序的关键人物就是辅导员。
刘一弈是浙江一所高校的学生，平时和同学的关系处得也挺好，可入党的民主投票一直没有通过。这次的评议一如既往是“民主”讨论，“集中”确定。然而，这个能“集中”的权力却被牢牢地攥在辅导员手里。“这个人是某某书记看好的，一定要选，至于其他人，慢慢来。”辅导员总是“有理有据”。而大家心里明白，今年这个“某某书记看好的”同学，不知道又给辅导员塞了多少好处。
“谁愿意为了所谓的正义去得罪辅导员呢？‘胳膊拧不过大腿’。不选，就明摆着不给辅导员面子，小心她给小鞋穿。”做了3年学生工作，林立感觉在班级这个最基层的学生组织里，辅导员就能一手遮天。
在南京读书的赵灵大二时是学院学生会的骨干，深得辅导员欣赏。因为学生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他被“猎头”挖到了校学生会。赵灵感觉自己应该符合条件了，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可是也由此，辅导员对赵灵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赵灵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冷藏期”和转正的“被考察期”。
到了大四赵灵开始实习才发现，能不能在实习单位留下来，是不是党员很重要。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将来，赵灵硬着头皮给辅导员递了个1000元的红包。结果，赵灵顺利地被组织发展了，连培养阶段都直接省略，补齐各种资料就算搞定。
“以前就是不开窍，辅导员冷藏我了，就代表要‘表示表示’了。辅导员虽然是最小的官，却捏住了我们这些要找工作的人的咽喉要穴。”
北京某高校学生王珊珊是所在班级的文艺委员，学期末她正兴冲冲地准备材料申请班级优秀学生干部时，突然被告知班级不评优干了。指望有个奖励在身，以便找个好点的实习单位的王珊珊一时着急，直接找到辅导员想问个究竟。
“去年你们班三好生多给了一个名额，今年总该让其他班级的同学轮一个奖了吧？都是一个学院的同学，怎么能计较来计较去呢。你今年不是还在争取党员转正嘛，好好表现，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出党员牺牲小我的精神嘛。”辅导员拿出党员转正的权力杖，让珊珊一时语塞。
她后来才打听到，一个“有关系”的同学求到了辅导员。辅导员就以另一个班没有学生够格评二等奖学金为由，多给了她的班级一个二等奖学金名额。解决了关系户，这样就不给她的班级优秀学生干部的名额了。
“奖学金、优干、党员转正，这些在我们学生看来很重要的荣誉，原来在辅导员手中不过是一颗颗利益博弈的棋子！”王珊珊非常寒心。
为了就业率指标 不惜让学生造假
“辅导员总是喊我们去这个讲座那个讲座，可是我们总该有其他的社团活动吧？总不可能全天候待命听讲座吧？辅导员就场场讲座点名，说出席情况和年终评优、保研挂钩。这是真的为我们好吗？谁看不出来啊，还不是想在院领导面前邀功，拿我们做凑人数的棋子。”
金欣是天津一所名牌高校文学院的学生，自称因为见证了辅导员“欺压”学生的自私做派，对辅导员着实没有一点儿好感。
大一刚入学不久后的一堂课上，有名同学缺勤，正好被任课教授点名点到了。通常的处理方式是，任课教授做下记录，扣掉该同学一定的平时成绩分数。可是这件事被辅导员知道了，他马上不依不饶地要求这名同学写检查，并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
“听师兄师姐说，当时辅导员的女朋友想考这位教授的研究生。还不是为了巴结教授嘛！不过可怜了这名同学，成了辅导员的垫脚石。”金欣现在提起这名辅导员，仍旧耿耿于怀。
“签不了合同你就去伪造个三方协议，不能耽误我的就业率指标。”去年3月，考研失利的顾燕开始找工作。她的辅导员三天两头地催促她“随便找个地方先签了”，最后想出了伪造三方协议的违规点子。
“本来去年的工作就不好找，当时特别希望辅导员能给我一些就业信息上的帮助，可是他只是一直催促，反倒让我更紧张了。”
心慌的顾燕赶紧签了一家各方面并不适合她的企业。她只能过了几个月之后，再跳槽到其他单位，还搭上了近万元的违约金。
“原来还觉得辅导员是真的为了学生好，现在才明白他们才不管我们工作好不好，待遇好不好，目的是为了完成自己被学校下达的就业率指标。这真是为我们负责的态度吗？”时隔一年，顾燕仍然忿忿不平。
辅导员：我的冤到哪里申
“手机24小时不关机；迁就学生下课时间开会，时常散会就是夜里11点多；谁的情绪不好了，谁最近老逃课，总是处理这样那样琐碎的事情；还经常被学生埋怨这儿不好，哪儿不好。我们辅导员只是一个本科留校的学生，当时是年级数一数二的优等生，找工作还是会有相当不错的待遇的，而最终选择留校做辅导员。”徐俊是成都一所高校某班级的班长，因为学生工作的关系，和辅导员接触得多，能体谅做辅导员的不容易。
“招聘会10点开始，我们九点半去的时候辅导员已经站在门口了，告诉我们想去哪家企业告诉他，他负责去沟通。”已经是上海一所高校研究生的夏玲玲回想起大四时参加的一场招聘会，仍然对辅导员心存感激。
夏玲玲一个同学看上了一家公司，离自己家很近，方便照顾父母，专业正对口。可是她是一个内向的女孩，正犹豫怎么投出第一份简历的时候，辅导员看出了她的顾虑，帮她去和该公司的HR沟通，言语间很是恭维，用了一连串的“谢谢”“麻烦”“不好意思”。“他平时也算是一个比较清高的‘小资’了，愿意为了学生的事情如此求人，真是非常实实在在为我们考虑的好辅导员。”
“辅导员也是一种职业，每种职业都有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人。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能不能多给我们一些体谅？”北京一所高校的辅导员徐文感觉很委屈。
他说：“权利和责任是相互的，这个‘小官’收入低、地位低、工作压力大，大部分辅导员都是年轻人，谁想去招人骂，惹人烦？另外，很多学生比较反感的规矩都是学校定的，作为执行者，我们只能是受夹板气了。学生不开心可以骂我们，可是我们委屈了呢？”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实习生 任思思 本报记者 沈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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