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中国是个盛产教育家的国度，自孔子开创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先河，教育之光照亮了文明古国的历程。20世纪以来，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黄元培、陈鹤琴、梅贻琦、张伯苓等为杰出代表，教育界名家荟萃，大师云集。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是由五四一代教育家所开创的。

　　新中国的教育历史，同样由众多的教育家所标识，他们的身形如座座丰碑，成为60年教育发展闪亮的坐标。然而，今天说起“教育家”，却是个多少令人有些困惑的话题。在近些年的大发展中，教育界气象非凡，新潮理论迭起，名师、名校长辈出；但是，当我们说起“教育家”时，仍然不由自主地将目光转向过去。教育界也在不断地“更新观念”、自我鼓励：既然唱一首歌可以叫歌唱家、办一个企业可以叫企业家，我们为何不能理直气壮地自称“教育家”！我也认为不应将教育家神圣化，成为高不可攀、仅存于历史中的逝者；事实上，这些年来教育家的盛会、鲜花掌声一点也不少。然而，他们的面目也的确有些模糊不清。

　　“教育家”似乎是一个比“企业家”更难以界定的概念，但也并非全无共识。这个群体的主体，是第一线的校长、教师，包括教育理论家、教育思想家、教育管理者、教育行政的领导人。新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如黄炎培、陈鹤琴、吴玉章等，从旧中国走来，跨越了两个时代。作为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教育的不同领域有开辟之功，晚年大多沉潜治学，扶掖后人。新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一个高潮，是在五六十年代。霍懋征、斯霞、敢峰这批教育家，如春风化雨一般，提供了教育作为人学和“爱的艺术”最初的本土化营养。在第一线的普通教师，其中也有伟大的奉献和创造，如坚持扫盲50载的马景武、创办第一所民办小学的吴佩芳，虽然他们往往被归为“劳动模范”。

　　历史从来不全是由伟人大师构建的。毕竟，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荒诞年代。在新中国教育坎坷曲折的历程中，那些牺牲者不应被忘却。

　　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是新中国教育改革的第二个高潮，尤以高等教育的改革为著。潘懋元创建了新兴的高等教育学，朱九思、刘道玉、罗征启等成为高教改革的先锋。那是顾明远、吕型伟、陶西平等教育革新者施展身手的年代，也是新一代教育家自由呼吸、发育成长的年代。以李吉林、刘京海、钱梦龙、冯恩洪、魏书生、李希贵、李镇西、程红兵等为典型代表，构成了新世纪之交颇为壮观的中青年教育家群体。在此，需要对名师、名校长与我们所指认的教育家做一个明确的区分——这两者之间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重合的。只有那些对教育充满虔敬之心、对学生充满爱心，同时不懈地改变现实、勇于革新的名师、名校长，才能破茧化蝶、步入教育家的殿堂；否则，他们只能享受作为成功的教育官员和教育企业家的风光。

　　新世纪的教育风景更为丰富多元了。市场经济造就着新型的教育人物，他们是民办教育家或有教育理想的企业家，社会组织的领导者，社会企业的创办者，以批判和改造教育为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努力，正在对教育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他们的出现，宏观地改变了“教育家”的阵容。

　　从高山仰止的圣贤，到老一辈和中青年的名人名师，再到大教育视野中的新人，教育家概念的开放和“发散”也许是大势所趋，我们很难再象以前那样，只在传统学校教育的疆域中识别教育家。

　　回顾是为了前瞻，检视是为了出发。真正值得认识的是制度环境和教育家的交互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重要的是改造我们的土壤，让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让“教育家办学”成为普遍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在整体制度环境尚未改变的情况下，那种来自教育家个人的勇气和努力，自下而上、一点一滴的改善和创新的巨大价值。虽然与前辈教育家相比，这一代的“教育人物”还是一些小丘小壑；但是，他们不安于现状、努力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智慧仍然令人尊重。如同企业家精神一样，这种首创精神和创造性，也是教育家精神的核心。

　　70年前，陶行知曾撰文鼓吹“第一流的教育家”，呼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今天，中国教育正处在一场大变革的前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去呼唤和造就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流的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