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是永远的警示，但不会是永远的问题
本报记者 谢洋 刘芳
“我想去美国西雅图看看比尔·盖茨。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当面问他：‘为什么你逃课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12月14日晚，记者在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以下简称“华大基因”)见到罗锐邦和金鑫这两名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很难把他们和媒体上所描述的科研“小牛人”对应起来。20岁的罗锐邦和21岁的金鑫分别是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南理工”)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大三和大四学生，12月7日，他们主要参与的合作研究论文《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登上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刚满20岁，就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本科还没毕业就进入世界顶级的基因组研究中心，与生物界的精英们并肩工作。这些不平凡经历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特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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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的研究更适合头脑里没有条条框框的年轻人
年仅20岁的罗锐邦是这篇论文的3名并列第一作者之一，说起他进入华大基因实习的经历，还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大一时，在校学生会担任公共关系部主管的罗锐邦，是个坐不住的人。他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在外面帮学生活动拉赞助。一年下来，广州市的各大商业区几乎都被他跑遍了。在大一快结束时，一个校园宣讲会让他找到了新的方向。
当时，华大基因刚刚南下深圳1年，院长汪建充满激情地向华南理工学子讲述这家研究院的历史，介绍其为奠定中国基因组科学的国际领先地位所作的贡献，并强调这里有大规模测序和生物信息平台，为本科生开展创新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条件。
“这地方多好啊，一定要去做点东西出来！”从小就特别热爱生物科学的罗锐邦一下就被吸引了。宣讲会结束后，他马上在华大基因的实习生招聘活动上报了名。“虽然招聘条件规定要招大三、大四的学生，但也没说大一的学生就不能去啊！”罗锐邦凭借英语和计算机基础好的优势，一路过关，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去华大基因实习的offer。
“最初的那段时间，我可是名黑户。”不到两个月，“蒙混过关”的罗锐邦便被人发觉还是个低年级的毛头小子，但是在华大基因这个不会论资排辈的地方，能力是第一位的，他并没有因为年龄问题，在待遇和机会上和师哥师姐有什么不同。
生物基因组学是一个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尽管从事这方面研究需要一些基础知识作铺垫，但毕竟不像物理化学等学科那样历经几个世纪发展，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
“院里的前辈经常告诉我们，干这行的人就是要善于学习，善于忘记，善于合作。”金鑫说。这位来自甘肃黄土高原的小伙子，曾经最迷恋的是科幻小说。华大基因的工作非常对他的胃口，“基因组领域的研究工作很多都是开创性的，很适合头脑里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年轻人去做。”
华大基因党委书记、科教工作负责人杨国华对此解释说，与传统学科不同，基因组学具有大工程、大科学、大团队性质，像基因组测序平台都是用工业化、产业化的思路去做科学，传统教育体制出来的毕业生进来后，受已有教育的观念束缚很大，开始都很不适应。
以前，华大基因在与一些学校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发现，传统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研究生考分很高，但实践中的创新能力比较弱。“我们就考虑到人才成长的规律：是不是越早进入这个领域，就会发展得越快越好？所以，我们想把基因组学的教育重心前移到本科阶段。”杨国华说。
从兴趣到责任的转变
刚进入大学，罗锐邦就自学了程序设计的C＋＋语言，并且经常自己写程序来处理物理实验的数据。他的这一特长很快受到了小组负责人的注意。一开始，他在项目组负责基础数据的整理分析。为了缩短程序的开发周期，他决定学习一种更先进的计算机语言。厚厚的、足有两公斤重的英文原版教材，他花了3天时间便啃下了。“对喜欢的东西，我就会钻在里面。”他说。
大二上学期，为了持续在华大基因的研究工作，罗锐邦几乎维持了一学期的逃课状态：基础课靠自学，只回校参加考试。遇到周一和周三的体育课、实验课小班教学，才会赶回去上课。那段时间，他每周要来回深圳广州一两趟，“闭着眼都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坐‘和谐号’了”。而正是在这段奔波的日子里，他完成了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这篇论文的主要工作。
今年6月，发生在罗锐邦身上的一件事，让他对科研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
6月是期末考试的时候，罗锐邦必须回校参加考试，但此时也正是他参与的项目准备收尾之时。尽管他手头还有很多重要数据要进行统计分析，却迫于无奈只得暂时搁置下来。
差不多3周之后，当罗锐邦赶回华大基因时，听到项目组里有人抱怨他，怎么在最紧急的时候离开了，真是“不靠谱”！
这些批评声让小罗感到很委屈也很沮丧，“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的这种状态呢？难道我前6个月的全心投入都白费了？”此后的两三天，他反反复复地想，自己所做的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
踌躇之际，他的脑海中忽然浮现起了汪建院长说过一件事。2003年，当非典肆虐时，华大基因的科学家们率先完成了我国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分析，研制出国内第一个用于SARS病毒抗体诊断的试剂盒，无偿提供给各大医院使用。这充分体现了华大基因的核心行为指导理念：做科学研究不是以个人意愿为导向，也不是以某个集团、财团的利益为导向，而是以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为导向。
想到这儿，罗锐邦渐渐回过神来，他意识到自己目前所做的事，关乎国家未来生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产业，甚至影响到整个生物学产业。“突然间，我就觉得华大基因是一个值得全身心投入的地方。”想到这儿，罗锐邦给汪建院长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非常简单，几乎就是一句话：我罗锐邦不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第二天，罗锐邦见到汪建院长时，汪建并没有对他说什么，但罗锐邦却从院长的眼中读出了一种信任。
“一开始是兴趣促使我搞科研，即便是没有任何目的我也会很投入。但现在目的明确了，我更加明白身上的责任。”罗锐邦说。
尽管罗锐邦在华大基因的科研工作渐入佳境，但随着研究项目的逐步深入，要完成学校的课业学分和在研究院搞科研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每次他和母亲打电话，妈妈都会关切地问他：“这样下去，你能拿到毕业证吗？”
事实上，怎样用创新的机制来实现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一直是华南理工校长李元元思考的问题。他表示，大学本科教育4年，有着非常严格的课程培养体系，如果完全打破这样的培养体系，实行新的培养模式，就需要从理念上解放思想，在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范围内，学校制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实现的模式都要进行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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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华大基因曾与国内数家知名高校商议合作培养本科生，但都没成功。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学分如何互认。大家都担心，在华大基因学习，能不能保证学生接受系统的基础教育，会不会影响教学质量。李元元也坦言，按惯例，学分互认很难，“用原来的眼光看，华大基因的课程根本不是完整系统的基础课。比如在华大基因，学生上课经常是查阅杂志，这些杂志很新，甚至是网络版。”
“我们培养的目标就是三创性(创新、创造、创业)、国际化的专门人才，凡是有利于达到这样目标的，我们就会进行大胆探索。怎么有利于人才成长，我们就怎么做。”李元元说，在了解到目前培养本科科研创新人才所遇到的问题后，学校经过研究，决定与华大基因共同成立一个由在读本科生组成的“创新班”。
在“创新班”的合作协议中这样写道：双方将共同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学生前两年半在华南理工学习，后一年半到华大基因学习，由杨焕明院士等一线科学家为学生们开出20多门课程，全面覆盖了生物信息学的前沿领域。同时，华南理工与华大基因实行学分互认。
2009年3月，“创新班”正式组建。罗锐邦作为唯一的例外和其他10名大三师兄作为“创新班”首期学员，在华大基因踏上了全新的科学征程。
来自“创新班”的请战书
让李元元没有想到的是，“创新班”3月成立，4月底他便收到了一封来自这些学生的请战书：
“这种当前大学教育中绝无仅有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让我们受益匪浅。在这种模式下不但能用比在学校更短的时间、更高的效率掌握所需的基础知识，而且能更多地接触前沿领域，增长更多的一线实战经验，从而更快地成长起来。
“我们的勤奋努力和实际行动也得到了研究院的信赖和认可，创新班中已经有数人全面参与到‘国际千人基因组’、‘人全基因组甲基化’、‘中国丹麦糖尿病研究’、‘欧盟中国人肠道元(宏)基因组’、‘973水稻种质资源重测序’、‘973蚕的遗传多态性’等数个重大科研项目中，进入了华大基因所定义的‘核心科研团队’。目前各大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均有希望在半年至1年内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成果。
“我们在此以这项行动的发起者王小宁院长和汪建院长的信誉向您请战，立下军令状：
“争取半年至1年时间内，以华南理工大学为作者单位发表1~3篇《Nature》、《Science》级别学术论文，其中至少一篇以第一或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李元元当即回信：
“你们所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代表了我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来自多学科的大学本科生走在一起组成科研团队，在前沿科技领域进行创新实践，既有利于加深你们的理论知识基础，又有利于提高你们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还有利于开阔你们的学术视野，培养你们在科学上志存高远、追求卓越、脚踏实地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有利于增强你们的团队意识和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这与目前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所倡导的强化产学研结合、强化国际化教育、强化创新创造创业教育是一致的。希望你们的创新实践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树立一个成功的典范。”
“创新班”学生承诺的兑现，比李元元校长想象的还要快。今年8月，邵浩靖在《Science》杂志上署名发表了名为《40个基因组的重测序解释了蚕的驯化事件及驯化相关基因》的论文。12月，罗锐邦和金鑫又分别以第一作者和署名作者的身份在《Nature》分刊上发表《构建人类泛基因组序列图谱》的论文。
“2009年3月，我们开先河，将基因组学教育移到本科阶段，现在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华大基因党委书记、科教工作负责人杨国华欣慰地说。
在开放的环境中培养拔尖人才
——访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
本报记者 谢湘 谢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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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最近，“钱学森之问”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高等学府，是否将杰出人才的培养作为自己使命？
李元元：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华南工学院。学校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建成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目标。但在当时物质条件、经济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只能是一个口号。
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提出要培养红色工程师。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又提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引领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使学校成为工程师的摇篮、企业家的摇篮。
目前看来，这些目标我们都做到了，珠江三角洲有60%~70%的企业家都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同时我校也培养出一大批工程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获得了很多科学技术方面的奖励，但我认为他们还不能算作杰出大师，特别是不能算作像钱老那样的大师。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元元：现在社会发展很快。过去学科门类相对比较少，信息技术也没有这么发达，在某个领域比较容易发现某个人是不是大师。而目前学科门类如此繁多，在信息技术时代我们要面对海量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区分出谁是大师，好像越来越困难。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放弃对杰出人才的培养。这几年学校由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为以工见长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我们提出我们的人才培养应该更加多元化，不光是企业家、工程师的摇篮，也要培养一批学术精英乃至学术泰斗、政治精英以及人文社科方面的精英。特别是要培养一批在国际上，在学术领域里能独树一帜有重大影响的领军人物。
中国青年报：最近，华南理工大学有几名本科学生参与的论文登上世界顶级的科研杂志。学校在本科生的培养方面有哪些独特做法？
李元元：高校有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我们一直强调人才培养是根本，教学工作是中心，学校每天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转。在人才培养上，我们一直以来坚持本科教育是立校之本，以本科教育为基础，以研究生教育为发展重点。
本科生搞科研，过去很难想象，但目前华南理工校内有53个省部级以上的科技创新机构，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全部向本科生开放。近年来，学校每年有300万科研专项经费提供给本科生自由申请，这一做法在全国也是领先的。
中国青年报：这么多的重点实验室都面向本科生开放，学校是基于什么考虑？
李元元：开放活校是我们学校发展的四个战略之一。我们认为，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培养学生，才能打造拔尖人才。目前，除了校内的科研机构对本科生开放，我们还设立了330多个校外学生实践创新基地，这些都是以产学研的形式来实现的。像我校跟华大基因研究院合作的“创新班”就是典型的产学研合作。我们把一部分学术型精英放在研究机构合作培养，把应用型精英放在企业中。
中国青年报：据了解，“创新班”的培养体制和培养方式跟以往的本科教育完全不同，当时学校是怎么走出这一步的？
李元元：我认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创新、办学理念的创新。在设立“创新班”的问题上，我们最大的胆量是什么？就是我们打破了过去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所谓权威性。
过去大学生一般要修30门左右的课程，基本上是常态化的。但现在学生在创新基地还有1年半的学习，包括专业课的学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其形式和校内是不同的。比如，在学习方式上，校内是以知识传授为主，而创新基地是以问题研究、探究式研究为主，甚至没有很正规的课堂教学，而是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问题、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了解到有的学生为了解决一个重大的科研问题，会自觉花3天时间学完一个学期要学的课程。像计算机编程，原来在学校是安排在大三下学期学的，但为了搞研究，急需用到编程知识，他就自学了，而且为了追赶国际前沿问题，他用的是最新的英文原版教材，学了就能用，学习的效率更高。通过这种培养方式，使得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可以把学习、研究和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目前，学校有各类创新班25个，华大班只是其中一个。今年华南理工又推出了机械、力学、化学、材料、数理五个“创新班”，会推广华大班的经验，争取让学生在一、二年级就参与科研。
中国青年报：能参加“创新班”的学生，对于全校两万多名本科生来说毕竟是少数。以前有人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现在这种评价又用在了“90后”身上。您经常接触学生，对社会上的这些说法您怎么看？
李元元：华南理工的书是不好读的，但华南理工的学生是好样的。
我经常去学生宿舍看看。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联合班的大一女生在看一本美国原版的数学书，开学才几个月，厚厚的一本教材她已经做了一大半，这样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并不是少数。我每天都看到校园里有很多大学生早起晨读，又恢复了我们77级、78级当时的情景。看到这样的情形，让我觉得这些学生真的非常可爱。
你要是有时间深入学校，到学生宿舍、到图书馆看看那些学生，跟他们交谈，你晚上会兴奋得睡不着，你会觉得中国有希望，中国的“80后”、“90后”有希望，不像别人说的是玩乐的一代。
但有希望不等于我们放弃引导的责任，这种引导应该是换位思考的引导。现在的学生接受的资讯比我们多得多，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有时候说话过激、极端一点，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尽量要保护他们这种锐气。对学生，首先要爱护，即使批评，也应该是善意的，应该有一种大爱。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教育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学子，我们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谢湘
在2009年即将和我们挥手说再见的时候，华南理工大学几位尚在校园里的大三、大四学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世界顶尖级的科技期刊——《自然》发表了论文。消息传来，让诸多正苦恼于、纠结于“钱学森之问”无解的人士顿时喜上眉梢，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有力的证明回答钱老的追问——我们现有的大学教育完全可以、甚至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如果有人这样理解，我认为这是对那几位少年英才的误读，更是对华南理工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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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年轻人的成才经历并不是证明旧有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和胜利，而恰恰证明了钱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老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没有错的。他们的脱颖而出正是对旧有的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突破创新的结果。
究竟怎样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从华南理工大学开办“创新班”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首先，它显示了一种开放的气象。华南理工的校园是敞开的，科学家们可以自由地走进去向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的青年学子宣传科学的魅力，描绘科研的前景；华大基因的大门也是敞开的，它没有设立只有博士才有入门资格的门槛，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有博士、硕士才有从事科研的资格。在他们看来，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创新，而这种创新是不受年龄、学历限制的。因而，众多的青年学子在这儿找到科学探寻的乐趣，找到了自由、平等、受信任、被尊敬的感觉，从而激发了他们创新的欲望和冲动。试想，如果大学和科研院所各自处在用高墙围起的封闭状态中，教育和科技的完美结合便无从谈起；如果科学研究要靠论资排辈，“小人物”怎么能有机会崭露头角？
其次，变革才有生命力。相对而言，教育是一个比较程式化、超稳定的领域。它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大纲、课程体系一旦确立，通常被固化下来很难再变通。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教育又必须不断变革，迎接挑战，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创新型人才。教育如何改革，的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看到，在很多大学碰到的难题，譬如学生上课的学时问题、学分的计算问题、考试评价问题等等，华南理工也同样碰到。让人钦佩的是，华南理工选择的是顺应时代，大胆变革，以有助于学生的成长为学校最重要的职责。事实证明，华南理工的变革符合创新人才培养的规律，创造了适应创新人才成长的舞台，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本。
人们已经习惯地认为，教育永远是滞后的。但是，华南理工和华大基因携手创造的“成果”证明：将素质好的优秀青年迅速带到世界科技的最前沿，给他们科学方法的训练，给他们机会，给他们问题，给他们责任，就能够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创新精神的杰出人才。由此可见，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能够创造奇迹，也能实现人才培养的超越。
创建创新型国家，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华南理工的创新人才培养经验给人以启示，也给人以信心和力量。我们相信，只要教育能够与时代同行，能够有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突破旧有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真正遵从创新人才培养的规律，就一定能够担当起那份神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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