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教育部召开了机关和直属单位司局级以上干部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周的离任。周的同事、59岁的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接任，掌舵教育部。
按照惯例，周济在会上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据在场一位官员观察，周“一如往常”，没有异样的神态。
实际上，周济没有退休。第二天，他就被任命为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成为目前工程院领导班子中唯一的中央委员。
从官方的角度，周部长6年半的成绩受到肯定。刘延东在讲话中评价周济“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教育公平也迈出重要步伐”，并肯定他带领班子和全部成员，“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
但就民间舆论而言，周济在教育部工作，一直伴随着争议。
进入教育部之前，这位知名的“先进制造专家”，政坛轨迹之顺利，非“一帆风顺”四字所能形容。
10年前，他从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后并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任上，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即2000年1月，未满一任的校长周济当选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省科技厅厅长，“国内罕有先例”。
2002年1月，周济任武汉市长，成为继上海市长徐匡迪之后第二个“院士市长”。但不到一百天，他又被紧急调入教育部，并于次年出任部长。
实现义务教育免费 没实现“4%”
在教育部，周济保持一贯的勤恳。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便有“毛驴儿”的外号。跑外交部口的记者说，他从国外访问归来，常常不倒时差，马上开会。
专注于教育的上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认为，周济的最大功劳，是在任内实现了多年未能实现的九年义务教育免费。
周济说，他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他在办公桌上摆放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几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回族学生拿到免费教科书，咧开嘴笑。
“这一年里有时候工作很晚。很累的时候，我站起来看看这个照片，觉得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就不那么累了。”2006年，他在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里说。
2003年，周济上任之后，马上面临212万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从这一年起，扩招是否造成大学质量下降与就业难，就一直为公众所热议。不过周部长2007年曾表示:“我认为现在就业问题不是因为扩招引起的，因为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就业，只是读完大学就业，还是不读大学就业的问题。”
这一年，另一件公众关注的事是，教育投入冲“4%”的上升势头急转直下: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2002年为3.32%，2003年下降为3.28%，2004年更下降到2.79%。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2004年，周济曾请他与四川分管教育的副省长联合提建议，要求确保地方教育三项费用得到落实。2006年“两会”期间，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相遇，周济又请他写关于教育经费的建议，周洪宇将自己一份关于“4%”的议案给了他。
2005年春节，周济接受网络专访，主动“诉苦”说，中国以比较小的投入办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而且，“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每一个阶段，老百姓都是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我们”。
周济没能在任内看到“4%”的实现，这个目标可望被写入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或许这是他无法解决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4%”能否实现，主要并不为教育部所决定。
赶上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年代？
周济任内，一些政策如中小学生跳集体舞、唱京剧、高校教学评估、管理大学生校外租房，规定大学生的业设计，等等，在社会上引起不少议论。
教育学者熊丙奇评价，“教育部做了一些自己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
而在2005年，教育部发文要求高校BBS论坛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实行实名制，一度引发舆论强烈批评。
有媒体认为，周济赶上了一个公众对教育普遍不满的年代。
教育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说，周任部长的几年，恰逢中国教育发展最迅速、最不平衡，也最需要改革的时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教育行政化和市场化。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如名校办民校、基建贪污、学术腐败、科研造假、高校负债、大学生就业难，等等。
或许周部长也感无奈。他曾强调就近入学，却被异化作争相择校，家长们对择校费纷纷“被自愿”。而他任内力推的本科教学评估，尽管被认为目的良好，但却难以阻止学校为迎接评估而大肆造假。
周洪宇肯定了这几年，教育部对以往一些政策实有纠正。比如，高等教育趋于稳定，不再狂飙式发展。而由于高中和大学扩招而逐渐萎缩的职业教育，2005年重新得到重视。
但总体而言，“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他说。
2007年，以学者杨东平为首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团队发布“民间高考改革方案”。杨表示，“左等右等十几年，政府教育部门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始终没有拿出”，他们想借此刺激教育部启动高考改革。
周洪宇说，初高中进行了课程改革，而高考改革表面上教育部未发布统一的想法，实际上是分省分地区地各自进行路径探索，不再全国一盘棋，“这可能更符合中国实际”。
对深层次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他认为，尽管涉及国家行政体制等深层次难题，但在客观因素之外，“教育部门改革的勇气不够，改革的主动性也不够”。在大的体制层面，教育部无力改动，但对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行政上可作调整。具体而言，“应更粗放些，敢于放权给下面的高校”。
民办教育家信力建则对民办教育政策所设定的高标准表示，“清规戒律多如牛毛，从校舍校长、教学设施到读书馆等等，资金投入非千万富豪不能筹办。”他认为，首先应该放开限制，“你不放开就什么质量都没有。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产生”。
走了工科部长 来了哲学部长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对本报记者说，部长的任免可以被说三道四，这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2003年4月，在周济担任部长一个月后，王旭明成为教育部首任发言人。
王在他的一本新书中写道，学者出身的周济“是一个很有人情味、十分平民化的部长”。他对本报记者说，周济在任部长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亦在部长前列。周曾几次主动提出，共挤一辆车，还允许他“很放肆地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
一位曾遍访周济同学和大学同事的记者表示，周济是个急性子。他是“文革”前清华大学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而1984年，他携留美博士头衔归来，创办华中理工大学（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CAD中心，主持开发的产品，应用于一千多家企业；当上校长后，他提出“产学研三足鼎立”的思路。而他在武汉留下的最深印迹，则是“中国光谷”，但这个宏伟计划后来一度受挫。
接替周济的，是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去年年底，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调任教育部副部长，曾一度被解读为周济接班人。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其书中描述，袁贵仁“是一位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甚至言谈都有些慢条斯理的副部长”。他在其专业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面旗帜”之一。作为哲学家，他对教育部工作的指导与部署，多少都带有些哲理色彩。
王旭明说，袁贵仁是赠书给他最多的部领导。袁还多次提出，教育界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也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也要让社会大众爱读爱看。
袁一上任便被媒体寄予厚望，特别是关于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这一纲要的领导小组组长，由总理温家宝亲任。第一次公开征求意见时，引来了二百多万条建议（信件、邮件和帖子）。
杨东平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教育不仅面临动力不足的困境，也面临方向不清的危险，需要新的教育理想、教育哲学。而首先，什么是好的教育，还未有共识。
今年，因应纲要制订，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又推出民间版本的改革方案。主要执笔人熊丙奇说，希望教育部能真正“问计于民”。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您尚未登录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