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一路追寻4名逃犯逃窜的路线，每到岔路口都要停下来分析一番去向(张雷 摄)

李洪斌：越狱者的迷途

犯下2006年那桩命案的时候，李洪斌距离自己的18岁生日只差6天。他因此得以躲过死刑，获判无期。法律的判罚，原本是期许他能用漫长的服刑，完成自我救赎。如果表现良好，可以获得减刑，但入狱两年多后，李洪斌的选择，却是越狱。

记者 王鸿谅 摄影 于楚众

破碎的期待

李荣和包田晓10月17日晚上19点多钟接到第二监狱打来的电话，才知道儿子李洪斌当天下午越狱了，一同逃走的还有3个人。夫妻俩都惊呆了，六神无主地在电话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能反复念叨“怎么可能？！”那3个名字，他们从没有听儿子提起过，而且就在20多天前，9月25日下午，包田晓才刚到监狱探视过李洪斌。她记得的是，“我儿子见面那天可正常了”。

包田晓告诉本刊，9月25日的探监和以往一样，进监狱大门后，走上十来米，再经过两道门岗，到会见室，出示证件做完登记，然后再经过两道门，才能见到儿子。一个大屋子，透明的玻璃窗把自由和不自由人分隔开来，要拿起话筒，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包田晓说她看到了李洪斌的笑容，“每次家里人去看他，他都可开心了”。那天又是李洪斌反过来劝慰包田晓，“他说自己在里面表现很好，劳动挣的工也多了，到年底就能当上劳模，获得减刑了”。包田晓于是觉得，儿子在监狱里“越来越懂事了”，“我能劝他的都是那些话，好好改造，他说得比我们说得好，常常反过来劝我”。“他跟我说，让我们不要再为他的事情奔波，乱花钱，他会凭自己的努力争取减刑。他还说，家里挣那些钱不容易，离呼市又远，一年来看他一次就够了。”

李洪斌服刑的第三监区，探视日期是每个月的10号或11号、24号或25号，探视时间每次最多半小时，如果遇上是周六周日，就只有十来分钟。自从李洪斌2007年入狱，包田晓坚持每月都从包头过来探监一次，“就是为了让儿子知道，家里人都没有放弃他，让他安心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包田晓说，探监日她要大清早出门，花30元从包头坐长途车到呼和浩特，下车后到附近的火车站花1块钱坐1路公交车到南茶坊，再花上1块钱换乘42路车到二道河监狱站，下车后沿岔路再走上十来分钟就到了。沿途经过监狱家属区，两旁分布着各色小饭馆、杂货店和理发店。距离监狱大门50多米的路口空地上，通常都停放着数十辆揽私活的灰白色小轿车。这些包田晓从来都不舍得消费，她自带干粮，探视结束后，按原路线返回火车站，等候过路的火车回包头。火车比汽车便宜10多块钱，为了省下这点钱，包田晓到家常常都是深夜一两点。但每次来她都会给儿子监狱的卡里补上生活费，200元或300元不等，还会在监狱的商店里额外给他买些吃的，里面的选择有限，“也就是方便面和饼干”，价格比外面贵，“最普通的方便面一箱五六十元”。

2009年初，包田晓和李荣迁往包头南部的鄂尔多斯市谋生，距呼和浩特更远，坐大巴走高速最快也要3个半小时，车费单程最少60元。而且探监无法当天往返，即便包田晓只舍得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店花20元住上一晚，路费成本还是一下就翻了倍。包田晓说她只好改变探监规律，每两个月去一次，每次送去600元的生活费。

9月25日的探视，除了600元钱，包田晓还专门给儿子送来过冬的衣物。大约一个多月前，李洪斌从监狱打电话回家，“说去年冬天的棉裤太薄了，还说想要双旅游鞋，早上出操的时候穿”。今年的呼和浩特冷得早，10月中旬的供暖季还没到，寒意已经袭来。包田晓买了一条60多元的黑色棉裤、一双20元的黑色棉鞋和一双旅游鞋，还有几双新袜子，一件棉背心。因为就要国庆了，她还特意买了200多元的方便面和饼干给儿子留下。那天监狱里组织犯人们搞活动，探视时间临时调整，都放在下午，只有十来分钟。虽然时间短暂，不过儿子说的那些话，让她觉得，“今年的心都已经放下了”。只是这刚放下的心，不到一个月就被彻底打碎了。

改变的轨迹

李洪斌的越狱和他当年的入狱一样，都让亲人们猝不及防。他偏离正轨的改变，似乎一直远离家人的视线。即便不可收拾的烂摊子摆在眼前，家人还是找不出任何端倪。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李荣和包田晓都是本分农民，2003年，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很下了些决心，才带着两个儿子举家离开农村老家，到呼和浩特谋生。他们的老家在内蒙古通辽市民主镇窑营子村，距呼和浩特1000多公里，距离通辽市区还有50多公里，算得上民主镇最大的村庄，有500多户人家。李荣家是农村中常见的大家族，8兄妹中他排第5，虽然他们8个都出生在窑营子，但籍贯上都延续着父亲的祖籍，并且将这记忆延续到各自的孩子那一辈，李洪斌和弟弟也这样成了“辽宁阜新人”。

李荣的弟媳黄桂芬告诉本刊，就在她家忙着盖新房那年，李荣举家离开窑营子去了呼和浩特，“去投奔一个亲戚，好像是他姑姑家儿媳的妹子，这个亲戚家在呼市搞建筑，做包工头，李荣他们说是到工地上去打工”。老家亲戚们也有些惊讶李荣的决定，这里的村民安守本分，祖辈都守着村边的这些土地，没有过多的想法。但黄桂芬还是觉得可以理解，“他们家人少、地少”。窑营子村人均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是4亩多，虽然将各种杂七杂八的土地加起来，各家的耕种面积总数远高于这个数字，但单纯依靠务农，各家收益还是有限，尤其是2003年各种农业税费还在的时候。

离开窑营子村时，1988年出生的李洪斌才15岁。他留给老家人的印象，跟村里的其他孩子没有差别，“实在、本分、勤快”。跟李荣一辈的人，对李洪斌的记忆更深刻，“很小就下地帮他妈妈干活了”，“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长得敦实、老成”，“干农活可是一把好手”。回忆起这些的时候，他们在地里忙着收玉米的手也没有闲下来，要赶在土地上冻之前，把地里已经收割好的玉米棒，一个个从秸秆上剥出来，堆放到家里。这里秋天的日头就已经很短了，早晚温差很大，正午午饭之后才能下地，下午16点半不到，天就擦黑了。村民们都练就了一番熟练的技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人手能剥出1000斤玉米棒。

念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李洪斌，进城前的生活就是这样，春耕秋收。在这个季节，那就是忙着埋头收玉米。他在村里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比他大三四岁，一个是他的表哥张永成，一个是表哥的邻居谢洪刚。如今，两人都已经结婚，张永成还即将晋级当爸爸。我们在地里找到张永成，他也在忙着收玉米，面对陌生人的提问，有些笨口拙舌，他的母亲李凤珍，也是李洪斌的四姑在一旁感慨，“洪斌的性格可比我儿子开朗多了，比他能说会道”。虽然是当年的好朋友，但张永成对李洪斌的记忆，实在梳理不出什么特别，尤其是李洪斌离开后，“一年也联系不上一两次，他的电话老换，也就是过年前通通电话，他说在外面打工挺累挺苦的”。

出门打工的难处，包田晓也曾经想过，但她和李荣还是想闯一闯。更主要的是，李荣会木匠手艺，“到工地上怎么也能找到饭吃”。刚到呼市的时候，事情还算顺利，一家都安顿在了建筑工地上，包田晓在工地上负责做饭，每月400元。李荣和李洪斌父子俩一起上工，工钱按实际开工时间计算，20元一天，另加5元饭钱。他们到了工地上才意识到，“开工才有钱”。包田晓说，“等到10月底11月初，地上冻，工地就停工了，就得另找活干”。在老家的时候，李洪斌就是包田晓干农活最好的帮手。进城以后，包田晓觉得，“儿子更懂事了”，“那么热的夏天，给他10块钱买雪糕，把钱捂烂了他都舍不得花，我都能从他身上翻出来”。

李荣和包田晓在呼市的工地上干了3年，其间只有2003年冬天回过老家一次，“路费太贵了”。亲戚包的工程结束了，他们也要另找出路。李荣辗转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在包头工地上卖熟食能挣到钱，所以2005年冬天，他决定带一家人去包头谋生。李洪斌没有跟父母一起走，因为2005年12月，他花了一个下午，在呼市一家叫浪中浪的洗浴城找到了工作，当服务生。这是他第一次自己找工作，也是他第一次晚上不用和父母住在一起，可以住单位宿舍。李洪斌让父母先走，说自己“等拿到2月份的工资就马上来包头”。包田晓记得很清楚，“过完年正月十三去的包头”，也就是2006年2月10日。可就在他们走了半个月后，李洪斌就出事了。2月26日，李洪斌和洗浴城的几个同事一起，犯下了抢劫命案。

城市的诱惑

当年的命案揭开了李洪斌生活中的另一面。2005年12月，这个不到18岁的年轻人找到洗浴城的工作后，遇到了一群年纪相仿的同事，与他同年的池志强，比他大一岁的王鑫和许龙，还有比他们大八九岁的王海生。他们经历相似，都来自农村，都在初二之前辍学，在呼和浩特都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只好到最没有门槛的洗浴城里先安顿下来。除了李洪斌，其他人都是2005年初到洗浴城工作的。

浪中浪洗浴城在邻近铁路的北垣街，中等偏下的市民消费，除了一层的门脸，只有地下一层，包括洗浴、大厅和包间按摩室，全部员工不过十来人。洗浴城的人员流动性很大，虽然出资老板还是同一个人，但实际上负责管理的经理和地下一层的员工，这几年下来早就换了若干茬。最近的这批，年资最长的是新任经理，到店才两个多月，根据他的推算，2005年的时候，浪中浪的服务员工资，“最多每月六七百块”。

对于当年洗浴城里的这几个年轻人来说，每个月的收入，似乎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渴求。他们开始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用别的方式“搞钱”，说穿了，就是“偷和抢”。违法的恐惧，在一个有着同伴相互支持的圈子里，很快被消解了。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也在这种支持下，被迅速填平。根据案发后警方的询问笔录，从2005年夏天开始，池志强和许龙就好几次晚上在青城公园实施抢劫，但收获甚微，一次“抢了4块钱”，另一次“抢了一个小灵通手机”。池志强认识一个开旅店叫“老三”的人，可以收赃，偷抢来的手机，可以卖50元到几百元不等。销赃得来的钱，他们一顿饭也就花掉了。

李洪斌融入这个团队的时候，内心是否有过挣扎不得而知。但不管心里怎么想，他上班后不到一个月，2005年圣诞节前夜，就和池志强一起，砸开一辆轿车行窃。那晚两个人本来是在舞厅“蹦迪”，因为觉得太热出来透气，在附近的巷子里看到停了一辆车，前排座上放着一个包。他们砸开车窗，拿着包打车回了洗浴城宿舍，翻查后发现包里只有名片没有钱，心有不甘，又打车返回现场，将车里的音响和电子屏撬了回来。后来还将音响以400元的价格卖给了洗浴城的老主顾。

偷窃得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当晚，李洪斌又和许龙及另一个同事，下班后步行到一个僻静的巷子里抢劫，说不上谁是主谋。如果李洪斌在自己的口供中没有撒谎，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次拦路抢劫。他们选了一个单身女性下手，但对方激烈地叫喊，最终把他们吓跑了。李洪斌口供中说，实施的第二次抢劫也不顺利，那是2006年2月11日晚上，他和池志强在宿舍睡醒后，池志强说手头没钱了，要去搞些钱，两个人也是一拍即合出了门，地点是池志强选的，海东路财院南门一个东西向的巷子。这一次，他们选中了一个戴眼镜的斯文年轻人，但没想到年轻人激烈反抗，还狠咬池志强的手，李洪斌就拿出了随身带的刀，捅了年轻人。当他们快要得手的时候，过来一个遛狗的中年妇女，大声呵斥他们住手，并掏出手机要报警。两人一边骂一边按原路跑回了洗浴城，洗干净手上的血，回宿舍继续睡觉。而包田晓和李荣只知道儿子第一个月拿了600元的工资，其他的什么也不清楚，儿子住进集体宿舍后这些暗夜里的罪恶，完全瞒过了家人的眼睛。

脱轨的人生

回头再来看这一切，都像是2006年2月26日命案的铺垫。李洪斌的胆量和狠劲，已经在前几次抢劫未遂中得到了充分“历练”。2月26日23点左右，李洪斌及同事王鑫、王海生一起下班，这次是李洪斌提出“去搞些钱”，另两人马上同意。地点是李洪斌选的，就是半个月前他和池志强抢劫未遂的巷子。出发前李洪斌和王海生各自带了一把刀。

他们在巷口等到了刚从“沃尔沃浴场”洗澡归来的魏敏和周英(均为化名)。两人是铁路局的同事，周英的丈夫还是一名车站警察，当晚在单位值班。他们本想打车回家，但一路走来都没看到空车。经过财经学院外这个巷口，魏敏留意到了这几个蹲在巷口的年轻人，还以为是财院的学生，没多想。他们刚走过巷口几米，李洪斌就冲上去从背后捅了魏敏两刀，魏敏转身反抗，李洪斌又捅了两刀，然后返身抢劫周英的皮包，魏敏惊慌中看到，周英拿着包激烈反抗，李洪斌开始拿刀捅她。魏敏一边叫喊着“把包给他们！”一边朝前跑，王海生开始在后面追赶他。魏敏有幸逃脱，打上了出租车并迅速报警、就医。而周英被李洪斌一连捅了十几刀，最终因“锐器刺破腹主动脉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她的包也被李洪斌和王鑫一同抢走。王海生没追多远也折返了，抢来的包里没有钱，只有一个三星N628直板手机。3人扔掉包打车返回洗浴城，洗干净血迹，收好手机，回宿舍睡觉。

这起命案后没几天，李洪斌、许龙、王海生和池志强分别因为偷窃和打架，陆续被“浪中浪”开除。2006年3月3日，就在被开除后，这4个人还叫上王鑫一起，帮许龙“出了口气”，教训了一个抢走许龙女朋友的年轻人。3月4日，池志强在离开“浪中浪”前还顺手偷了一个LG手机。3月5日晚上，被开除的这4个人一起到“老三”的店里，把那个三星手机卖了100元钱。池志强和王海生还让“老三”找来两个“小姐”，一共花了50元。因为身上的钱都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决定先到王海生的老家土左旗暂住几天。第二天他们叫上王鑫一起回了村子，告诉王父，是回来帮忙收玉米的，老人并不相信，“地里的玉米早就收完了”。

王鑫只住了一个晚上，3月7日早上就赶回洗浴城上班。他在这天下午接到了李洪斌打来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能再去村里。这个电话是李洪斌用死者周英的电话卡拨打的。他卖了手机，但留下了还有话费的卡，装进了自己的诺基亚手机。这个信号一直被警方监控着，当天晚上21点，警察找到了王鑫，继而在3月8日凌晨，将聚在土左旗村庄里的其余4人全部抓获。王海生的父亲做了一个最艰难的抉择，大义灭亲，领着警察亲自抓捕了自己的儿子。他的选择，也成为法官对王海生量刑时予以宽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洪斌是命案中唯一动了刀的人，造成一死一伤，而且还有多次盗窃、抢劫前史，如果不是因为他的生日是3月4日，在命案当天距离18岁只差6天，等待他的就不是无期徒刑，而是死刑。李荣和包田晓根本不懂法律，他们只觉得儿子很委屈，他们更愿意相信，用刀捅人其他人也有份，“我儿子最小，不懂事，都是别人带坏的”。突来的变故，让他们难以承受，也有些奇怪反应，当警方通知他们到呼市来取家属通知书的时候，李荣看到警察之后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询问儿子的情况或者替儿子说好话，而是说：“我儿子那个呼机(实为手机)是我买的，要还给我吧？”以至于当时的办案民警都觉得，“这对父子都一样，不亮堂”。

其实这桩命案官司开审的时候，正好也是李荣和包田晓夫妇手头最紧的时候，他们刚到包头安顿下来，熟食买卖还没开始，路费加房租已经把手边的钱都花光了。为了赶来呼市给儿子请律师，凑够路费，他们已经在包头欠了一个月房租，还是跟工地老板说好话，别人就在仓库里腾了块空地给他们暂时安顿。两人在呼市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最惨的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包田晓回忆时都带着哭腔，“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面对儿子的无期徒刑判罚，虽然心里不满，但李荣和包田晓决定不再上诉，“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可他们不知从哪里结交了一个朋友，在一审判决后放出话来，“说有办法捞我儿子，替他减刑”。这希望像一剂强心针，夫妻俩一合计，马上回了通辽老家，把房子卖了，凑了4万块钱，给那个朋友“捞人”。结果钱花了，没有动静，“那个人连电话都不接了”。李荣夫妇这才知道被骗，除了电话，他们再也联系不上那个拿了钱的人。

这些事，包田晓并没有跟儿子明说，但言语中的希望和暗示，也让李洪斌明白了。所以后来包田晓再去探监，李洪斌才会劝妈妈，“不要乱花钱了”。经历过李洪斌的变故，李荣和包田晓都觉得没脸再回老家，虽然他们也知道，如今种田的收入越来越好了，但他们的房子卖了，地也转包出去了，在村里赖以生存的根本已经没有了。直到2009年初，在兄妹们的极力劝说下，他们才带小儿子回去过了个年。亲戚们觉得，包田晓的心情看起来好了很多，还主动说了李洪斌的事情，“说他在里面表现很好，年底就能当劳模减刑了”。

过完这个年之后，李荣和包田晓也有了新打算，离开包头，去南边的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谋生。他们花钱送小儿子去学了厨师，还在村里贷款两万元，到鄂尔多斯买了台电动车，他们决心把工地熟食生意做得更大一些，这样每个月去看李洪斌的时候，才能给他更多的生活费，让他在里面“不会过得太苦”。

这也是他们到鄂尔多斯后将迎来的第一个冬天。包田晓9月25日探监回去后，骑电动车送货时翻了车，扭伤了脚，刚刚才好。小儿子还跟她商量，下个月工地停工的时候就歇一歇，自己想去呼市探望哥哥。他们还商量着冬天可以到其他地方打工，至少能把每月200元的房租和一家人的生活费挣出来。这些卑微、琐碎、带着世俗烟火气和无奈的商议，就是这一家人生活的全部。李荣和包田晓最终选择了停掉他们的手机，他们觉得，“再说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再说任何话，都是撕心裂肺的痛，他们“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10月17日下午，当李洪斌和其他3名犯人一起，将安全员和当班干事骗入仓库控制住，并将当班的分监区长兰建国骗到库房杀害，换上警服和监狱运动服逃走的时候，他对母亲和家人的承诺，成了另一个谎言。而这次，他再没有机会回头了。越狱被捕后，面对负责突审的警察，李洪斌并不合作，甚至连以前犯下的罪行都百般推脱，让警察觉得，“就是个死不认错的人”。一同越狱的乔海强是求死之心最强的，但割喉、跳楼都没能死成。对董佳继的审讯也不太顺利，他逃跑时肘部中枪，出现发烧迹象。

4名越狱犯中究竟谁才是主谋，目前犯人们的供述看起来都有差异，据民警们综合口供后推测出比较可靠的版本，主谋者不是李洪斌，而是乔海强。乔海强因抢劫女出租车司机并连续作案，被判处无期徒刑，于2004年入狱，入狱时23岁。他的犯罪之路也在家人的视线之外。他1981年出生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隆胜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排行老二，哥哥夭折。幼年时被父亲乔二白过继给伯父乔七抚养，随乔七生活在呼和浩特市。而乔七的女儿过继给乔二白做了养女。乔海强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混社会”。在老家的乔二白一家，在他入狱两年之后才知道消息。因为距离呼市太远，乔二白家只能每年到监狱探监一次。

乔海强和同年入狱的董佳继在狱中关系一直较好，最初是他俩开始密谋越狱，他们分析觉得越狱至少需要4个人才有可能性，就拉了高博和李洪斌入伙，这次越狱计划，4人密谋了一年多。最后的越狱日期也是乔海强选定的，10月17日刚好是国庆加班之后，警察们轮休的第一天。但4个人越狱后的逃跑路线，还是让办案警察们很疑惑，“他们没有分头跑，太不同寻常了”。

(实习记者谷亚韬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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