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
“富二代”与“接班”话题，常常让董铭很关注，“接班是中国民营企业一个新的命题，说实话，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去交棒，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接班。你就是要像木塞一样，把父亲卸任后的那个漏洞先堵住，再来谈其他的。你的能力要先胜任，再来讲超越！”
在他的博客上，董铭也写了不少他对于“富二代”的思考。“现代企业制度”与“职业化管理”一直是董铭着力的重点，现在，他重视的是抓采购与实现企业现金流的良好运转，“我们公司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比较粗放，现在正在努力地构造基础管理，要把事、把物落实到具体的人上面。要做到事事有人管、物物有人管。当然这只是变革的第一步，下面的路还很长。比如现场管理、成本管理、市场开拓、产品研发等等，还有企业文化的建设……”
他认为，也许短时间内你看不到这些管理策略的调整所带来的实际变化，但就像发动汽车一样，慢慢地这辆车会加速，越跑越快，“我们称之为螺旋上升通道”。
此外，董铭深深感受到，以自己不到30岁的年龄人去领导一个50多岁的管理团队，有多么困难！在目前他所在的家族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许多“元老”都是看着董铭长大的，与他的父亲年龄相当。由于年龄而带来的双方心理差异与沟通，常常是微妙的，“50多岁的人，从内心而言，也不容易接受被同自己孩子一般大的人领导”。
此外，父子两代人在管理理念上，有时分歧也蛮大的，董铭遇到了种种——
“比如，我父亲会觉得，开会没有什么必要，那是一堆人坐在那里在浪费时间；而我觉得，集体碰撞产生的智慧很重要。
“还有，在企业管理中我父亲如果遇到事情，就喜欢自己亲自去问清楚，事必躬亲；而我强调管理的层次问题，我认为很多事情不能‘越级管理’。
“例如，父辈评价我是不是勤奋，就是看我是不是天天到公司、下车间。如果我在办公室看书，他可能就觉得我不够敬业。但是，我觉得敬业的方式有很多种，看书也是其中一种。”
董铭形容现在他的脾气是，“一般不爆发，一爆发很厉害”。父子俩的争吵，当然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和父亲关起门来吵架，很正常！不过一般一个月不会超过一次。很简单，一个强势的人，下面的人是不敢跟他吵架的；而年纪大的人，通常又比较喜欢面子。但是，下面的人会把意见传达到我这边，所以我有时会坚持立场，我得顶住！”在董铭看来，其实跟父亲吵架是“很有必要的”，父子俩吵架也是“没关系的”，“我们俩白天吵架，到晚上就好了。但是，你就是要发出你的声音，你要强烈表达你的观点！过段时间就会产生效果。下次他都会记住这个教训，他会尊重你的建议”。
去年的经济危机对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极大打击。“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企业，从来没碰到过这样厉害的经济危机！那时，我们一个月的销售量锐减为原来的30%，资金从来没有那么紧过”，那种郁闷感，清晰地写在了董铭那位一向能干的父亲的脸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铭完成了权力交接过程。“我也是争取过来的，因为，‘小老板’还是‘小老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你自己成了法人代表以后，话语权才强。就拿财政权来说吧，以前这是我爸的钱，现在这是我的钱，我不管，谁管？！”
奋斗
大学毕业时，一个同学就评价董铭，“没有缺点，但也没有明显的优点，就是很随大流那种”。
所以，现在董铭想法产生了一些改变，“刚出去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要做伟大的事业。但像我这样的个性以及我所在的家族企业的产业基础，现在估计也比较困难了”。
董铭形容他以前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大学时候跟女同学说话还会脸红”。在入主家庭企业之后，他却经常需要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下发言，这迫使他不得不做一些性格方面的“转型”尝试，比如，目前家族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会议都是由他本人来主持。
在接受了央视、凤凰卫视的采访后，嵊州城中，董铭开始小有名气。
但至今，董铭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平常的人，“我人也不是太帅，个子也不是太高，没什么出挑的地方，呵呵，算是默默无闻吧！”
董铭并不太清楚当下城市的房价。他工作不久，父亲就给他在家乡和上海各买了一套别墅，父母亲说，要给他结婚用的。
但是，董铭现在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他在上海的那套别墅，“是装修好的，但是我从来没去住过”。他没有接受惯常的“相亲”，虽然他周围现在也有朋友正用这个方式去解决终身大事问题，但在董铭看来，“这事还得看缘分”。他说，他对于未来的她，“没有什么要求，但至少我们之间要有话讲吧。还有，她也必须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偶尔，董铭也会想想，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去教育孩子？这有感同身受的意味。
“如果我的孩子本身没有能力，那么，我就要限制他使用财富的权力；如果他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我要给他更多的资源。还有，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对接班没有兴趣，我不会让他做这么辛苦、痛苦的事情，我更希望像国外那样，成立一个基金会，让职业经理人去管理企业，孩子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去干他们喜欢的事情！”
有一次，董铭他们在家业长青“富二代”培训班集训的时候，同在一个操场的武警对着他们起哄，“这些败家子们，不知道又在倒弄什么花样！”这句话，董铭听得清楚得很。报纸上“富二代”如何飙车、撞人之类的新闻，他也会读到。
“大家对富二代有看法，很正常。你的财富越多，能量就越大，你在有些方面就是要注意，因为你具有更大的破坏力。你就是需要不停地约束自己”，董铭说。
这位生活作息极其规律的“富二代”，每天清晨6点多起床，驱车10分钟，7点半前后准时到公司，吃早餐，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两点一线”的井井有条的生活，跟他在大学读书那会儿，很像，不同的是地点换了。
董铭的办公室里，书挺多的，随意放着。有段时间挺火的电视剧连续剧《奋斗》，董铭没看过，韩寒的，他也没看过，“这一点上，我好像跟80后脱节了！”他尤其喜欢的是历史，读《资治通鉴》，读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史书。最近，他常翻翻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类管理类书籍给了他不少启发。
这个典型“宅”男，休息时呆在家中，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就是他喜欢的，这种减压方式，从读书时代延续至今。偶尔，他会出去K一次歌，吼几嗓子。“我现在的生活，可以打七八十分吧，大学的生活可以打100分了”。
2007年，父亲给董铭添置了这辆价值140多万元的保时捷凯宴，“在我们这里，孩子如果成年了，父母有钱的话，总想着给孩子买套房子、买辆车子，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何况，一辆不错的车，还是需要的”。
在嵊州，董铭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其中多为企业家二代，他们的父辈相识多年。董铭的保时捷凯宴在这个十余人的小圈子中，可以排到“前三名”。排第一名的是法拉利。
这个脸上还看不出风霜痕迹的小伙子说，他在物质上要求并不高，“如果以后要讲究，那也是维护公司形象的必要”。
有时，董铭去嵊州市的国商大厦转悠，看见100多元一件T恤衫，就随便买上两三件，这样，一段时间内他就不用买衣服了，“嵊州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消费的地方，要想好玩一点，就得去杭州了”。
还有一次，他们4个朋友一起拼了一辆车，开了半个小时，特地赶到附近的上虞市去看了一场晚间电影。电影的名字，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提及那段经历，董铭开心得像个孩子，“很爽！”
“当我老了，站在自家的阳台，看着远方一个伟大的企业，对着自己说，我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董铭曾用《基业长青》里这句充满豪情的话，给自己打气。
但是现在，董铭似乎更清晰地认识到，要创造一个伟大的企业“太困难”，他的一些理想需要清醒回归。
这个过程中，制定具体的目标和获得“成就感”也是需要的。这个年轻人，用一种舒服的姿势靠在椅背上说，“光保住家业没意思！我想创办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我父亲给了我一个实现个人价值的很好平台，我肯定要比以前做得更好。如果说，你老爸以前是这么点人，这么多钱；过了10年，你还是同样的规模，那你做这份事业，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做点事情出来！”
我们言谈的间隙，董铭在三楼办公的父亲，下了楼，隔着宽大的玻璃窗朝里面张望了一番，然后踱步，转身离开。“嘿嘿，我父亲常常就是这样，家族企业总是这个样子的！”董铭笑着说。
许涛芳：为尽孝道
“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的成长个案，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轻的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某些共同的处境，她们所面临的喜悦与烦恼。
撰稿·贺莉丹(记者)
女儿掌门，也正在成为全球家族企业中的一个趋势。根据海外家族企业的研究数据显示，在超过80%的企业为家族所有的美国，女性已占有美国全部股权的50%以上。
性别成了家族企业主甄别未来接班人的第一标准，也是女性继承的最大障碍。在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心目中，首选依然是儿子接班，其次再考虑女儿接班，因为，女儿蕴含着“外人”的含义。此外，女性驾驭企业方面的能力与她们的决策、抗风险能力，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家族企业内部也饱受质疑。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多数人仍然认为女性应该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
但是，在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这些年轻的女性继承人，开始责无旁贷地挑起庞大的家业重责。
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大约为1：4，这些年轻的女性，是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继业人选。记者也了解到，在极大的接班压力之下，这些年轻的女性家业继承者已经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份家业，许多人都无法顾及感情问题。她们往往被外界刻画成所谓“女强人”，让人望而却步。而鉴于特殊的身份与财富，她们实际可供选择的范围比想象中要窄得多。
与男性家业继承者相比，女性接班人与父(母)辈常能保持良好交流，两代人如果发生冲突，温顺的女儿也常能以柔克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家族社会学系教授雪伦·M。戴恩斯(Sharon M. Danes)与他的学生海瑟·哈伯曼(Heather Haberman)博士在他们的一篇关于《父子与父女家族产业经营传承比较》的研究论文中提到：在父女传承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更易建立起较好的共享、合作、综合平台，女性继承人的包容情绪，使得家族成员间冲突较少。
烦恼也是有的。“身为女性企业家，前期创业时，外貌的突出会让你比一般人多一些机会；但是，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你的外貌以及性别，对你会有阻碍，很多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花瓶’”，一位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这样对《新民周刊》记者感叹。
这些正处生命中最美好时节、肩负家业重责的“公主”们，她们是否幸福？她们是否能够拥有当初梦想的圆满婚姻？这些，鲜有人过问。
我们此番选择了“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的成长个案，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轻的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某些共同的处境，她们所面临的喜悦与烦恼。
“很奇怪吧，墙壁上没有写‘天道酬勤’几个字！”位于上海城西的“添香”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中，许涛芳调侃道。雪白的墙壁上，几幅黑色线条的卡通漫画，分外醒目。
窄袖外套，牛仔裤，面容精致，玫瑰色蔻丹十分惹眼……这位生于80后的女性家族企业接班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更像时尚画报上的当季封面女郎——足以颠覆以往对女性企业家的所有刻板想象。
6年间，“添香”开发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防辐射服装市场，也成为许涛芳的父亲许如根创办的翰纳森集团，这个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企业集团中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占据集团总利润的50%以上。
当然，这个天蝎座的女性继承人，不止有着鲜亮外表，不止能够适时表露出自己的个性，还有逾越她实际年龄的洞明世事的能力。
作为父辈企业的接班人选，许涛芳被认为是“富二代”接班的成功标杆，一路走来，步履颇为沉稳。个中滋味，有谁知晓？
孤独的童年
其实我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独立。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忙于做生意，比较少顾及到我和小我5岁的弟弟。有时他们回来，我们已经睡觉了；我们早上起来，他们就已经走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家里请阿姨带我们。童年时代，我除了要照顾自己之外，还要照顾我弟弟。很小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自己煮菜、做饭。
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很羡慕有些小孩，他们有爷爷奶奶、父母接送，而我们基本上是阿姨或司机接送，我的记忆当中，父母亲很少亲自接送。我记得，我的父母亲去开我的家长会，没有一次他们是从头到尾坐完的，他们基本上很晚才到，跟老师匆匆聊几句，就走了。那时的星期天，别的父母会带着小孩去公园，我的记忆中，没有过我小时候一家去公园的印象。
跟普通家庭的小孩比起来，我们在物质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想，这是因为父母在关爱方面可能给予我们的比较少，所以他们觉得尽可能要在物质上满足我们。
我们小时候当然不可能像李嘉诚的儿子小时候那样，去旁听公司的董事会，但我们那时就感觉到父亲做企业非常辛苦，要体谅大人。我父亲下海创业做服装，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企业家，王永庆他们，也是一样的。父亲的生活也比较简单，烟酒不沾，很少应酬，他的一生都一心一意扑在企业里面。
我出国是因为，父亲希望我到一个没有他保护的地方独立生活，他说，他是送我去吃苦的。所以，我去了新加坡一家商学院读书，念工商管理本科。父亲从来不限制我们，那时他没有说要让我接班。我那时也没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回来接班。
在新加坡念书时，我也在打工，因为我希望多了解社会，淋漓尽致地去体验。那时，我的同学基本上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费、学费，大家都不打工。我的很多同学跟我说：其实你不需要去打工，活得那么辛苦干什么？我想，如果要过安逸的生活，我还不如呆在上海呢！
那时，我基本上每天都去做中文家教，常常下午一点下课后我就去教小孩子，早的话教到两三点，晚的话教到六七点，开始时只是想玩一下，到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要理财了。当时我一个月能赚到的最高收入，约合当时中国内地工薪阶层的半年工资。那时我在银行开了两个账户：一个账户是我父亲给我的钱，我想，这是万一我生大病时救急用的；还有一个账户，是我自己赚的钱，用作买小东西、吃饭等日常生活开销，后来经过合理规划，我赚的钱省下来还可以付学费了。
那时我也没有车。新加坡小，交通便利，我住的地方靠近闹市，我每天搭地铁上学。
前一阵子我还拿出我大学时代的“账本”，记得很细，我觉得我那时常常是记完一个月账以后，会去反省：这个月什么钱是不该花的，下个月要注意……现在看，数目其实特别小，然后就觉得我那时怎么这么傻！(大笑)
大学生活让我非常受益。我在国外也学到了很多，最主要的是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多为别人着想。以前在上海时，是别人比较多地为我思考，那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后来到了国外就知道，尽可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可以克服的困难尽可能自己克服。我父亲现在也说我：怎么有些问题你也不拿出来说，就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地去做？这可能也是我那时养成的个性，我想自己独立去面对。
从业务员开始
我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有两个工作机会，最后我都没去，就回了上海。我父亲说，你到我公司做个业务员吧。我想，父亲给我一份工作，那我就做吧。
那时我们公司有个新业务经理，我父亲让他带我，跟他讲：你不要把她当特殊的人，你就把当成一般的应届毕业生。做业务员的时候很辛苦，那时还没有快递，38度的天气，我搭公车，送合约、跑业务……这样，我做了大概不到一年。
我们家本来是做成衣的，我自己又喜欢服装设计，当时我觉得防辐射服装在中国市场上是空白，应该有前景。“添香”防辐射服装是我慢慢做大的，当我决定要做“添香”时，我父亲刚开始也没抱希望，也不愿意前期投入太多，就说，反正你要做就做吧。
其间，我父亲跟我聊了一次，他问我：你到底想怎样规划你以后的生活？在家庭和事业这两条路上，你怎么选择？他那时比较偏向前者，因为以我那时的状态，他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在企业里勇挑大梁。我跟他说，全职太太的生活不是我现在所想要的！在那次关于两条路的谈话以后，我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一定要赌一口气，要做好一件事情，给我父亲看。
“添香”在初创期时，SALES(销售人员)只有一两个，我就带他们一起去跑医院旁边的一些小店，把我们的产品给他们代销，按月结账。我们很多来往多年的代理商现在还跟我说：那时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老板的女儿，就是看你这个女孩子还挺好玩，也蛮勤奋的，照顾一下年轻人。
“添香”初创期也是没有服装设计师的，我们的经销商当时跟我说，你们这个服装样子太难看了！我就设计出自己觉得比较好看的样子，但还是卖不出去，因为我只考虑到美观，却不符合人体工学。比如，孕妇肚子大了以后，穿脱卸的衣服不方便，后来我们就在原来的衣服上改进，做成侧边拉链。
我还到医院旁边的小店去做店员，跟我的终端客户接触，我问那些孕妇的意见，改进我们的产品。我也是慢慢学，比如，类似腰带得做成脱卸式，这样的细节要注意。
我们前期的布料，是日本全进口的，进布料、运营费用是我父亲掏的，后来我自己也出了一点。从最开始我们慢慢积累，达到良性循环后，再把赚来的钱投入到运营当中，像滚雪球一样，滚下来。
在做企业方面，我跟父亲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我们都试图说服对方，我们化解的方式是，互相各让五十步吧。但是我的父亲非常开明，他非常能够接受新事物，我觉得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我要强得多。我们的企业，他从1979年开始做，迄今30年可以这样经营下去，这也是原因之一。我非常崇拜他，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父亲给予我的帮助是：在经营企业、做事情等很多方面，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帮助我成功的时间缩短了，这是有富爸爸的优势。当然其中有非常多的机遇，我也非常幸运，因为我付出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不像其他很多人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幸运带给我身边每一个人。
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会多考虑父亲给我的一些建议。父亲允许我去犯错，我也犯过蛮多错，比如，我们之前就在做防辐射学生电脑服，但客户群体的年龄段被我切错了，以致于这个产品要晚了两年才出来，这两年的营业额就完全没有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挺多的。父亲会慢慢指点我，毕竟我年纪轻，慢慢地，我就学会要广纳意见了。
父亲会给我平台，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企业家一代不愿给小孩机会去做，就怕把事情做砸了，孩子不跌倒，一直扶着，怎么能学会走路？
我父亲现在也在说，你不要去逼小孩子一定要回来接班，如果他不喜欢，你即使把他放在企业当中，他不是全身心地去做，也没有用；一定要小孩感觉到这份责任，有这样的动力推动他去做，这才是好的。
尽一份责任
我不是很喜欢“富二代”这样的字眼，叫“企业家二代”比较贴切。作为我们企业家二代来说吧，等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如果你做得好，人们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父母亲给你的基础打得好，你是应该的；如果做得不好呢，你就会被人说是纨绔子弟，条件太优越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企业家二代都是想要把企业接管下来，但成与败可能跟能力大小、机遇多少，有一定关系，但毕竟我们是抱着这样全力以赴的心态去做的。
我父亲跟我说：你做企业，每天都要用好像第二天企业就可能破产这样的心态去做，才能把企业做好；如果你安于现状，马上就会给你颜色看的！所以我长期处于这种完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会觉得，随时随地都会被别人超越，企业随时都会有问题……
现在，我加班是经常的。我的加班不一定是呆在办公室，我会去做很多老板可能不会亲自去做的事情，比如，我会去巡店，以顾客的身份询问店员……如果情况不好，我就会抓那个区域的大区经理出来训话。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做，很多我接触到的大老板们都是亲力亲为，包括我认识的美特斯·邦威的老总周成建，也去巡店；像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当时全国2000个经销商都是跟他保持直接电话联系的。做个甩手掌柜——以我的个性，我做不到。
像我这样做事情要求很高的人，会让自己非常辛苦。我以前听一些企业家讲：我做企业多么轻松，像你们这样做企业太累了，生活不该这样！媒体报道，哪个企业家又去爬山了……好像他们吃喝玩乐，钱就会进来一样。但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一度曾经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我做事情的方式、方法不对？我曾用那样“轻松”的方法做了几个月，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应该恢复我原来的本色，就是应该兢兢业业地去做！我觉得这和我们念书时，有些考第一的小孩子宣称自己回家从来不看书，但其实常常念书到深夜，是一样的。
我常常跟父亲交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计去赚钱了，而是，我们要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企业里那么多的员工，我们有那么多经销商、材料供应商、代理商的员工需要生活，我们在想，应该怎样把这个品牌做得更好？
我就像那只没办法停下来的陀螺，现在完全是为了这个责任在运转着。我是在尽一个女儿的孝道，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对我父亲最大的回报。做得很辛苦时，我也会想：谁叫你是这家的女儿呢？这也是责任。
现在我的生活比较充实，但那么大的压力，怎么会有快乐？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公司的事情，很紧张。有时我觉得，如果我当初当一个普通人，或许比现在要开心吧。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都戴着光环，但我觉得这个光环给我带来的，就是比一般人要辛苦得多，要承受的责任更多。其实我们真的很痛苦，没办法，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无期徒刑。有可能有些在别人看来是优越感，我没有感觉到吧。
我父亲60多岁了，做企业做了30年，我不想也像他那样也做30年，有段时间我在想：培养一个企业家三代，让他来接班，然后我就可以退休了！现在，呵呵，第三代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但想想也挺好的，我们许多家族企业接班人也都是这样想的，很有趣。
就象一个宅女
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我可以比较客观地去判断一件事情，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跟同龄人相比，我的思考比较成熟、理性，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我很乐意接受别人给我指出的缺点，我很受益。只有别人告诉你不足之处，你才可以改进啊！
我不足的地方是，很多时候，也许个性不要那么地执拗，多听一下别人的意见，我会做得更好。但谁知道呢？每件事情都是双刃剑。
我刚出来做事时，个性非常鲜明，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中间状态。现在我的棱角已经被磨平很多了。我还需要在个性方面，再沉稳一点。
我们如何一直保持这个“第一”，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快乐和你所拥有的财富，不是画等号的，真的是这样。比如，一般人如果中了1万元的福利彩票，就非常开心了；但是有可能要我们的业绩增长翻倍，我才会有同样的惊喜。到了一定层面以后，快乐就变得更难了。
大学时候我的活动比较丰富，比如有时会去运动。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企业。很多认识我的朋友都说，啊，你怎么那么努力！现在我的娱乐活动比较少，有时去骑骑马，或者和朋友聊聊天，最近想去学拉丁舞。我还喜欢去唱KTV，减压……有时就是睡觉，我觉得这么多方式里边，我最减压的方式就是睡觉。其实我是个“宅”女，我的放松方式就是睡觉、看电视、DVD。我们这个圈子，“宅”男也很多。(笑)
我不是很喜欢逛街，因为我逛街就相当于在工作，我的雷达不经意地就要去搜寻时尚讯息，结果搞得自己很累。我也喜欢旅游，但现在去日本、香港、欧洲，我都是去看讯息、布料、色系、项目，纯粹地去enjoy一下，很少。
我不会什么东西都要追求名牌，适用的就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适度的名牌也是需要的。我不会像有些人，浑身上下金光闪闪，我觉得，自信的人，即使很普通很简单的衣服穿在身上，也像名牌。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活得开心一点。其他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只是数字。那些名牌，买与不买，也没什么差别。
去年汶川地震时，我们给灾区捐了920万元钱物。我们从来没有推辞过捐款，父亲一直教育我说：生意好的时候我们多捐一点，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少捐一点。
他们以前都习惯把我塑造成像女强人一样，我不是女强人。做事业和生活时的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我，我的个性比较像小男生，做人崇尚简单、直接。现在我比较缺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人，也不一定是生活伴侣，是那些真正的朋友。我对朋友的要求蛮高的，要有精神交流，要有共鸣。但其实我们的社交圈真的很窄，有时纯粹精神上的友谊对我来讲，挺难的。
我现在的生活过得蛮充实的，但有些东西要看缘分吧，也要看彼此的默契。
现在慢慢地，有人会提示我：如果不是门当户对，对方会有自卑感。这一点，是我之前没有考虑到的。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门当户对不是必要条件，开心、有共同话题比较重要。我要求对方是一个优秀、有自信的人，也要比较简单，彼此坦诚，不要给彼此压力，双方的信任，一定要有。我的父母不会给我安排婚姻，我喜欢怎样的人，他们就喜欢，他们对我男朋友的要求是，他对我好就可以了。我也这么觉得，一定要对我好，这是最重要的。
他们还是好青年
“富二代”中，优秀的占20%左右，比较优秀的占30%左右，精英可能占3%到5%左右，所以说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当然还有30%比较普通的。
撰稿·应 琛(记者)
在中国众多企业家中，茅理翔应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他于1985年创办慈溪无线电厂，主导产品电子点火枪连续6年保持世界产销量第一，他本人也荣登“世界点火枪大王”宝座；1995年，55岁的他二次创业，和儿子茅忠群创办“中国厨具行业第一品牌”方太集团；2006年，“永远闲不下来”的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三次创业——创立了国内第一所拥有民企接班人“黄埔军校”之誉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培训学校并亲自担纲讲师。
茅理翔近日撰文《富二代，烦什么》，对胡斌飙车案引发的对“富二代”的负面评价感到“十分沉重”，并呼吁“全社会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关心富二代的成长”。他曾经预言：“交接班危机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大难题。”就“富二代”的诸多问题，《新民周刊》专访了茅理翔先生。
重压之下的一群人
《新民周刊》：对于近日江苏“富二代”进党校培训的事情，您认为进党校培训，除了交接班的问题，您觉得要设置哪些方面的课程？
茅理翔：我觉得首先要对这些“富二代”进行信仰修炼。因为中国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可能过多接触的是一种西方的功利文化，强调竞争性和成就感，但也它有不完善的地方：太计较金钱和享受，使得“富二代”淡化了勤劳和谐这样一种文化。
第二是精神修炼。党校的这段学习，可能是如何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党的传统教育来解决他们的是使命感、责任感。
第三是承受力修炼。现在做企业家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开宝马奔驰，市场压力、管理压力、资金压力、政策压力，甚至于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都需要他们来承受。
第四是能力修理，包括领导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新民周刊》：您提到，“富二代”肩上的压力越大越大。在胡斌案发生后不久，您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富二代，烦什么》的文章，是有感而发？
茅理翔：确实飙车案发生后，社会上很多人对“富二代”感到不理解。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
第一，他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第二，去接班，接好了是应该的，这是老爸传下来的；接不好，你是败家子。第三，处理元老和亲戚的问题。第四，面对同学、亲戚、老乡的各种要求要是没办法应对，就会被骂没良心。第五，来自广告公司、媒体、协会的“骚扰”，这些人既不能得罪，但又不可能都去应付。第六，招人难，用人更难。第七，市场的压力更大。第八，有的接班人，十分优秀，全身心投入，没有双休日，没有八小时限制，最后把身体搞垮了。第九，我们的政府，除了GDP还是GDP，大会小会座谈会，给“富二代”压力很大。第十，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你不要钱的时候，跑来要给你贷款，你要钱的时候，抵押不够，没人担保，他就不贷。第十一，做慈善，捐多少才是适当的……
我们的“富二代”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他们在承受着同龄人没能感受到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只看到他们坐着高级轿车，住着高级宾馆。我们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压力和痛苦吗？他们的人生几乎没有很轻松的时刻。
优秀和比较优秀的
《新民周刊》：您在文章里表示，极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对这一代的“富二代”，到底应如何来评价？
茅理翔：“富二代”中，优秀的占20%左右，比较优秀的占30%左右，精英可能占3%到5%左右，所以我才说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当然还有30%比较普通的。
“富二代”是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优越，接受文化教育层次也比较高——很多望子成龙或者盼女成风的“富翁”，都让子女上条件最优越的学校，大部分富二代还到国外留学了。然而，他们的父母都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称之为“野生型企业家”，均有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但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天天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拼搏，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这样造成了有一些“富二代”已经丢失了父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一代人中确实也产生了一小部分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更会引起社会的公愤。
但我认为，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的，极大多数的“富二代”有教养，有社会责任感，更有一种为振兴民族工业的远大抱负和使命感。从“富二代”的整个群体来看，他们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如果有些“富二代”不能好好成长，走向社会的反面，由于他们口袋里有钱，加上特殊的身份，万一出了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
《新民周刊》：关于“富二代”教与养的问题讨论也很多，您认为哪些是天生的，而哪些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进的？
茅理翔：可以说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他们缺少了艰苦奋斗的思想，但是他们从小目睹了父母奋斗的历程。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不能说是天生的，我称为是后天基因，对这些孩子是有作用的。
“七成企业败在接班问题上”
《新民周刊》：袁岳评价“富二代”有三好，而普遍不愿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是不是现在“富二代”不愿接班的情况较多？
茅理翔：这种情况往往越是“80后”，越是想独立创业。这些孩子接触新鲜的和西方的东西比较多，思想比较创新，认为传统产业太辛苦，都希望搞创意产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独立创业，能闯出一条新的道路。但也有一些好高骛远，怕苦怕累，钱花了但始终混不出名堂。即使是比尔·盖茨到今天也还是需要奋斗，需要竞争的。
《新民周刊》：“富二代”的起点比普通人高，即使他们不是继承父母的企业，自己独立创业，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接班？
茅理翔：你说得很对。我现在把交接班分为十种模式，独立创业型就是其中一种。尽管看似独立创业，但还是在父母的指导、资金的资助、甚至“老爸团队”中的一部分人的协助下成长发展的，这些都离不开上一代的社会资源。
《新民周刊》：您曾经公开提到创办家族企业接班人专修班是您的第三次创业，初衷是什么？
茅理翔：通过自己比较顺利的交接班以后，我开始在全国各地讲课，跑遍了30多个大学，20多个省市，将近讲了500堂课，接触了大量的企业家和大学生。后来发现，交接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难点和第一大热点。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就是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的95%都是家族企业。如果说，按照世界的规律有70%的企业在交接班时要淘汰，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才决定要第三次创业，重心在于培养第二代接班人。
《新民周刊》：在您看来，传承是一个坎，迈过这个坎之后，家族企业如何才能做到家业长青？
茅理翔：我常说家族企业要做成百年老店，家业才可以长青。要做成百年老店有几个关键：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企业基本目标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楚。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紧跟社会的远大目标，企业就不可能家业长青。第二，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制度。必须能够重用一大批的优秀人才，要考虑怎么样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怎么样把他们的潜能发挥出来。第三，要有企业文化。家族企业要把小家文化变成大家文化。不要只为自己家族的利益去谋福利，一定要为了大家的利益、员工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而去谋福利。第四，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量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加以吸收、利用和创新。第五，要树立一个品牌。一个让老百姓信任的品牌。
庸人掌权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把“富二代”看作是普通人，普通人里边，庸人、平常人是大部分，庸人做了领导人，这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所在。
撰稿·贺莉丹(记者)
第一财经频道《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过去的3年间，写了一系列关于“富二代”的文章，对中国这个群体保持关注。
《新民周刊》：你曾说过，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现在，你这个看法有改变吗？
袁岳：没有改变。差不多3年以前，我第一次邀请“富二代”做节目。以我接触的总的状况来说，他们就跟普通人没有两样，普通人里面有作为的是少数，大部分没有作为、特普通，还有一些人不成气、不靠谱，吊儿郎当的。“富二代”也是一样，有的不错，有的不好。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仅仅就在于，他们做事情的条件比一般人好。
“富二代”的父辈都是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干出来的，真正经过自己干并且能干出来的，实际上都不是普通人了。而“富二代”里面大部分人是普通人，只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
我遇到的最典型的“富二代”就是，他老爸干的那个事儿他不感兴趣。比如，他们有的人自己去画画儿，做艺术家；有的人开个小公司，他愿意自己干，而不愿意捣腾他爸那点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比他爸有个性，想干自己的事儿，对他爸天天管着那工厂不感兴趣。我也碰到过败家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和普通人也差不多。
《新民周刊》：对于“富二代”这个群体，你个人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袁岳：对于“富二代”来说，可能他们跟普通人犯事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二代”应该要比平民的孩子要更注意一些，因为他们受到关注或者是容易被拿来说事儿的可能性，是比普通人大的。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富二代”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袁岳：“富二代”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面临一个家产传承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因为“富一代”从小对“富二代”的教养方式过于柔软化了，所以“富二代”在承受责任的意志方面和心理准备方面，柔软的部分多，坚强的部分不足。
《新民周刊》：目前“富二代”接班命题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富二代”接班，有哪些地方是具备“中国特色”的？
袁岳：首先，中国的“富二代”很多是独生子女。其次，中国家族企业的“接班”观念就是：做老板的同时还要管公司。西方家族企业也有这样的，但西方大部分的家族是，你拥有这个家族企业的产权或某些股权，你是他们的代表人，但你会聘一个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这个家族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所以，某种程度上，西方这种家族企业的传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只是代表你们家族去参加“分红”，或者是在每年开董事会的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公司怎么运作，是职业经理人去制定方案。而中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家族企业是要求“富二代”要大部分地能够控制、管理得住这个企业，这实际上对这个“富二代”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只参与“分红”的人，他还要是一个真正能管事儿的人，但其实普通人里面有管理天赋的没几个，或许这个他本身干不了，却又真的要去参与管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平庸的管理者。
《新民周刊》：这么说，“富一代”对于即将接班的“富二代”，期望是否太高了？
袁岳：这是正常的，你就这么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期望不高？普通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也常常过高吗？
前提在于，你把“富二代”看作是普通人，普通人里边，庸人、平常人是大部分，但是，一般的平常人就是没有什么领导的机会，但如果你是“富二代”，虽然你只是平常人，但是会给你领导机会，问题就在于这个反差。如果你虽然普通，但只是代表你爸爸去“分红”，那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没什么领导力，而要去担任一个家族企业的领导人，这才会导致这个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受到最大威胁，庸人做了领导人，这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组织部要关心“富二代”？
江苏省委组织部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因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可以说，培养计划是加强非公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选择。
撰稿·陈 冰(记者)
胡斌飙车撞人案、法拉利车队在成渝高速上演“生死时速”，“富二代”早已被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贴上了纨绔子弟的标签。近期，随着江苏省委组织部宣布培养包含“富二代”在内的千名企业家后备人才计划启动，“富二代”再次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与“富二代”一同被卷入漩涡中心的还有江苏省委组织部。
不少人质疑，地方政府把扶持之手伸到了企业内部接班人的培训上，是不是伸错了地方？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与其把心思放在“富二代”的培养上，不如多关注关注农村的失学儿童。
另外，这免费培训的午餐究竟是谁来买单？有何依据？
最让人疑窦丛生的还是培训效果。“富二代”究竟能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经营管理技巧？它和传统的MBA、EMBA区别在哪里？它又能怎样让“富二代”“对党有感情”、“带头跟党走”？
上月，江苏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就以上问题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媒体放大镜下的“炙烤”使得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领导压力陡增。一些不同的声音让他们开始谨慎面对媒体，甚至希望不要再就此事有任何议论。但民众心中的疑虑需要有个解答。
培养，早已有之
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在他们看来，“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党组织应该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人才之家的组织部门，服务企业家、团结企业家、凝聚企业家，培养企业家后备人才，使他们尽快走向前台，成为江苏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不仅是企业家的最大心愿，更加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
其实早在2004年，江苏省就开展过示范培训。当初参加培训的400名成员中不乏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中，包括政策解读、企业家与领导对话、企业家现身说法等内容。据说这个免费培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负责人事的领导当场就把手机号公布给企业家，表示愿意随时随地为他们服务”。
自此以后，江苏省培训民营企业家的活动就没有中断过，送企业家去国内外培训几乎成为省市政府工作中的一种常态。江阴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锡南表示，他们把选送企业家外出培训作为对企业家的最大奖励。自2007年以来，每年由市委、市政府出资1000多万元组织企业家和企业后备人才分类别、分批次，赴美国、德国、日本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培训。
这和江苏省的特殊省情有关。眼下，江苏省的民营经济支撑起江苏经济半边天，在全省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51.3%。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正好处于交接班的历史轮回之中。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江苏主动站出来帮上一把，有其十分自然的一面。在江苏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服务”二字多次出现。在他们看来，服务民营企业，团结民营企业家是他们的工作之一。能否有个高素质、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不仅事关企业自身兴衰，也与全省经济发展、百姓就业息息相关。
特别是在2006年中组部提出要抓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之后，江苏省3万多家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中有99%建立了党组织。由国企、民企共建党组织的统筹共建模式，被视为开放式的新型党建模式。像培养党员干部一样培养非公企业人才成为此中应有之义。
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徐彦军副局长在出席8月15日“深化统筹共建 促进科学发展”的江苏企业家高层峰会时说到——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又启动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优良传统，发挥我们老一辈企业家党的工作者的优势，培养新的接班人非常重要，把领军人物培养成党员，培养成听党话、跟党走，这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强化我们的执政地位、巩固我们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他们，关心他们，培养他们，把他们融进我们的后备人才队伍，干部队伍的培养计划中，为我们下一步的经济腾飞、下一波的经济发展，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力量。
不仅仅是“富二代”
就在江苏企业家高层峰会召开的当天上午，江苏省企业家高层峰会启动了千名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82岁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一下子收了两个“富二代”高徒。一个是来自大丰的丰山集团副董事长殷华，一个是海归儒商高晓东。高晓东的父亲是常熟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高德康。
与此同时，江苏省工商局局长佘义合、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南京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东以及江苏银行董事长黄志伟也在这一天有了他们这辈子的第一个徒弟。他们的徒弟包括法尔胜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周江，沙钢“少帅”沈彬等。
老书记收了“富二代”当徒弟，这条新闻很快攀升到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两代人身上特有的符号反差让人们饶有兴味地品评这段新闻的同时，也开始质疑起培养“富二代”的人才计划。
面对质疑，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解释，通过几年的工作积累，他们发现这类短期高质量的培训得到了企业家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在各行业挑大梁的民企，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乡镇企业，又受惠于十五大以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老一代企业家经过艰苦创业，感受到党的富民政策的实惠，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党的支持，对党充满了感情。他们这一辈的优良传统需要通过党组织的引导传承下去。”
而在省委组织部一份对江苏省250强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在这350家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中，有85.4%的人有参加党组织培养的意愿。也就是说，不仅老一辈企业家有意愿，年轻一代也有意愿参加党的培养。记者了解到，沙钢集团掌门人沈文荣之子沈彬大学时就已经入党，波司登“少东”高晓东今年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位负责人还特别指出，“我们的计划针对两种人，一是大型民营企业接班人，二是成长型民营企业负责人。调查显示，企业上报的后备人才是企业老板子女的，占41.8%，与企业家是亲属关系的(含子女)的，占总数的63.6%。”
“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富二代’在我们的培养人选中会占较大比重，但决不是后备人才的全部。”该负责人还强调，即使是“富二代”，也有具体条件的要求，必须是40岁以下，大学以上文化，政治素质好、经营管理强、社会形象好、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成为后备人才，除了企业的推荐外，还必须经过企业党组织的认可，地方组织部门的审核。
在他们眼中，有远见的企业家多半会把接班人放到基层摸爬滚打，他们有“富二代“的身份，却没有“富二代”的待遇。一个现成的例子是现年30岁、曾留学英国的沙钢集团财务总监沈彬。虽然是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之子，但他在大学毕业后，还是先到其他公司干了四年，外贸企业、船运公司都呆过，为的就是积累经验，从基层做起。直到2007年沈彬才低调进入沙钢。
另一方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培训，不同于EMBA等学历教育，或是其他技能培训班，这是党建工作的一部分。江苏很特殊，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国企改制形成的，企业家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学历高，头脑聪明，但对党的了解和情感，与他们父辈相比，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因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可以说，培养计划是加强非公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选择。”
“这次峰会上只是刚刚启动了这一培养计划，具体培训费用还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四种培养方式党校学习、基地培训、导师帮带、国企挂职，其中导师帮带和国企挂职都是免费的。到党校学习和基地培训，我们将收取少量的讲课费和书本费。我们考虑可以从人才工作专项经费中适当补贴一部分。因为民营企业也是重要的纳税人，培养好民营企业家接班人，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进行培养，为他们提供服务，也是各级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这位负责人还强调，政府公共财政并非只在民营企业接班人培训上有资金投入，这几年在转业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创业创新人才、农村党员和致富骨干的培训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民企后备人才的培训，只是公共财政对人力资源培训投入的一小部分。
导师帮带
江苏省委组织部此次培养民企接班人的手段和对国企后备干部的培养有着很大的不同，采取了导师制的新鲜方式。入选的导师是“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经营实绩突出、社会形象好的党员企业家及部分机关党员领到干部”。
当记者质疑领导干部当导师会不会让一些“徒弟”看中其中蕴含的权力寻租可能而趋之若鹜时，江苏省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认为我党对一把手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再加上他们相信选拔出来的后备人才具有的素质，所以并不担心此种可能性的发生。
然而，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从中读出了这样的弦外之音：能够进入此计划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更进一层，即便不能从政府获得额外的关照，一旦遭遇不公平的商业损害之时亦可有渠道摆平。或许，这是很多民企以及民营企业家们的现实心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计划甫一出炉，企业家纷纷热衷于让党帮自己培养接班人了。
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指出，老一代企业家在年龄、阅历上与新一代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组织部门仅仅是搭建一个平台，让后备人才能够在创业精神、做人之道、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得到言传身教，从而提升个人的眼界和胸襟。
在当天的拜师仪式上，82岁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刚刚收了个大徒弟。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就出现了，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带着温文尔雅的“海归”儿子高晓东一路奔到吴仁宝面前，代儿子开口希望能够拜吴仁宝为师。
吴仁宝一下子乐了，几乎考虑也没考虑，就说道：“我愿意！”并幽默地表示：“只有高徒，没有高师，何况我这个徒弟还姓‘高’。”
“企业做得再好，儿子没培养好，等于没做好！这次我把儿子送给吴老书记做徒弟，放心了！”高德康要儿子好好学习老书记的“激情、创新、务实、诚信和责任心”。
仪式结束，西装革履、帅气逼人的高晓东被一帮女记者团团围住，略带尴尬地回答了年龄、学历、回国年限等一系列个人问题之后，才终于有机会谈谈自己对拜师一事的看法。“吴老是中国民营企业界泰斗级人物，能拜他为师非常开心。做好企业回报社会，这种精神是我今后学习的目标。”高晓东表示他和沙钢的沈彬很快就将去华西村学习。
江苏省委组织部门此番培训计划是省里从江苏百强民营企业中选拔5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由省委组织部会同省委统战部、省委国资委和团省委进行重点培养。其余人选由各市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从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中选拔培养。原则上苏南各市不少于100名，苏中各市不少于80名，苏北各市不少于50名。
(新民周刊)
您尚未登录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