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反问：“那你是怎么看这事的呢？”
我把握不定地说：“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对，你讲的红与专，我同意，不能都当政治家，也不能没有政治方向。林总讲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是中央同意的，我也接受，这也是在强调理论的作用。可是这两个说法放在一起，就让人觉得不协调。我也不知道怎么看了。”
父亲笑了：“你倒是说实话。你要知道有些问题在中央也是有争论的，今天你提的问题，我也不能讲清楚，也不是简单就能讲清楚的，有些事情需要用时间来证明的。不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你们当学生的，搞科学技术的，各行各业都要红专结合，才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我点了点头，但心中的忧虑仍然没有解开。
忽然父亲严肃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在担心我。”
我怔怔地看着父亲。
父亲又笑了：“我对自己是有信心的，你们也要有信心，不要担心。”
以后我与父亲就没有再谈过这样严肃的话题，但是我牢记两条：对父亲有信心，时间会证明一切。
愤怒
现在不少的文艺作品中把父亲描绘成喜欢骂人，喜欢生气，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父亲的性格是豪爽、开朗的，十分富于鼓动性。他在家里从来就没有骂过我，他的愤怒都是政治性的。据我看真正的愤怒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粗暴地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着美国政府的一些极端反华分子狂妄地叫嚣进犯中国时，父亲愤怒了，他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记者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第二次愤怒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了。开始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最混乱、最残酷的日子。在中央文革一小撮人的蛊惑下，十多万人把中南海团团围住，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高喊着打倒人的名字：在西门、新华门喊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在北门和西北门则是打倒一连串的副总理：包括李先念、聂荣臻、余秋里……当然还有父亲陈毅。高音喇叭通宵达旦地喊着。疯狂的高频振荡刺激着每个人的身心。
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
看到父亲愤怒的样子，我预感到不好了，父亲的愤怒就要爆发了，而这一爆发必然会引来更多的批判。
果然不久，社会上的小报就陆续传来父亲越来越愤怒的声音，越来越尖锐的“黑话”。
其中有这样几段清楚地表达了父亲的愤怒：“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公开斥之为亡党亡国，也只有父亲这样性格的人才会公开说出来。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着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愤怒的父亲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位居高位的林彪、江青集团，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的阴谋伎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这是父亲最后的宣言，他公开宣布不屑与林彪、江青之流野心家、阴谋家为伍，甚至为此得罪毛主席也不顾。
父亲的愤怒和抗争没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反而被剥夺了发言权。但是他的愤怒像一颗火种，被人民保存下来。他的“黑话”也被人民斗士所传播。正如父亲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http://www.woaidusu.com/2916841e7444c58a45691a86be3b920b/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