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首诗写的是《时间》，我从中听到了儿子对时间的感受。他说，时间本身没有速度，只是因为人的存在，时间才变得不同，就是对同一个人，时间也会变化，当你在不知道去做什么的时候，时间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为它在流失；而当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觉得时间不够用时，时间实际上很慢，因为你的创造已经拖住了时间的脚步。时间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这难道是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社会学意义的解释吗？
为这首诗配的图也是儿子画的，上面是一个变形的闹钟，时针和分针已经变成了人的两只手，正在拉着已经跳出表盘的标示着12个小时的阿拉伯数字。我不敢说这幅画有多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它确实反映出孩子对时间的理解。
我一遍遍读着儿子写的诗，刹那间似乎对孩子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种感觉非常复杂，先是感叹，但是很快就被一种自责的心绪笼罩了。我自认为平日对孩子不仅是很了解，而且是很关注的，我是职业记者，平日就是与人打交道的，面对社会采写的也都是“深度报道”，我一直相信自己很了解儿子。但看了儿子的诗以后，我发现我错了。
我发现，我这个比他大了30岁的父亲，对人生的的体会有的时候未必有儿子细腻，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惊异儿子对英文诗歌韵律的掌握。我记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还为他对英文报纸的一则广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释而恼火，和他严肃地谈过学习英语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当然是教训他。儿子当时真是很老实的样子，我还为自己抓住了他的隐藏很深的弱点而暗自得意呢！
看着儿子写的诗，我不禁问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发生的变化吗？我真的了解自己的儿子吗？
捧着这本孩子们写成的“书”，我内心充满了感动！这本书里不仅有儿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书籍的英文诗作，而且记载着儿子到了美国后最初的成长历程，不仅是美国小学教育不同凡响之处的一个实证，也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反省自身局限的镜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于是问弗丝女士能否满足我的要求。弗丝女士笑着说：“对不起，每个家庭只能有一本。这是绝版的印刷。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经费。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支持我们，让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工作。”
当老师们推出一个巨大的蛋糕为孩子们祝贺时，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一些美国的家长们忘情地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刚刚看到孩子从远方归来似的。显然，不少家长和我一样，被震撼了，被感动了，我们可能真是在这一个晚上，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们也显得很兴奋，他们都神采飞扬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谈，笑声不断，显然他们在为自己骄傲。
我也看到，家长们都不声不响地走到会议室窗台前，那里放置着一个捐款箱，家长们都在捐钱。这个时候，谁不觉得捐款是桩最应该做的事情啊！
尽管很感动，我还是没有忘记我印象中家长会上的“法定程序”———征求一下老师对孩子的意见，这似乎应该是“家长会”的惯例。我找到弗丝老师，问她，我的儿子在学校有什么问题？老师说：“他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会等到现在。”
可能是想起我与她见面时经常问她我的儿子有什么问题这样的话，弗丝老师笑着问我：“你们中国人总是在研究孩子的'问题’吗？”
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绸缪’，还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渐’，还有一句叫……”
弗丝女士微笑着打断我说：“让我们用更多的精力去发现孩子们的可爱和他们的潜能吧，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充满光明，充满欢乐，这样孩子才有更大的兴趣去学习，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战胜困难。”
回家后，我问孩子，你什么时候写的这些诗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儿子说，就是课堂上老师让我们写着玩的，又不是作业。我问：“老师没有告诉你们要出版？”儿子说：“没有。老师就是说，你们写得很好，再努力写，你们中间会出现真正的作家。谁知道她真的把我们的诗给印成书了。爸爸，你说过，作家就是写书的人。现在我们也写书了，我们现在都是作家吗？”
让我怎么回答呢？这本不起眼的诗集，在孩子们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这本小小的诗集，会激发起孩子对于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未来的作家可能真会是从这里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发现，当天参加家长会带去的笔记本上居然一个字也没有记。孩子长到12岁以来，我参加了多少次家长会啊，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长会上没有对老师说的话作现场记录。
那天晚上儿子也非常兴奋，12点了，还在写他的日记。我发现，从那以后，儿子开始喜欢写点儿东西了，而且写得越来越快。他一有什么感慨，就写上几句诗一类的东西，遇到什么事情，可能就会写出一篇记事散文。
尽管我和儿子都认定，他以后是要学理工科的，自然科学是推进人类进步的绝对的“物质力量”，何况咱们中国人是在美国，为了谋生，为了把日子过好，也都是重理轻文的。但是从那以后，儿子对写作的兴趣始终不减。
我的一些留学生的朋友看过我的儿子写的一些文章后都说，他写作的天赋是受了我这个当记者的爹的遗传。其实，我根本不相信遗传之说，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诗集，激发了儿子对写作的最初兴趣，培养起他对写作的自信心。那本诗集让他相信自己有写作的才能，特别是有用英文写作的才能，于是，他才兴致盎然地尝试各种文体的英文写作。
那次家长会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叹美国老师的用心之良苦，他们通过把孩子们的作业编辑成书这样一个举动，完成了一个多么复杂的教育环节！
———孩子们看到自己写的诗变成了真正的书，而且让自己的父母阅读后真正受到感动，于是，孩子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与此同时，每个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创造的“奇迹”，在这个“奇迹”面前，家长们也重新了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对自己孩子全新的了解面前，稍有头脑的家长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过程中与孩子的关系，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败，从而去寻找培养和教育孩子的更为正确的途径。
这使我想起在国内的家长会。学校一下开家长会的通知，家长和学生就开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临一次严峻的考验。家长会上，校领导和老师们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时老师们的讲话是从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来的)，抑扬顿挫地讲着话，时而指出严峻的竞争局势，时而布置艰巨的考试任务，不时会指责一下典型的学生或者家长，接着危言耸听地发布全面警告。此时，家长们坐在孩子们的座位上，低眉顺眼，洗耳恭听。那些平日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更是心惊肉跳，如坐针毡，受了这番“折腾”之后，还要与折腾完自己的老师再去认真研究怎样折腾(整治调教)孩子的对策。而孩子们呢？此时正躲在家里魂不守舍地猜想着家长会现场的种种景象，充满忧虑等待着父母的归来，不知道老师与家长私下运筹了什么，自己的处境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长会后受到父母的打骂。开家长会的这一天，特别要是赶上孩子在期末考试或者是升学考试前的家长会，对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恐的日子。家长等待着老师的“宣判”，孩子则等待着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双重“审判”。
我的儿子在中国只念到小学四年级，我记得从他三年级开始，每次开家长会的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实的日子。每逢这一天，儿子显得特别懂事。实际上，我是从来不打孩子的，也从不为孩子考试高几分低几分而责骂他。何况他从小受我们的影响，总是想做个好孩子，而且也确实做得不错。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孩子，也还是如此惧怕“家长会”。可见中国学校“家长会”的威严之甚。
我们中国的家长会为什么让家长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紧张，甚至恐惧呢？教育为什么把它的服务对象塑造成了惧怕教育的人？这是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异化”现象？那么，究竟是孩子们在内心叛逆了教育，还是我们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说：“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她为什么说得这样肯定？她说，她确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特殊的潜能，而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开掘每一个孩子的创造力。这不只是教育学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
1993年，我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教育学专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发采访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为她从事的专业名称和她的研究对象之间那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强烈反差。
她从事的专业是“天才教育”。在我们这些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着与众不同，意味着超凡脱俗，意味着出人头地……而一说到天才教育，我们就立刻会想到名牌大学的少年班，奥林匹克学校，以及种种为培养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权……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对象，却是那些长期被人们忽略的教育水平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儿童、新近移居到美国的发展中国家的儿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儿童和各种各样的残疾孩子。梅克教授在这个领域埋头耕耘了15年。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各种肤色的孩子的照片，贴满了整整一面墙的墙壁。
采访她的时候，我单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在那些看起来比正常孩子更远离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间，进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静地回答：“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们，他们更容易被社会忽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时常会为他们以后的人生境遇感到哀伤。我想，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教育在用一个单一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万别的孩子，从而制约了孩子们各种潜能的发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这些孩子的办法来。”
让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让每一个孩子最大程度地拥有创造未来生活的能力！这个梦想如此强烈地缠绕着梅克，因此当她摘取了教育哲学博士的桂冠，进入教育科学的殿堂之后，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寻找将梦想变为现实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后，她终于找出一种能够发现各种孩子的各种特殊才能的测试方法。这是一项在美国教育界前所未见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采用一种使孩子们兴致无穷，能够积极参与的测试方法，在一种近乎游戏的过程中，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进行严格检测并作出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作出对孩子们的各种能力的准确判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的发展特点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规划，然后指导教师和家长进行实施。
———这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细致到要对每一个孩子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进行系统设计。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假想的纯粹的科学实验，很少有人相信这项科学研究对于改革和推进教育实践有多少应用价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带领她的科研组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工作成果，终于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老师、家长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
我采访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亚利桑那州已经有4所印第安保护区的学校、10多所普通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50多所学校、北卡罗来纳州的数百所学校，都已经在使用梅克教授的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教育对象、对他们承袭已久的教育体制进行重新的审度、剖析和规划。就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校，也开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进行实验。
梅克教授对我说：“我的研究遵从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这就是去发现每个学生的长处，并且最大限度地去发展这个长处。而以往人们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去发现孩子们的短处，再想方设法去弥补孩子的短处。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孩子们不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动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伤了学习的兴趣，甚至会产生不可改变的对于教育的抵触心理。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孩子们能力的开发与培养。”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发现孩子的长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信。而专门注视孩子的短处，激发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认真地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现行教育的公认标准认为是智力水平最低的孩子，实际上也有特殊才能，这是人所拥有的天赋，而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往把这种最应该重视的东西忽略了。”
我问梅克教授：“你认为推广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人的观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干脆。“可能传统教育理念太强大了。人们习惯于要求孩子们去适应教育提出的标准，而不是让教育去满足孩子发展的需求。这个观念不改变，教育就难以走出自己的误区。”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应该让人去适应教育，还是让教育适应人！
梅克教授说：“我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每一个孩子都是富有创造力的生命，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现他们的天赋。我想，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应该能够看到每一个生命拥有的价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经得到美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同。这种观念不仅承认差异，而且尊重差异；不仅尊重一般性的差异，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异，在他们看来，人的千差万别恰恰构成了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力的基础，而教育的任务恰恰应该是把人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发掘出来，而不能像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把自己的产品造成一个模样。
采访过梅克教授之后，我对美国教育为什么通常不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去授课，不用一套标准答案去测验学生的能力，不用类似于成绩排位的方式去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为什么能够给学生那样大的自由度，让学生们去想像、去发挥、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说的一句话深深震动着我：“没有残疾的孩子，只有残疾的教育！”
我想，或许正是这样的理念，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基于这种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人们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个孩子的个性，进而想方设法去开发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让每个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让每个孩子建立起坚实的自信，让每个孩子从事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的富有个性的创造！这就是美国教育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他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处心积虑，孜孜以求，不遗余力。
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由众、参两院经过激烈辩论通过的《美国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有十大内容，其中第一部分内容是《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确定了美国2000年的8项教育目标。在这8项目标中的第3项目标，就专门论及了基础教育的目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提高全体学生的推理能力、解决难题的能力、应用知识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进行流畅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两种以上语言的学生的比例；所有学生都要参与促进个人品德良好发展的活动，参加促进身体健康的社区服务和培养个人责任感的活动，接受体育、卫生教育，保证身体健康和精神饱满。使学生学会开动脑筋，成为负责的公民，能接受继续教育并在生产部门顺利就业。”
在这个培养目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生的基础文化水平，是对孩子们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训练，是孩子们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的培养，是全面保证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把上述目标的追求设定在“全体学生”、“所有学生”的身上，也就是每个孩子的身上。
关注每个生命，开掘每个生命的能量！这是美国在中小学教育目标上的国家意志，起码是落在文字上的国家法律。这个法律能否真正落实，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教育渴求。
儿子在美国上小学的时候，我去他们学校考察，发现同一年级的各个班级上课的方式都不一样。同样是教美国历史，有的班级组织看电影，有的组织去博物馆，有的班级的作业是让孩子写文章，有的则是让孩子模仿历史人物进行演说，千奇百怪。
我本来是想跟老师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书，配合课堂教学辅导一下孩子，但却发现，老师根本没有什么教科书。
我问老师：“你们上历史课不指定教科书，学生怎么掌握要点啊？”
老师说：“对于历史，每个人的兴趣点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让孩子们知道一个大的发展脉络就行了，我们不指定教科书正是为了让孩子们不受束缚地接触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问题！一本不适当的教科书，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让他们觉得历史就在一本小小的书里，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坏了孩子学习历史的兴趣，让他们此生把历史拒之门外。”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
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
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更适合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中小学的其他辅课更是由各学校甚至教师自行决定其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课程的原则只有一个：贴近生活，务求实用。美国中小学会为孩子们开设园艺、电脑、驾驶、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通过对孩子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谋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谋生的一般知识，也从中激发学生对大千世界、对千行百业的兴趣。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美国没有统一的大学升学考试，学生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时只需参加一个“学业能力考试”，这项测验主要是考核学生的数学和语文水平。在一年中，学生可参加几次这样的考试，哪一次的成绩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绩为准，从而避免了一考定终身的偶然性。
大学在录取学生时，除了看“学业能力考试”的成绩以外，主要看学生平日各学科成绩，看学生的品行、兴趣爱好、特长、个人自传、老师推荐信以及参加社区服务的情况，这时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孩子的全面素质，并不是一次考试的成绩。如果美国大学像我们这样“一考定终身”，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也不会有现在这种自由开放的景观了。
我常想，教育应该是与制造业完全不同的产业：制造业需要的是标准化，只有标准化，才能有大工业。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是千差万别的，开发千差万别的个性潜能，才是产生创造力的基础。只有千差万别的创造力汇集起来，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亚利桑那《每日星报》的总编辑约翰·派克请我吃饭，饭后他问我是否要一点甜食，我说冰激凌吧。约翰·派克说：“好！咱们不在这儿吃，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约翰·派克把我领进一个号称是图桑地区最有名的冷饮连锁店，他神秘地一笑，对我说：“你将见到一个有趣的人。”
当我走到柜台前决定选择哪几种冰激凌时，我发现，那琳琅满目的样品都标着我几乎读不出来的英文单词。原来，这里的冰激凌，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采用特殊方法制成的，品种繁多，在大商店里绝对见不到。
这时从里面跑出个精干的小伙子，见到约翰高兴地大叫：“老朋友，你怎么有空来这里？”
约翰指着我：“这位中国记者想吃你的冰激凌，我想他也会有兴趣知道你怎么从一个工科硕士成了一个冰激凌店的老板。”
工科硕士？冰激凌店的老板？我有些吃惊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小伙子笑了，他对我说：“就是因为一个梦，一个孩子的梦，让我成了一个卖冰激凌的生意人。”
他告诉我，小时候，他最爱吃的东西就是冰激凌，可是每次哥哥总是抢他的那一份，他不给，就要挨打。那时他就下着决心：长大自己要开个冰激凌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后来，长大了，他尝试过写作，当过摄影记者，他甚至为当一个工程师而修了个硕士学位。但是，幼年时那个冰激凌店的梦想始终缠绕着他。最后，他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尝试，来到美国最炎热的“沙漠火地”———亚利桑那州，实现了他的梦想，开了一个配方独特的冰激凌店。经过几年的奋斗，他的店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又从两个变成了三个，最后发展成为连锁店，生意红火得不行！他感慨地说：“我为我的冰激凌店骄傲，不只是因为它给我带来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给我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它让我相信，我可以把梦想变成现实。”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坚持不让我们付钱，还送给我一件印着他的店徽的T恤衫。他对我说：“你是吃我的冰激凌的第一个中国记者，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我的冰激凌店开到中国的北京，开到天安门广场边上，那时你可一定要来！”说完又自得其乐地笑起来。
离开冰激凌店时，天色已晚，深蓝色的夜空繁星闪烁。这个狂妄的、要把冰激凌店开到天安门广场的美国小伙子让我浮想联翩：人类的理想和才能可能就像这满天星斗，千差万别各有不同，然而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人类文明的壮丽景观。
兴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它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小心地呵护兴趣，为千奇百怪的兴趣，千奇百怪的志向，提供发展的可能，或许应该是教育最重要的目标。
我在想，我们能够在航天飞机的驾驶员和这位冰激凌店的老板之间区分出谁的理想和能量更伟大吗？我相信，无论是面对人的生命的价值还是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二者之间只有不同，没有高低。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职业，施展了自身生命的潜能，就能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幸福进行真正的创造。把公民个人利益的获取和国家利益的推进融为一体———美国的教育，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
造纸房子，观察蚂蚁，从小学开始，美国老师就让孩子动手、动脑。进了中学，美国老师甚至让学生去参与研究城市灯光布局的市政项目。美国学校培养学生的着眼点不是前人已经找到的答案，而是孩子们进行全新创造的能力。
当我看到我的儿子一进美国小学就开始上“讲话”课，接受表白和张扬自己的训练时，心里就隐隐感到几分不安。
这是什么训练啊！让孩子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白自己有什么优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长，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这与我们中国人要谦虚为人，要谨慎从事，要缩首敛翼，要知深知浅的教育，大相径庭！我真怕儿子在这种吹牛训练中变得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人家美国学校的课程啊，于是只好等儿子回家后给他“消毒”，告诉他什么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什么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什么叫“虚怀若谷”和“海纳百川”。
儿子进了中学以后，干脆在专门的课程上训练起演讲能力了。这可不只是说自己有什么优点，更要说自己的宏图大志，说自己的远大抱负，说自己的意愿实现之后对国家、乃至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作用。这就难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是有点云中说梦，甚至胡说带八道了。
想想咱们中国人“脚踏实地”、“只事耕耘”这些古训，我真是担心在美国这样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得夸夸其谈，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终无大用。
我很委婉地向美国老师道出了我的忧虑。老师向我解释说：“学校让孩子自我伸张，自我表现，是为了让孩子有与人交往的能力，人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才能和谐共处，才能携手共事。不能顺利地与人交流，是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我心说，行了，老师，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因为您说到我的专业里来了，我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新闻的，尽管我的兴趣在采访和写作这些新闻实务领域，但是我对传播学的原理也知其一二。您说的道理肯定都对，但是我就是害怕我的儿子变成你们美国人说的“BIGMOUTH”(夸夸其谈的”大嘴”)。
老师说：“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们怎样说，更要教会孩子们怎样做！你不用为此担心。”老师话说得客气，但是神态中可以感到美国佬对我的忧虑的莫名其妙和不屑一顾。
几年过去了，我的确看到了美国学校怎样教会孩子们“扎扎实实”地学习，“脚踏实地”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奋斗。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只要作业一下来，孩子就忙活开了，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得意地告诉我，这是50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论文”。对于作业，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忙上一段时间。
当然，作业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个纸房子可不算完，老师还要让孩子同时提交记录制作过程的文章，特别是制作想法的文字说明；光写一个蚂蚁生活习性的“调研报告”也不行，老师还要让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蚂蚁习性”的三张照片；交上汽车发明史的“论文”，老师会要求孩子同时提交在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的借阅目录存根。
儿子的作业，几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系统工程，孩子非要调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非要动用“听说读写做”的综合能力不可。我发现，这些作业不仅让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非常有成就感，而且兴趣无穷。儿子提的问题渐渐多起来，想像力也开始丰富起来。
有一天，儿子一放学，就火急火燎地非要让我带他去亚利桑那大学的图书馆不可。我正忙着写一篇文章，就和儿子商量：“明天去不行啊？”
“不行不行！要找的书太多了！”
看着儿子急得红通通的小脸，我觉得奇怪，一个孩子，什么事儿至于这样急赤白脸的？儿子告诉我，历史课的作业多着呢！
我要儿子把老师留的作业拿过来，一看，真吃了一惊：这作业的阵势咱们在中国还确实没见过：
1.老师让孩子们去图书馆任意寻找10本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
2.用自己的语言分别写出这10本著作的内容概要。
3.再从每部书中选择你认为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描写、论述或者是数据做5张卡片，一共要做50张！卡片上要注明引文出处，包括要注明作者、书名、出版机构、年代和版本。
4.这还没完，老师还要求孩子们从书中选择自己认为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的10位人物，对每个人物写上一段几百字的评论。
我问儿子，这个作业老师给了多长期限？儿子说四周内要完成。难怪他这么着急，这个“活儿”，就是成年人也得忙活一阵子呢。
学校布置的这类作业一般没有“标准答案”，给你一种可以完全任你自由发挥的空间。当然，让你发挥的只是你的思想，你的文字描写，但是对你完成作业的基本方法和投入的工作量是进行严格要求的。
我很为美国老师想出的这种作业方式而感慨！我想，孩子对学习的兴趣，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作业中一次一次、一点一滴被开掘出来的。
我们中国孩子们面对的作业，更多的可能是课本后面的练习题。我小时候的作业，基本就是默写生字和做那些枯燥的习题。据说现在的孩子简直就是陷在题山题海中了，在这种枯燥的习题中，孩子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是在模仿前人，复制前人，或者说敬畏前人，而不是俯视前人，思考前人，质疑前人，因此也就难以积蓄起超越前人的力量。
美国人有时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牛气哄哄，什么都敢怀疑，什么都敢问一个“为什么”。我想可能与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没有什么让他们感到畏惧，感到不可“冒犯”。美国的教育鼓励孩子们的挑战精神。孩子进入中学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甚至会问孩子：你认为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有什么局限？
———托马斯·杰斐逊是什么人哪？他是美国立国的伟人之一，他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啊！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仅被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而且是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法律文本之一。《独立宣言》被多少西方学者视为是人类高尚道德精神和杰出智慧的结晶啊！
然而老师的这一声询问，起码让孩子们去做几件事情：
1.好好阅读甚至要研究一下杰斐逊和他起草的美国的立国宣言；
2.认真研究一下各种专家学派对杰斐逊的评价；
3.调动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更重要的是老师告诉给孩子们一种理念：你们可以对世间的一切进行质询，进行思考！包括对“神圣”和“权威”的东西进行自己的思考！
我在想，鼓励孩子们在思考中质疑权威，可能不仅是在教授一种奇绝的学习方式，而且是在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品质。理性地看待前人，才能更确切地了解前人的建树，认识前人的价值，看清前人的局限，由此生发的对前人的评价也才能更加客观。
儿子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在互联网上找到《独立宣言》的原文和评价《独立宣言》的各种文章，一边阅读，一边作笔记。他感慨地对我说：“托马斯·杰斐逊绝对不是一般人！”我问儿子：“他哪儿不一般啊？”儿子当时就朗诵起《独立宣言》的原文来：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儿子接着感慨道：“不可思议！200多年前的人怎么就能有这样杰出的思想！可能是受到的压迫太深重，才生出了特殊的智慧。”
我问他：“你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局限？”
儿子说：“我没有发现他的局限，我倒是看到现在人的局限了！”几天后，他把他的作业给我看，题目是《我们今天离托马斯·杰斐逊有多远》，里面充满了现实批判精神。
我相信，老师当时对孩子们的提问，绝对不是让孩子们去否定杰斐逊，而是让孩子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打开眼界，活跃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上的伟人们建造的宏基伟业，感受这些历史伟人的不同凡响之处，从而激发孩子们为社会、为人类进行全新创造的内心冲动。
在完成这种作业的过程中，孩子要阅览比教科书上丰富得多的资料，面对图书馆浩如烟海的书籍资料，孩子们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教科书的内容太有限了，知识的海洋在小小的课堂之外！
孩子在阅读各方专家学者对一个事物不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时，不仅会打开眼界和思路，而且会发现，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复杂，每个人的观点可能都有他的道理，因此，孩子们就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绝对权威”，同时也不会随便忽视“一家之言”的价值。
老师深刻的用心还在于，让孩子们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中锻炼阅读能力、概括能力、思考能力、写作能力，熟悉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归纳整理和综合调用的技术。这可能对孩子们的一生都有用。
儿子进了中学，老师的要求更严格了。论文中要求引文的数量和参考书的数量，不能少于多少篇文章，多少部著作。你的论文观点如何，没人追究，但你的功夫必须下到，你的研究方法要正确，你要言之有据，注重事实！
我想起我参加中国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时的情景，在论文评议表的评语栏中，对评审人撰写评语的第一要求，就是要审定论文的观点是否正确。
———观点是否正确？逢到这时我就非常作难，论文的观点正确与否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是依据我的经验标准，还是依据这个领域的学术权威的经验标准？我想即使是扩张到以人类已有的全部经验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人类凭借已有经验划定的是非界限是永恒不变的吗？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实践吗？而实践恰恰是不断更新啊！我们在高级专业人材的培养过程中，在他们面对全新领域进行探索性研究的时候，怎么能对他们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是与非的评判呢？在我们的高级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在思维观与方法论上犯了一个低级的却是致命的错误？
美国学校给孩子的“大型”作业，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一是没有标准答案，让你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对方法要求严格，训练你观察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三是实用性，让你去关注生活的实际，让你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和价值。这种作业你想偷懒都困难，找不到机会。
美国学校在一种表面上轻松、开放、自由的教育过程中，对孩子的基本的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动手能力、观察能力进行训练，对他们的严谨、细致、专心的习性进行培养，让孩子们从小养成尊重事实、注重调查的务实精神。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看上去和玩一样，但是对过程的要求非常细致，孩子几乎不可能偷懒。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天以上，因此，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据说美国全国科研机构的90%的天文望远镜都在这个地区。
对天文观测来说，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越微弱越好。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摆到了学生们面前。
儿子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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