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图/CFP

　　一年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

　　连续两年呼吁调整生育政策，从标题的变化，我们似乎得以一窥这位学者型人大代表对人口问题的思考与忧虑。与他人不同，纪宝成尚有经济学家，前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部官员，副部级高校管理者多重身份，同时亦坐拥中国人口研究重镇——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这些背景，或使纪宝成的思考更兼具理想与现实。

　　4月3日，纪宝成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

　　南方周末：从两次建议标题的变化来看，我们似乎能够感觉到这一问题的紧迫，和你对此的担忧。

　　纪宝成：我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人口政策是国家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公共政策最起码的一条，就是要因时而异、与时俱进。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变化了的形势，来决定工作方向。

　　应当肯定，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非如此不可。

　　但是到了今天，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近三十年。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 2.1个孩子）已经长达17年。现在，一对夫妇一生平均只生育1.6个孩子，每年人口净增长不足700万。我不认为数量问题还是最主要的矛盾。相反，结构问题已经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中国的人口政策面临重大的历史性抉择。如果我们还按照上个世纪80年代的做法，还执行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时的政策，恐怕就有问题了。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就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弊端可能就出来了，而且还越来越严重。明明看到了弊端，为什么不去解决呢？

　　结构问题已成最主要问题

　　南方周末：你提到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具体指什么？

　　纪宝成：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 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南方周末：你在建议中提到，现行的生育政策造成了空前的教育难题。

　　纪宝成：我曾经在别的场合讲过，大家不要老是骂教育系统。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太伟大了，面对着古今中外从未遇到过的教育难题，把超过8000万的独生子女，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太了不起了。独子难教啊，中国千百年来都是这样的。

　　我们为什么把下一代的成长搞得那么难？独生子女当然可以教育好，但是确实增加了很多难度。我们以前好像总感觉，人口的问题是跟费用的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两个孩子要多少钱，好像一个孩子就容易了，两个孩子就难了。不是这样算的。现在抚养一个孩子用的钱，比过去两个孩子花的钱还要多。而且成长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我看两个小孩可能会教育得更好，他会有协作观念，有奋斗精神，有竞争意识，人的性格也会更完善一些。

　　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

　　南方周末：所以你提出来“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

　　纪宝成：我们国家的人口战略发展研究报告开头就说，如果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峰值控制在15亿人左右，全国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即平均一对夫妇一生生育1.8个孩子——记者注），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总和生育率应保持在1.8左右。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计划生育是国策，保持低生育水平绝对必要。这一条不能动摇。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据人民大学人口所的调查，中国农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于1.8，更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那1.8是一个什么概念？“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

　　我们的调查，城市人口中，有5％因为种种原因不生育，95％生一胎。在这95％的人当中，根据抽样调查，允许生2胎的话，52％的人有这个意愿。到时候放开了，考虑相互影响的原因，最多也就是80％。这样城市生1.6个，农村可能生到2个，到时候城乡人口可能一半对一半（现在城市人口就超过 45％），平均就是1.8。

　　事实上，“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奖励不生育”，其中的前三句话，就是我们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执行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只不过后来，“两个正好”被去掉了。

　　这个政策当时实施得非常成功。那还是“文化革命”当中的事情，也并没有像80年代那么强制，但也能做到使总和生育率从6降到3左右。就这么八九年的时间降了一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我当时在湖北宜昌，我感觉基层也没有费太大力气。

　　南方周末：可能有人担心，放开二胎的话，会不会一放就乱，回到一家生五六个的年代？

　　纪宝成：可能会有人说我这个人太乐观了。我不相信会回到六十年代初一对夫妇平均生六个孩子的年代。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这么做？偏僻地方的年轻人也不会这么做。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荡涤着人们的灵魂，他不可能不卷入到这样一个进程中来，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还是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放开二胎，可能还真是管不住。但城市化进程和教育普及，已经为放开二胎提供了理性、成熟的社会环境。

　　人口学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存在某种负相关关系。日本、韩国都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他们没有计划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3左右，靠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到教育水平，影响到观念转变，当然还有社会保障制度。

　　国内我们也有实践的经验。像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都多年实施二孩政策，但仍保持了低生育率。

　　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而且，放开二胎，也不是就大撒手了。还要不要计划生育？肯定还要。要不要计生委？我估计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并不见得下降很多。工作量还是很大的，要防止反弹，但我认为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这个政策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杜绝第三胎。难点在这。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不认为这个问题比过去还要难。你想想70年代，大部分时候还在闹文化大革命，不也是一下从6个降到3个左右。

　　允许生两个，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愿望的。要生三个，我看是极少数人的愿望。包括农村，他也未必就乐意生3个。我们的计生委，确实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这个难度不要估计得太大。

　　更重要的是，实施这样的政策，干群关系会更和谐，家庭比较完美，可能婚姻状况更加稳定，孩子的成长会更加健康，教育部门的担子也会轻一点。可能我这个人有一点太过浪漫主义，我总希望，能让我们的计划生育成为一项“甜蜜的事业”（笑）。

　　人越少越好是误解

　　南方周末：可以看到，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像你是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

　　纪宝成：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

　　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

　　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

　　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现在有一种误解，好像人越少越好。实际上，你看我们的人口战略研究报告，生育率应该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把人口说得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肯定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口号是不能提的。

　　最多三五年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个期待的政策调整的时间表？

　　纪宝成：我认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而且恰当其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专家一致认为，到时候了。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也不空谈。

　　我们说刻不容缓，不是要马上放开，而是要现在就动手，刻不容缓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还不能老研究，我们觉得两三年就要有行动，三五年就要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通过两三年，最多三五年，我认为就应当全面放开。

　　当然，国家要放开二胎，可能还要经过试点，还要逐步放开，很多问题要仔细周到的研究，比如农村没有男孩的，社会保障要不要有所措施，等等。恐怕光一个计生委还不够。还要发改委、财政部、卫生部、教育部各有关部门的配套措施，既积极又谨慎，把这个事情做得完善一点。

　　总而言之，我们的想法是，学术讨论要积极一点，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进行讨论，就是很好的现象；统计数字要准确一点，现在统计数字不大准，数字不准，心中无数，或者数字是乱的，这个对决策是不利的；决策要慎重一点，这个是必要的；但实施，我们希望快一点。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十字路口上的中国人口政策

　　中国人口专家认为，如果2020年前日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更严格的一胎政策？

　　就在中国1980年正式启动的计划生育政策－－按照当时中央的计划－－本该明年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政策纷争再起。只不过这次，挑战者是捍卫者。

　　程恩富，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在上个月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提出议案，建议中国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通过降低中国人口的总数（将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降低到1.2，远低于更替水平2.1），以使中国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生活水平，进而解决中国正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诸多问题。

　　一位网友支持者说得更白，“如果我们国家只有3亿人口，相信很多事情和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计划生育必须要坚持到底，坚持到让中国人感觉到地广人稀为止。”

　　但反对者众。一家门户网站就此进行网络投票，13万余名参与者中，67.5％的人表示反对。

　　而在学界，对此更是呛声一片。在一些学者看来，程的观点并无新意。这种观点纯粹视人口为一种负担，进而将减少数量作为唯一或者最主要的目标，而对现在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结构问题视而不见。这些结构问题包括中国正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迅速老龄化，严重的性别比失调，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面临从过剩到“短缺”的逆转等。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不过从1984年起，因遭遇大反弹而逐渐放松。目前，只许生一个孩子的，占总人口的35.9％，头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的占51％，允许生两个孩子的占9.6％。整体而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理解为“一胎半政策”。

　　2000年人口普查之后，由于有了新的人口数据的支持，人口学界达成高度共识，即中国人口形势已发生历史性转变。低生育率而非人口数量，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难题的根源。当时，我国已经在连续8年的时间里生育率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

　　从那以后，一批国内最优秀的人口学家，开始了唤醒官方正视已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的行动，并试图通过扎实的调研推动政策的调整。

　　此时重提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被视对“放松政策”的一种高强度负向反应。

　　时间表已定

　　当1980年中国启动 “计划生育”这项公权力强力干预私权利的政策时，中央明确指出该政策针对的是“一代人”，持续的时间是“30年”。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发表的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对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的说明。

　　如今，距公开信的发表，已经过去了29年。

　　公开信提到，“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

　　如今，近30年过去，这些曾经被认为“因为误解”或者“可以解决”的担心，正一一成为现实，而且日渐严重。

　　中国的人口政策，这个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不过，战鼓已经敲响。十七届三中全会宣布，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城乡统筹。中国人口问题专家王丰教授说，这也就意味着，在2020年前，中国最大的公共政策之一——人口政策，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

　　这意味着，在人口政策上，到底是城市向农村看齐，还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亨利·温特学者、亚洲问题专家尼古拉斯·艾伯斯塔德曾受邀参与首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在那次论坛上，艾伯斯塔德将人口问题看作全球风险的最终问题。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艾伯斯塔德视“人口减少一半，人们两倍富有”的观念为“一种非常糟糕的自甘堕落——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似乎中国人是封闭围栏中的动物，对周围那些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除了咀嚼，别无办法。”

　　事实上，人类可以创造财富以提高生活水平：整个20世纪，全球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三倍，而人均收入则增加了四倍。而过去200年间的经验表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正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财富不在于矿山、森林或自然资源的沉淀。现代国家真正的财富在于其国民。”艾伯斯塔德说。

　　艾伯斯塔德提醒中国注意新加坡的先例。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加坡亦曾大力提倡节制生育，虽然迅速在意识到这将导致低生育率后调整了政策，却为时已晚。十余年来，虽出台“婴儿花红计划”鼓励生育，新加坡依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和世界上所有低生育率国家一样，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成功。我们为什么就相信，中国在她需要提高生育率的时候，会比新加坡、日本、韩国所有的国家都更成功？”

　　“不要等到将来，我们又要在人口问题上说‘悔之晚矣’。”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亦不无忧虑。在过去的两年，纪宝成以人民大学人口学系的研究为基础，曾连续提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允许二胎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