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体制性危机

中国的教育，原为国家大包大揽，教育费用由国家财政支出。教育“体制改革”以后，教育逐步与财政“脱勾”，被一步步推向社会、推向市场。教育开始向所谓的“产业化”（实质就是市场化）过渡。处于一种“事业化”和“产业化”交混的状态。国家仍然在政策上、财政上对教育作一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补贴，但很大程度上教育要自谋“发展”。中国的教育开始被商业和市场所腐败，社会邪气开始侵蚀教育。教育开始在中国的世俗化大潮中沉沦。由教育行政官员、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共同型构了今天中国教育的腐败。教育行政官员贪污腐败，教师堕落、丧失师德，学生流俗，家长推波逐澜助长腐败。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以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教育本来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主要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而“产业化”、“市场化”以后，教育蜕变成为一个“行业”，一个赚钱的行业。这一来，经济效益成为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演变成了销售与购买的关系，对被教育者而言，教育已变成消费。没有钱就上不了学，读不起书。考起大学而读不起大学的人不在少数。对许多农村家庭而言，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一件悲喜交加的事情，一来孩子有出息了，有希望了；二来整个家庭将因而破产。为供孩子上大学，他们不得不卖掉耕牛、卖掉房子，有的甚至拖着年迈的病体外出做苦力以供养孩子读书。这样的事，在广大农村，司空见惯，不胜枚举。

教育乱收费这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的一个普遍现象，政府三令五申，一而再再而三地整顿，但收效甚微。幼儿园，除一次性缴纳的正常费用不算，孩子学绘画要交钱、学英语另外交钱、学唱歌跳舞要另交钱、学识字要另外交钱、不交钱孩子只能坐在旁边，被冷落、被歧视。试想想这种冷落和歧视将给我们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庆“六·一”儿童节，组织活动要交钱，去春游要交钱，不交钱不能参加活动。这种冷落和歧视又有哪个家长能忍受？我认识的一个家长为孩子不受到这种冷落和歧视而去卖血。这些额外收取的费用用于园工园丁们发奖金涨工资。

在这种产业化、市场化的教育中，教师的师德丧失殆尽，浑身社会邪气，行贿受贿之风气焰嚣张，家长们推波逐澜，在对教师的行贿方面互相攀比，寻找一切机会向教师行贿。教师节、中秋节、春节、开学之时、教师生日、教师父母儿女的生日、婚丧红白之事都是向教师行贿的高峰时间，出手一个比一个重，生怕送礼份量不足而影响孩子的教育，而教师们也乐于受贿。为此，中小学教师的灰色收入远远大于正常工资收入。我有个同学在重点中学教书，两个班级共计一百余人，据他本人透露，每年其灰色收入有十五六万。

而大学则变着戏法出售文凭。什么函授，什么委培，什么“二级学院”，什么“自费”，什么“远程教育”，这些都是高校为卖文凭而变出的戏法。只要交钱，你考试就一定能过关，文凭也一定能到手。哪个学校哪个系科的文凭卖得好、销售得多，这个学校这个系科的教师收入就多。为此，各学校各系科才争先恐后地改名字、设新专业、设新学科。历史系改名决策科学系，数学系更名计算机科学系，外语系更名外语外贸经济系。因为“科学”的文凭，“计算机”文凭、“外贸”的文凭更好卖、市场购买力更大。

教育在经营过程中有了“产出”，有了大量的利润，接下来就要进行分配。怎么分配呢？自然是按资历、按学历、按职称（当然不是按教学效果和实际水平），于是教师们开始“争名”，因为“争名”才能“夺利”。于是乎假论文、假专著、假学历、假文凭、假头衔纷纷问世，假学道、假教授开始粉墨登场。本科算不上学历、硕士遍地都是、博士也开始投入批量生产，教授——大学的灵魂，开始普及化。“大学精神”萎缩殆尽，“商业精神”茁壮成长，我们的大学从思想精神的集散地蜕化成世俗腐败的名利场。学术腐败、教师堕落、学风日下，高等教育危机重重。大学的神圣性消失了，大学精神坍塌了，大学的人文关怀没有了，大学已经不承担社会价值，不引领精神方向，蜕变成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一个产业，一个追逐利润的行业。这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四）母语危机

中国教育的第四大危机就是母语的危机。我们的母语就是汉语，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语言。我们民族的语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优美的语言，也是最优秀的语言。无论从文字的构造，还是语言的表现力抑或语言的韵律和典雅程度来看，我们的民族语言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与中华民族的语言相比美。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的殖民化过程中，我们民族的语言被败坏了，被糟蹋了，中国人被人为地置于母语的危机当中，不能正确地感受、体会、学习、掌握和使用自己的母语，从而使中国人丧失了文化和精神的创造力。语言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是思想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文化传承和精神创造的凭籍和资源。母语的危机，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对此，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发动者们难辞其咎，《马氏文通》难辞其咎！“现代汉语”难辞其咎，现代教育难辞其咎！

母语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国人语言能力的普遍低下，中华民族呈现出集体性的语言低能。人们不能充分体会和感受民族语言的意蕴和魅力，不能正确地学习和掌握民族的语言，也就无法用民族的语言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这是中国百年来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缺乏重量级人物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民族精神的萎缩是与民族精神创造力低下相关联的，而精神文化的创造力低下又直接导源于母语低能。我们从小开始学习民族语言，学了几十年仍然不能写一篇象样的文章，“作文”历来是中小学教育的老大难问题。许多拥有硕士、博士头衔和教授头衔的人（尤其是非人文学科）母语运用能力仍然非常低下，更不用说非知识阶层的人们。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待母语的态度和学习母语的方法错误。

现代语言学把汉语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种对民族语言的二分法还带着强烈的取舍情绪和潜在的价值判断。这种对母语的二分法及态度认为“古代汉语”、“文言文”是传统的，按“五·四”逻辑来定性则是“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是“糟粕”，因而是无用的，没价值的，是应该抛弃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无一不对文言文竭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无不对文言文深恶痛绝，仇视鄙弃。后人则击节称快，巴不得如此，他们就有了不学习文言文的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教书的人省了许多麻烦，学习的人免了许多“头痛”。“我是现代人，不学文言文”，就成为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学了几十年的白话文和现代汉语，却始终无法洞悉民族语言的奥妙，无法有效地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无法摆脱语言低能的状况。

中华民族的语言有其自身独特的自性特质，要穷尽其奥妙，就不能违背其固有的规律。就本质而言，中国的语言没有所谓“古代”与“现代”之分，只有“书面”与“口头”之分，有“典雅”与“平淡”之分。语言自身有其传统，我们不能人为地割断这个传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开新和创造。而背离传统割断传统，最终的结果只能让我们的补充、开新、创造的努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口头”代替不了“书面”，白话也无能取代文言。消解了语言的形式美，必将导致其表现力的苍白，而表现力的苍白又必将导致其创造力的枯竭。

《马氏文通》以后，中国的母语教育走向了所谓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用西方拼音化语言的语法分析法来作为汉语的教学方法。这是汉语教育教学的灾难性选择。这种语法分析法有如一把手术刀，把优美的语言肢解为“主谓宾定状补”，把对语言的学习变成“造句”、“填空”、“选择”、“分析”。但空填得再好，ABC选得再准，主谓宾分析得再透也无法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力和使用力。讲古汉语的老师不能用文言写作，研究唐宋文学的博士不能写一幅对联，更不用说古诗词，教了十年的语文课，也同样写不出一篇象样的“作文”，又怎能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道理就这么简单！要知道那些反对文言文，倡导白话文的“大师”们，从鲁迅到胡适有哪一个不是“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培育出来的？有哪个不是读圣贤经典，读文言文读出来的？有哪个是靠分析“主谓宾”、“定状补”分析出来的？有哪个是靠填空填出来的，靠选ABC选出来的？淳沫若、徐志摩能在新诗上有所造诣，那是因为他们七八岁时就能对出优美的对子，写出漂亮的古诗。没有旧学的训练和涵养，哪来他们新学的造诣？陈寅恪先生就曾以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题。这就是大师的见地！文言的训练，语感的培养是可以在短期内见效的，而且是见奇效。本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训练学生用文言文写作，屡见奇效，学生写作能力突飞猛进。本人在北京圣陶学校教小学二年级古诗文，学生三个月可对出优美的对子，现场考核，《人民日报》记者为之瞠目。而相形之下，“现代汉语”教育方法，十年也难以达成。传统教育的方式是我们的祖先集数千年的经验和智慧总结出来的，实践证明是有奇效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弃之如弊屐如垃圾如糟粕？

母语的危机，母语的低能，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和追问？改革现代汉语的教育教学方法，放弃用西方拼音化语言的教育方法来从事民族语言教学，使用传统的母语学习和训练方法，提高国人的母语能力，增强我们文化传承的能力和精神创造的能力。复兴母语，这是现行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对治之道

针对现行国民教育的上述危机，笔者在此提出对治之道。总结起来就是五大教育理念：

理念之一、重“传道”，重“育人”

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注重“传道”和“育人”，传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教育要彰显人的光明德性，要育人，要注重德性教育和人格教育。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要把被教育者的人格培养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理念之二、“君子不器”

教育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工具。教育的目标是完善人的生命，从知性和德性两个方面去完善。反对教育的应试化、职业化和工具化的价值取向。反对教育对人的异化。以儒家“君子不器”的理念，取代现行教育的工具化理念，实现教育完善生命完善人性的目标。

理念之三、复兴母语

从根本上改变白话文运动以来对文言文的基本态度，反对把民族语言进行“古代”“现代”的二分。民族语言是一个有自性特质的有自身传承的有机整体。反对用西方语法学的方式分析和学习民族语言，恢复母语学习的传统方式，彻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育。从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实行归根和返本，从而根本上摆脱民族母语低能的普遍状况。

理念之四、反腐败，倡师德

反对教育向产业化、市场化纵深发展，提倡教育向公益化发展。整治教育腐败，重建教育行为规范和道德秩序。力倡师德，重塑教师形象。

理念之五、读经典，习礼仪

经典指的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典籍。中国文化的主体就是儒家文化，儒家经典是民族文化之源。读经典，则“传道”在其中，“育人”在其中，“德性彰显”在其中，“生命完善”在其中，“母语复兴”亦在其中。读经典是对治现行教育危机的综合之道。中华文明是礼乐的文明，礼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力量，人在习礼的过程中，会得到陶冶，其“辞让之心”，“敬畏之心”都会在习礼的过程中得到呈现。读经习礼，相辅相成。要把经典教育，礼乐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要把经典立为必修课，作为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按上述五个理念来改造现行国民教育，则教育的危机可逐步化解。教育改造的成功与否关乎民族复兴之大业，每个中国人都应慎思之，力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