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危机及其对治之道

周北辰

中国是礼义文教之邦，在人类各大文明形态中，中华文明以重视教育而独树一帜。对教育的重视型构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固有的自性特质。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圣贤人物都是伟大的教育家，无一例外。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开出了数千年的宏大气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一直遥遥领先。圣人孔子综合三代，继往开来，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承接了源自上古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传统，集其大成，被后人奉为“先师”。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宏大气象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先师开出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没有董子，哪来大汉？没有文中子及其培养出来的房杜魏等将相之才又哪来大唐盛世？无数的往圣先师才是创造中华文明史的真正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师”才有了仅次于“天地君亲”的神圣地位而被人们所供奉。“师”所承担的正是“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传统中国，人君贵为天子，在老师面前也得行大礼。教师和教育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百年以来，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所支撑的霸道强势的压迫下，在民族“救亡”的呼声中，在“师夷制夷”的意愿中，在反叛传统的迷狂和全盘西化的幻觉中，中国的教育沦丧了，一步步滑向以夷变夏的深渊。传统被抛弃了，先师被打倒了，中国的教育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直至今日，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教育，乃民族之本。看一个民族的现在和将来，只需看他的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生命活力之表现，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衰则民族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必须首先从教育改革开始。对治教育危机，改造现行教育，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要义。

一、中国教育的四大危机

中国的教育，危机重重，要而言之，有四大危机。

（一）价值性危机

教育的基本职能有二，一是“教书”，二是“育人”。“教书”，指的是传授知识，“育人”指的是对人的培养、培育。知识传授为“知性”教育，对人的培养培育则为“德性”教育。“知性”教育，其目的是让被教育者掌握知识，完成被教育者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而“德性”教育，其目的在让被教育者生命中所固有的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即《大学》之所谓“明明德”。“明德”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光明的德性，即神圣的善的本性（蒋庆先生语）。人的“明德”显现，其品格才能得以提升，其人格才能逐步趋于完善。只有人格完善了，其生命才能呈现出理想的状态。因此“德性”教育又可称为人格教育、生命教育。蒙学经典《三字经》开篇即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如果我们不注重人的“德性”教育、人格教育，那么，生命中固有的“明德”就不能彰显出来，人的德性就会发生改变，其人格就不能趋于完善。如果人格不能趋于完善，其生命中神圣的善的本性得不到彰显，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传授再多的知识，都将无益于生命成长。正因为如此，韩愈才如此定位教师的职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德性”教育正是“传道”教育。这里的“道”就是“大学”之道，即“明明德”之道。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已经不“育人”了，不“传道”了。究其主要原因，正如蒋庆先生所言，“学绝道丧”、“礼崩乐坏”。圣人之学被我们抛弃了，“孔家店”被打倒了，六千五百年悠久而伟大的传统被当作封建糟粕抛进了文化的垃圾堆。圣人之道丧失了。没有了“道”，还传什么呢？试想想我们身边的教师们，有谁还读圣人之书？试回忆一下，曾教过我们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们，有谁让我们读过经典？既然我们的教育不传道，不“明明德”，不完善我们的人格，不彰显我们神圣的善的本性，那我们又如何要求医生讲医德，商人讲诚信，不制造假药、假烟、假酒、假奶粉？又怎么要求教授们不写假论文？又如何痛斥官员们贪污、腐败、渎职？道德崩毁再正常不过了！“道德”、“道德”，有其“道”才有其德，“道”之不存，“德”将焉附？“道”都没有了，“德”从哪里来？其实，贪官污吏们，滥医奸商们，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我们糟糕的教育的受害者，是我们只教书不“育人”，不“传道”的教育的受害者。

教育要“传道”，传什么样的“道”？教育要“育人”，把人育成什么样的人？这是教育必须要进行的追问。这是教育的价值性问题。教育如果丧失了价值性的关怀，没有了价值的诉求，那么，教育就会是残缺的，教育的职能就不能尽到，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教育的残缺就会导致被教育者的残缺。没有价值诉求和价值关怀的教育所教育出来人，就不能“明明德”，不能彰显其生命中固有的神圣的善的本性，其人格就不会健全，其德性就不会光明，其生命就不会完善。而这种残缺的生命没有光明德性的生命是不可能具有向上的生命活力的，是不具有希贤希圣以稀天的内在生命冲动的，自然也就不具备崇高的创造的力量。教育的性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人的性质，而人的性质则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质。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就看他的教育的状况，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看他教育的现状。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心危危，人心危危，国民道德水准已突破底线，官员贪污腐败，教师不守师德，医生不守医德，商人不讲诚信，学人没有正气，连和尚也六根不净，不持戒律，盗贼没有义气，乞丐都是骗子，为贫者不安，为富者不仁，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丧失了最起码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伦理秩序及公共道德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这一切都是因为教育缺乏价值目标，没有价值诉求造成的，是我们的教育不“传道”，不“育人”造成的。儒家有“人禽之辩”的义法，孟子言“人禽几希”，就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有道德，而禽兽没有。人如丧失了道德就无异于禽兽。不传道不育人的教育，没有价值诉求和价值关怀的教育就只能把人培养成禽兽。中国社会的悲哀是中国教育的悲哀造成的，中国道德的危机直接源于中国教育的危机！因而，欲解决国民道德危机，必先解决国民教育危机，欲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和公共道德生活，必先重建教育的“价值系统”，让教育切切实实地承担起“育人”的责任和“传道”的使命。

那么，教育应该传什么样的“道”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教育自然要传中国人的“道”，传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道”。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之先已历数千年，当中国社会繁荣、人文昌盛之时，欧洲尚处于蛮荒时代。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繁荣昌盛所赖以凭籍的就是我们民族之“道”。这个“道”就是源自上古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子、文中子、朱熹、王阳明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其中孔子集其大成。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所谓三纲领。“明明德”前面已讲过，即是彰显人的生命中固有的光明的德性，即神圣的善的本性。“亲民”指的是“爱民”，以民为亲，视民如亲人，孔子曰：“仁者爱人”，对民亲爱，对同类亲爱。有了对民对百姓对同类的这种亲和爱，人才能有家国天下关怀和济世情怀，才会努力地建功立业，服务社会，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谋福利。“明明德”是内圣之道，是个体生命的完善之道，“亲民”则是外王之道，济世之道，关怀天下国家之道。“止于至善”就是“内圣”“外王”合而为一，内外打通，圣王合一，与天同德。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至善，即最高的善（蒋庆先生语）。内圣外王是最高的人格理想，最完善的生命状态。

我们的教育要传的就是这样的“道”，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传的也是这样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之道。

当我们全力移植西方现代教育的时候，却忽略了西方教育中的另一重要因素，那就是西方现代教非常重视传道和育人，在西方国家，宗教教育是进入国民教育体制的。每个学校都开设有宗教课程，至于教会学校就更不用说。西方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宗教教育，西方人除了重视科学技术的工具化教育以外，还非常重视宗教教育、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基督教、天主教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内始终承担着“传道”“育人”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老外”比我们“文明”多了。他们不学“雷锋”，但照样会扶老携幼，急人之难；他们不读孔子之书，照样彬彬有礼，医生照样救死扶伤，商人照样诚信。他们不肆无忌惮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主要不是因为对法律的恐惧，而是因为其社会伦理秩序和公共道德秩序并没有崩毁，人们还守护着道德的底线，守护着行为规范。欧洲诸国的乡村，处处是教堂，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教堂为中心，恬静、和谐而安详。一个朋友到了法国乡村，不禁感叹：儒家所追求的礼乐社会，在这里已成现实。是的，不惟儒家讲“礼乐”，别的文明也讲“礼乐”，遗憾的是，中国的西化论者们视“礼乐”为“封建糟粕”，只知西方有“科学民主”，确不知西方也有“礼乐”，西方社会也是礼乐的社会。

西方教育重“传道”、重“育人”，我们学习西方教育却抛弃了“传道”、“育人”内涵，习其表不习其里，学其末而不学其本。实为憾事。

由此可见，教育无论是向民族传统回归也好，还是学习西方也好，都应该重“育人”，重“传道”。“传道”、“育人”是为教育之本。以古圣人之道作为教育的价值系统，并以此改造中国现行教育不“育人”，不“传道”的弊端，拯国民教育于危机之中，让教育真真正正、切切实实承担起“育人”和“传道”的神圣职责，这是中国现行教育走出困境，摆脱危机的根本之所在。也是中国现行教育走向健全和完善的根本之所在。

（二）方向性危机

中国现行教育的第二大危机是方向性危机。中国现行教育中，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应试教育”，高等教育是典型的职业化教育和工具性教育。“应试教育”从属并服务于职业教育及工具性教育。应试教育所追求的是升学率，升学率是整个教育工作的目标，也是评判教育效果的唯一的标准。应试教育，从教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到教育的体制建构都无不以升学率为中心、为目标。教育所固有的神圣职责，如：德性的彰显、人格的培育、生命的完善、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培养、创造潜能的开发等等全都萎缩甚至被取消。考试的分数和升学率成了整个教育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成了评判教育活动的唯一的标准。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系科建构到专业设置，到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使用都呈现出职业化和工具性的特征。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和培养各种类型的工具型人才，高等教育极度的媚俗，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能否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是评判一个大学好坏的标准，是评判一个专业优良与否的标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工具。教育不传道、不育人，不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不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注重生命境界的提升，不注人格精神的塑造，不注重人文关怀的培育，而只着眼对“工具”的打磨。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的导引下，中国的高等院校沦落成了一个极度世俗化和平庸化的社会。没有了“大学精神”，高校承担不了他本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完成不了对创生社会精神生活和引领时代精神方向的担当。“大学精神”的式微导致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大学蜕化成了商业和市场的奴婢，随时随地都在看着主子的脸色，根据主子的好恶和心情调整着自己的表情和行为。请看一所师范大学的系科设置改革，荒诞而滑稽：历史系更名为“决策科学系”，生物系改名成为“生物工程技术系”，外语系改名为“外语外贸经济系”。牵强附会，别扭滑稽，平庸俗气，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要知道这是一所师范大学。好象一个系科一个专业不戴上“科学”、“技术”、“经济”的帽子就不“与时俱进”，即使是风马牛不相接，也要去弄一顶，也不管它是否合适。“历史”就一定关乎“决策”吗？就一定是“科学”吗？外语就一定关乎“外贸”吗？何谓“师范”？才高为师，身正为范。这种平庸不堪，俗气十足的学校也敢妄称“师范”？岂不玷污了“师范”二字？

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平庸化、世俗化相辅相成，共同把中国的教育推向了工具性的深渊。它所最终完成的不是对人的德性、人格和精神生命的培育，而是把人塑造成工具——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工具。从而使教育导致人的异化，而不是使人性趋于完善生命趋于完美。教育走向了他应然的反面。这就是教育的方向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