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外用之学（下）

焚书坑儒事件的真相
就“焚书”来说，秦始皇是把周青臣的恭维，和淳于越的争议，命令大臣们会议。结果，承相李斯特别提出“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都烧了。李斯当时是权倾一时的首相，又是儒者荀子（卿）的学生，所以秦始皇采取他的意见，就下命令写了一个“可”字。你说他是独断独行吗？如果现在依法平反，该判“焚书”之罪的是李斯和楚霸王项羽。而且当时所烧的书，是指私家藏书。但博士官有的藏书，集中在咸阳宫中，后来被项羽放一把火，连同阿房宫也一起烧了。但苏东坡却认为“焚书”的罪过，应该由荀子来负责，因为李斯是荀子的学生。
至于“坑儒”呢？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称皇帝的时候，不但设有“博士”官职，录用来自诸侯各国的儒生们，其他在咸阳做官或吃闲饭的“宾客”还有不少人。“坑儒”的事件，发生在他死前两年，那时阿房宫也早修成了，他天天沉湎在酒色之中，自我逃避，自我麻醉，就是朝廷中的大臣们，要找他请示也很困难，不知他在哪里。他既怕死，又想寻找长生不老的药吃。那当然是百病丛生，精神很不正常的人了。照现在来说，糖尿病、高血压、前列腺肥大等，甚至还有莫名其妙的多疑和恐惧症。所以他在宫中，看见从外面经过的丞相车队卫兵很威风，心里很不高兴。过几天，丞相的车队卫士减少了。他就怀疑当天跟随身边的人，泄漏他的状况，统统都拿来杀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有儒士侯生、卢生两个人，互相谈论。背后讥笑他，并且不想为秦国做事，就偷偷逃走了。秦始皇知道了，勃然大怒说：“诸生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老百姓），使御使按之（按就是查办）。”历史真实的记载，便是如此。为这件事，他大发脾气，叫执法的“御史”，依法查办，也并没有说立刻要杀人。但“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个余人”。可是，一班在咸阳的儒生们，为了表示自己清白，自写坦白书、悔过书，有的还密告他人。一个牵连一个，又互相告密，因此构成犯法的，共有四百六十人，所以弄得他更暴怒了，下令把他们统统活埋了。千古以来的书生们，都是“眼高于顶，命薄如纸”，平常喜欢高谈阔论，批评说理，滔滔不绝。一旦有事，大都便推过别人，自卸罪责。这也是世情之常，令人不胜悲叹的事！
由于这作事，虽然他没有下令要活埋天下的读节人，但确实使人很震惊，引起知识分子和一般人们的反叛情绪。因此，他的大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便来对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以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谁知秦始皂听了，反而更加大怒，立刻下令外放扶苏，派他到上郡（延安）蒙恬所管的军区当监军（政治部主任）去了。就这样种下祸根，他死后，太监赵高假造他的遗命，要扶苏、蒙恬自杀，提早促成亡秦的后果。这就是秦始皇后期精神变态到了最严重的时候，造成所谓暴君暴行的由来。

郡县为中央的“分公司”
二、设置郡县。自三代以下，以及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制度，都是从宗法氏族的传统而来，长达千年以上。所谓中国上古的分封诸侯，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部落封建，这是大有差别，不可混为一谈的。而且在周、秦时期，所谓“国”字，就是地方政治单位的名称，也并下完全同于后世“国家”的概念。历来都说周朝初期分封诸侯，号称八百之多，究竟诸侯有国的数字有多少，现在很难考证核实。但在周朝所封的诸侯，并非完全是“姬”姓的家族，不像秦、汉以后的帝王们，非同姓不封王的作风。因为“姬周”建国文化的精神，正如孔子《春秋大义》所标榜的，是以“兴灭国、继绝世”为宗旨。所以当时封建的诸侯，有的是找出尧、舜以前的故国，对于人民有建功立德的后代来封侯建国的，例如炎帝的后代等。甚至把革命以后的殷朝后代，也照样分封为诸侯，决不是后世那一套赶尽杀绝的做法。这就是上古宗法社会。重视“孝”道的观念而来。我要“孝”顺我的祖宗，你也要“孝”顺你的祖宗。我要尊重我的族姓，你也要尊重你的族姓。上古人口不多，人民生活的经济来源，都靠农业生产。尽管分封诸侯各国，但农业生产的土地，仍属中央王朝所公有，只是规划为“井田”制度，达到共有共亨的目的。诸侯各国，相安无事，同奉中央王朝的周室为共主。
社会的发展，促使历史的演变，到了春秋时期，中央王朝共主的周室威望渐衰，诸侯恃强凌弱，互相吞并。尤其是传统文化精神衰落，所谓“春秋两百四十二年之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屡见不鲜。战伐侵攻，不可胜数。”如果是为上代复仇复国而战的，还勉强可说是正义之战，只有二桩，其他都是仗势欺人的侵略战争而已。因此，到了战国时期，包括秦国就只有七国在互争雄长了。
秦国是周室王朝中期所封为西北高原上的诸侯，历史文化的根基不深厚，又是新兴的诸侯之邦，为了争做雄长的霸主，就须引进外邦有文化的人才来治国建国．并且眼见自秦岭以东的各国诸侯，沉湎在老套守旧的办法，社会散漫，政治也不见得高明，因此，自秦孝公开始，就采用“法治”的主张，放弃“礼治”、“德治”的传统，专重功利为主的做法。
恰巧在秦始皇十三岁即位那一年，韩国想用办法把秦国搞成民穷财尽，使他再也无力向东用兵。便派了一个搞水利工程，名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去做间谍，设法说动秦国发展水利，打开泾河引进灌溉。工程到了一半，被秦国发现是韩国的阴谋，要杀了郑国。他便说：“你们现在要杀了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已经做到报国有功，因为你们为了做水利工程，没有出兵打韩国，等于我使韩国迟亡了几年。不过，你们要知道，这个水利工程做好了，便是你们秦国子孙万世的利益啊！”因此，秦王没有杀他。工程完成，使秦国增加四万多顷的农业生产土地，改善环境，经济增长，国家社会更加富有。但也可说使秦始皇开始对建筑工程有了认识和兴趣，所以后来要建造咸阳宫殿，建筑史无前例的“阿房宫”了。
至于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改天下为郡县的建制，推翻千年以来的传统，为后世中国留下大统一的大业、并非秦始皇有特别过人之处，那是因为他自小跟随吕不韦长大，耳濡目染，懂得大商贾的经营方法。等于现代人明白商业管理，中央是个母公司，是有绝对表决权的控股公司。天下各路的郡县，是子公司（分公司），只听总（母）公司的决策来执行业务。秦始皇懂得吕不韦的经营手法，所以决定改“封建”为郡县。例如明代的朱元璋，因为当过和尚，所以建立明朝的官职，有的是完全照寺院里僧职称呼和做法，如“都察”、“都监”，乃至封僧官为“总统”、“统领”等，都是禅门丛林制度设立的名称。
但话说回来，秦始皇改建当时中国的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丞相李斯的建议，也是很有力的道理。李斯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周封子弟，子孙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天子弗能禁”等理由。
秦始皇才说：“天下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说是靠祖宗的保佑）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因此，决定改制，但是，须要再交“廷尉”（中央执政的大臣们）会议通过，才付执行。
由此来看历史的经验，要求政治和社会习惯的转变，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所有的暴君，却成为改变历史的革命者，只不过坐享改革成果的，并非他本身而已。

张良一席关键性的盘算
当秦始皇死后三四年，轮到楚（项羽）汉（刘邦）相争未决的时候，郦食其对刘邦建议，再来分封六国的后人，必定可以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刘邦听了，认为很对，马上叫人快速刻铸大印，就要叫郦食其代表他去分封六国的后人为王了。刚好张良进来，刘邦正在吃饭，就顺便告诉张良这件事。张良就说：
臣请借前箸（借用你的筷子当算盘），为大王筹之（为你盘算）。汤武封桀纣之后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一）武王入殷，发粟散财，休马放牛，示不复用。今大王能之乎？（二）且天下游士，离亲戚、弃坟墓、从大王游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复立六国后，游士各归事其主，大王谁与取天下乎？（三）且夫楚惟无疆，六国复挠而从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四）诚用客谋，人事去矣！
刘邦一听，立刻吐出嘴里的饭，大骂说：“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这两句古文，如照现代话坦白地说：“他妈的，这个穷酸的书呆子，几乎把老子害惨了！听他的话去办，我的大事就完蛋了！快点，快点，把那些封侯的印给我毁了！”
由于这件历史的故事，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对于习惯已久的分封体制，是多么难以忘情啊！后来刘邦打垮项羽以后，建立汉朝的政治制度，以及官职名称和法律，大体上都是直接沿用秦朝的一套。再经过几代以后，才慢慢地有所改变。甚至到了现代，我们如果去查宗族的家谱，就会发现，注明最先的祖宗，来自颖川郡、南阳郡等地名，那就是照秦、汉旧制行政区域的专称，由此可见宗法氏族社会，对统一国家、团结民族坚强作用的价值。但宗法氏族，不是种族问题，这可不能混为一谈。“治国”犹如“齐家”一样，你想改变自己家族们生活的旧习惯，也是很不容易的事，须从本身的“修身”开始，以身作则，有耐性，有方法的慢慢转化才行。何况“国家”是许许多多“家族”的组合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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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帝王修身齐家有几人?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任何人读了《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言，都会为之首肯，认为是有道理。即使现代，美国式的民主社会，当他们要选举总统的时候，就会要求候选人的人品和家庭夫妇关系等，没有污点或缺点。这便是东方西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德要求。你看人性是多么的奇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要求别人是好人，是圣人。但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有许多理由可以原谅自己，辩解自己。等于人人手里都有一把标准尺、有一天秤，到处衡量别人，是不是够得上圣贤的尺码和分量。但对于自己，就很少称量了！

“修身”从自我批评做起
就如我们现在，讲《大学》，评历史，大胆放任批评古人，要求严格。说来惭愧，我们自己本身呢？那就很难说了。不过，你们也经常听过我的自我批评，如我一生，只有两句话，“一无所成，一无是处”，如此而已。大家喜欢研究《红楼梦》，我是不太内行，不过我最同意作者在《红楼梦》开头的几句话：“负父母养育之恩，违师友规训之德。”实际上，这两句话，就如我的自白一样。其实，读懂了《红搂梦》，就会真知“修身、齐家”的重要，也可了解人性的缺点和优点。
由“修身、齐家”讲起，我们必须要明白，它的重点，就在自我的“修身”。身不修、家不齐而奢言治国、平天下，不是不可以，只是“偏中偏”，很少能够做到“偏中正”。为什么孔子特别推崇尧、舜？他的重点，应该是在“修身”。别的不说，你只要看我们过去传统文化教育，所注重宣扬的“二十四孝”，就可明白了．二十四孝里的人物，都是发生在有问题的家庭。所以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如果家庭没有问题，大体上说，个个不算太坏，就没有什么孝不孝的问题存在了。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假如人人自爱，尊重自己，同样的，也尊重别人，爱护别人，那还要说什么仁义不仁义呢！

大舜孝感天地平天下
就以“二十四孝”来说，榜上桂头牌的第一个人，就是姚舜。大舜出生在一个最有问题的家庭，父亲顽固而且粗暴，几乎是毫无爱心的人。母亲（有说是后母）更糟糕，她是一个泼辣而嚣张的女人。他有一个弟弟，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而且是很自私，占有欲甚强的个性。但是世界上的父母，大多数都有偏心。他的父母，又特别偏爱小儿子，并不喜欢大舜。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所谓“动辄得咎”，没有一天的好日子可过。但是大舜丝毫没有怨恨，挑起一家生活的担子，尽量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结果，还是被父母赶出家门，只好自谋生活，去做陶器来卖。当然，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自然会被别人当故事，当笑话来谈论。因此就被帝尧知道了。经过考察，决心想培养他，就把自己两个女儿嫁给舜。慢慢叫他办事，一步一步地提升他。但他的弟弟看了眼红，又贪图两个嫂嫂的姿色和家势，就想办法要谋杀大舜，故意要父母叫他凿个水井，准备在他工作中活埋了他。总算大舜知道弟弟的用心，在打井工程中，横打一个出路，没有被活埋了。但他对弟弟仍然没有仇恨的心理，不只原谅，而且照样对他友爱如初。
古代的历史记载，文字简练，而且没有花边资料的描述，不过经过的大要，都已有了。记叙大舜是从这样的家庭环境出生，还能“修身”“而立”，做到“齐家”。后来帝尧把他放在政治中心去历练，叫他担任过各部不同的工作，最后授命他总理国政。实际上，后来帝尧在位的政绩，大多都是大舜的功劳。这样，经过了二三十年，帝尧老了，快到一百岁了，才让位于他。而在大舜担任国政的时候，他的母亲也老了，眼睛失明，看不见东西，或许是白内障之类的病。那时，医药并不发达，大舜就亲自抱着母亲的头，自己用舌头来舔母亲的眼睛。据说，“孝感动天”，他母亲的眼睛，居然被他舔好了。
不但如此，后来帝尧死了（但有的旧史说他并没有死，他修道去了），姚舜做了三十多年的国家元首，也已活了一百多岁。他一边提升大禹总理国政，一边又自己出巡南方，过了湖南，到广西，据说，就驾崩在九嶷山J那里（旧史又有记载，说他也学帝尧一样，入山修道去了）。因此，两位帝后娥皇、女英便亲自到南方来寻找大舜的下落，结果都死在湖南，据说也成神了。后世所谓的女神“湘妃”，相传就是大舜的两位帝后（称娥皇为湘君，称女英为湘妃）。
由于这个历史故事所记载的反映，处于有大问题的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之间，不但没有反面坏的结果，反而存有正面的“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好榜样。所以孔子极力尊崇尧、舜，并非只为尧、舜开创文化的德政而已。可是，在周、秦以后，我们历史上历代帝王的家庭，及其自身的榜样，又是如何呢？也许那几个最好的开国之君，还都是齐桓公坏习气一部分的化身。至于那些不好的，和职业皇帝们，除了少数几个之外，更不足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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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打天下而不能“齐家” 

　　自秦始皇以后，我们的历史，由分封诸侯的体制，改变为一个统一文化与文字，统一政治体制为郡县，所谓“书同文，车同轨”的东方大国。这个时候，正当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前后。讲到这里，使人联想起现代历史的故事，当在推翻满清以后，所谓民国初年到抗日战争的阶段，阎锡山在山西修建的铁路，故意采用狭轨，不和全国铁路的轨道相衔接，仍然抱着“战国诸侯”和《三国演义》的思想。距离秦、汉两千年后的中国，还随时出现“战国”时代“车不同轨”的作风，你看，这有多么大的讽刺意义。
但我们现在不是研究历史，只是讨论中国文化大系中的儒家心法。因此，讲到“修身”与“齐家”的问题，引用到历史上历朝历代为天下主的第一家庭（族）。如果再做详细的叙述，那就变成讲历史小说了。但是，历史的人事问题，不正是《大学》內涵的反证吗？
我们的历史，从来以汉、唐开国为盛世。宋、明其次，元是蒙古族当家。清是满族当家，都要另当别论，实难要求过严。而且我在前面讲过，除了以历代开国之君为主题之外，其余的都算是“职业皇帝”，能够守成的已经不错，大多更不必要用《大学》的尺度来讨论。不过，话也不能以偏概全。在职业皇帝当中，也还有几个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虽不中，亦足观也矣”！

从刘邦的“龙颜”说起
以开国的帝王来讲，例如汉高祖刘邦，除了历史上赞许他是“隆准龙颜”、“豁达大度”八个字以外，应该说还有四个字，便是“知人善任”的长处。至于什么是“隆准”，是说他鼻子长得挺拔，鼻头特别大一点，犹如相书所说，“一鼻通天，伏犀贯顶”而已。这样的人多的是，我一生也见过几个乞丐和出家的和尚，都是“隆准”，并不能因鼻子大，就可当皇帝。“龙颜”嘛，谁见过？就算古画上的“龙”吧！那副尊容，除了很有威武以外，也并不特别，平常人也有的是。用这“隆准龙颜”四个字来称赞刘邦，完全是古人写历史的大手笔、妙文。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当了皇帝，总要说他有特别过人之处才对。等于后世的什么“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一样的句广，极其谄媚的笔墨。
我年轻时，有一个会摸骨看相的朋友，我常对他说，你赚了别人的钱，又在骂人，坏透了。假使你敢说我是有特别的骨相，或是“龙行虎步”、“虎背熊腰”，我非揍你不可。那是你明明在骂我是个禽兽，是个动物嘛！但是，他说，老兄，我是规规矩矩照书本上来的，那些历代的英雄帝王们，不都是很喜欢这些恭维吗？看来，你是一定做不成英雄了！我们彼此哈哈大笑拉倒。至于说刘邦“豁达大度”，这一点，比较起来，可以承认，拿他前比齐桓公，后比唐太宗李世民，都有点相似之处。但也必须看看反面的文章。例如范增对项羽说，刘邦居山东时，贪财好色。现在到了咸阳以后，居然不贪取财货，又不掳掠美女，看来，其志不小，你不对付他，将来你必失败在这个人手里。后来，果不出其所料。
我想，《史记》与《汉书》，你们都很熟，尤其是司马迁写《史记》的高祖、项羽“本纪”，也是大家最喜欢读的大文章，因此，我不需多说。

“豁达”背后的身世和性格
汉代开国之君的刘邦，他出身的家庭和父母，可以说，本来是一个殷实务农的人家。只有刘邦，在这个家庭中，素来就“不甘淡泊”、游手好闲、好说大话，在他家族的眼中，是一个不管家人生产，使父亲兄弟们不大喜欢的人。不过，这样的人，在每个地方、每个乡村中，都随时会出现。刘邦算是有“智、力、勇、辩”的那一类型，环境往往不能约束他的。偏偏是他运气好，吹牛说大话，吹到了一个外地来的大财主的女儿吕雉做妻子（这个大财主，历史上只称他吕公。但有说在《相经》上，记他名吕文，字叔平）。东方西方人类的文化，过去历来同样是重男轻女，所以详细记载她的资料并不多，只把重点记录在她当皇后以后的事。其实，你仔细研究，在刘邦做亭长，送囚犯，放囚犯，躲在芒砀山沟里，直到与沛县的秘书萧何、曹参联络，取得县城，称“沛公”起兵，他的妻子吕雉，都是知情参与其事的。所以后来做了皇后，设计杀韩信，是两夫妻的同谋。刘邦死后，故意请张良吃饭，是她设计促使张良早死。
关于这一点，有人对我说，于史无据。我说，你不了解道家的“辟谷”，当然不明白，张良当时已修到可以“辟谷”不吃饭。功夫到此，忽然强迫他吃肥腻的食物，不但功夫尽失，甚至不死也要大病一场。世界上的知识太多，当然有所不知。可是吕后有人教她，因此，一饭之后，即致张良于死命，并非历史上的奇事。
当时，在秦始皇实行“严刑峻法”以治国的时代，而且役使民工，不给酬劳，建造皇宫等工程，弄得民不聊生，到处逃亡避祸。在刘邦的家乡沛县，忽然从外地迁来一家财主吕公，等于是沛县一桩新鲜的大事。刘邦不过是一个区区的亭长，并非声名显赫的人。他在吕公过生日做寿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空手走来祝贺，在吕家的宾客签名簿上，大书送贺礼的礼金万金，然后就大模大样的自己坐在首席吃喝起来。因此有人报知主人，吕公会看相，他出来一看，大奇刘邦这个样子，而且敢大胆冒充阔老，就和他结交，准备把大女儿嫁给他。当然，吕老太婆是反对的，认为这种吹牛说大话的人靠不住。似因吕公的坚持，也无可奈何。当时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儿女本身很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

“骄纵”的吕后实在不简单
不过在这个历史的故事上，可以看出吕后是出身财主家庭的大小姐，不免有“骄纵”的习性，配了一个刘邦这样的丈夫，“豁达”对“骄纵”，倒也情投意合。但对她的身世，刘邦总不免会礼让她一点，不一定是怕老婆，只能说总有一点自卑感，这也是人之常情。况且吕后是个聪明人，从结婚以后，便一直参与外事。历史上说，当刘邦放了囚犯，逃亡在芒砀山泽之间，只有吕后知道他在哪里，常常送饭给他吃。暗地也有人问她，你怎么会知道他躲在那里？她就说，刘邦人在哪里，哪个地方，就有云气罩着，只有我看得出来，所以知道他在那里。这是“欺人”，还是“自欺”，姑且不论，但可知道她是参与同谋的。如果照近年来社会上流行迷信气功的话，就会说，那里有磁场，我会知道。
平常读历史或看小说，最奇怪的事，从来在历史和小说的节骨眼儿上，几乎很少提到金钱和经济的事。例如说《三国演义》吧！刘、关、张三人结拜，要起义，经费哪里来？其实，《三国志》已有说明，是中山大商张世干、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金财”，刘备才有资本招兵买马。曹操起兵的经费来源，据《三国志》所载，是“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董卓”。但另如《世说》所载，“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曹操），使起兵，众有五千人”。大概古代文人自命清高，不喜欢谈钱，一谈钱，就俗气了。其次，许多武侠小说，甚至爱情小说，也很少提到钱和经费来源。那些侠客，都豪气干云，上酒店，吃饭馆，非常阔气，既不做工，又不经商，钱从哪里来？难道做了侠客，都有“呼风唤雨，撒豆成钱”的本事吗？至于爱情小说，更不用说了，爱情就胜过馒头和面包，还谈什么钱呢！
我们因为讲到刘邦和他妻子吕后的家世，可以大胆的假定，当刘邦在草泽中，收聚流亡起兵时的初步资财，是靠吕后娘家的资助。所以打下天下，当了皇帝以后，不但在感情上，是习惯性的敬畏老婆三分，在利害关系上，吕后始终是可以“颐指气使”，俨然是站在“老板娘”当家的惯例上做事。因此形成汉朝三四百年的天下，始终是受“女主”和“外戚”所左右的家族政风。从形而上哲学的观点上讲，大自天下国家的政治，小至家庭个人的处事，真正的善恶是非，是因时因地为准，很难下定论。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是非善恶，也有所颠倒。但只有因果的定律，是绝对肯定的，乃至唯物世界的一切科学法则，也不能违背因果律的原则。
尤其刘邦和吕后，在家庭夫妇关系上，非常玄妙，历史上的记载，也并没有为他隐饰。刘邦与项羽的战争，所谓大小几十战斗，刘邦都是打败仗；最后一战，项羽乌江自刎，都归功于韩信的战略成功。当刘邦在彭城打了败仗逃走，项羽就俘虏了刘邦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作为人质。后来便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故事，项羽与刘邦面对面在战线上谈判，项羽绑着刘邦的父亲“太公”说，再不投降，我就烹宰了你的父亲。刘邦装着很轻松地说，“吾翁即若翁”，“则幸分吾一杯羹”。我和你本来是好朋友，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如果烹了他，请你分一碗肉汤给我喝！这种无赖的作风，项羽是很看不起的，结果还是放了太公和吕后。
有一个人，叫审食其，从沛县开始，就为刘邦、吕后做管家的总务，过去官称的职务叫“舍人”。当太公和吕后被项羽掳去做人质的时期，审食其也一直跟随吕后做人质的副件。历史上只用一个字，“幸”于吕后，便知道了。事实上，他就是吕后的情夫。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以后，还封审食其做“辟阳侯”。侯爵不是小官，张良有大功，也不过是“留侯”的侯爵。所以后人有诗说，“汉王真大度，容得辟阳侯”。
一直到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审食其与陈平同做丞相。吕后想把刘家的天下变成吕家的天下，审食其可以说是参与其事的。最后，吕氏夺权的力量垮了，由刘邦另外一个儿子刘恒即位，就是汉文帝，也没有处置他，只把他罢免了相位，他还能老死在家中。这个审食其，也可算是历史上的奇人奇事，岂不是俗话说的“有福之人不要忙”吗？

史书给刘邦的短评
世界上最使人乐意拼命追求的东西，便是钱财和权位，但使人最容易堕落到丧心病狂的，也便是钱财和权位。证之历史上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而平民老百姓，本来在贫贱的时候，还是一个平凡的好人。如果运气好，忽然发达了，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就以我个人的一生，见过也经过现代史上几次大风大浪，看到的接触到的人物各行各业也不少，对照历史的经验，可以说始终不因得意、失意而变更人品的，实在不多见。
如果以汉高祖刘邦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基础的人，自起兵统将以来，直到做了皇帝，他那种“漫不在乎”的“豁达”个性，变得并不太大。只是从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对人对事的见识增加，心机就更深沉了。
历史上，对他的一生，很坦然地说：
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令萧何次律令（顺势大略修改秦法）。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定度、量，衡准则）。叔孙通制礼仪。虽日不暇给，规模宏远矣。
但对于文化教化，自秦政以后，刘邦并无建树，还属于草昧初创的格局。
当刘邦建立汉朝做了皇帝，在位的六七年之间，吕后还能自制，并没有作出想夺取政权，过于跋扈嚣张的举动。只为儿子刘盈做太子的事，求张良的指教，请了“商山四皓”来保驾，使刘邦放弃了另立一个宠妃戚姬的儿子如意做太子的意图。

刘邦与吕后之间的钩心斗角
等到刘邦一死，他的儿子刘盈即位为惠帝，她就设法毒死了如意。又把他的生母戚姬斩断手足，挖去眼睛，弄坏她的听觉，迫她吃药变成哑巴，再把她放在厕所里，叫做“人彘”。叫自己的皇帝儿子刘盈来看。刘盈是个好心人，看后大惊大哭，就病倒了，对他的母亲吕太后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我虽然是你的儿子，恐怕不能担任皇帝治理天下了。”因此，就故意服食刺激性欲的兴奋剂，天天在宫中玩女人，不大理会国政。勉勉强强在位七年，只有二十岁就死了。这个时候的吕太后，还不到五十岁的人。在历史上，就由她开始有太后“临朝称制”的创举，也可以说，由她专制独裁了八年，大量起用娘家吕氏的兄弟子侄辈，掌握军政大权，预备把汉朝的天下，换刘家成吕家。
由于这个历史真实故事，你可了解到夫妇家庭在权势利害的关系上，就会变更心志，换了一个与平常正常人格不同的心思。从爱情变成仇雠，由仁慈变成凶残，甚至亲生父子之间、母子之间，也会变做仇人。当然不只是女性如此，男性也会有同样情况。这种情形，岂只在权势富贵中心的帝王家族，即使在三家村里，有一两亩薄田的农家，也随时随地可见的。
所以在战国末期，几乎与孟子先后同时的大儒荀子（卿），就对“人性本善”的观点并不同意，认为“人性”天生是“恶”的，须要教化学养才能使它从善。因此，他对曾子、子思秉承孔门遗教，认定“人性本善”的说法，大加反对。所以由他教出来半途退学的学生李斯，受其影响很大，后来帮助秦始皇厉行“严刑峻法”的暴政，是从确信“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历史政治的背后，始终是受一种哲学思想所排演的活剧。因此，宋儒苏东坡也认为李斯的罪过，是该由荀子来负责的。其实，关于人性的本来，是善或是恶，乃至不善不恶，非善非恶的问题，几千年来，东西文化始终还争论不休，我们这次不讲这个专题，姑且不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只讲汉朝初建的刘家媳妇吕后，由她从小骄纵个性开始，到了她的中年，丈夫刘邦打下天下做了皇帝，自己也跟着成功做了皇后，正如刘邦对他自己父亲说的：“当年你都说兄弟们成器，你看我不会生产弄钱，管家里的事，很不高兴。现在你看我比兄弟们，为刘家可赚得多吧！”说得他父亲“太公”很不好意思。这个从有钱的“吕家”嫁过来的大小姐，那种心情，比起刘邦，更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了。但她是聪明人，担心的是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刘盈，依照传统宗法社会的惯例，理当做太子，将来好做皇帝，管理这个刘家天下的大财富。偏偏刘邦又特别宠爱另一个妃子戚姬，还想把她所生的儿子如意立为太子。这对她的威胁太大了，真是又气又恨。总算想尽办法，最后请教张良，请来“商山四皓”保住了儿子做太子的职位。但由于这个刺激，造成她的恐惧、怨恨、妒嫉等错综复杂的心理变态。加上她正在女性更年期前后，由生理影响而促使心理变态。
所以刘邦一死，她就更加慌张，儿子又小，朝中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大臣还不少，不一定都靠得住，尤其对她也不一定服气，自己势孤力单，怎么办？当时那个宫廷局面，是太紧张了，只有哭。幸得张良有个孙子名“辟强”的，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见解聪明，犹如他的祖父，他为丞相陈平出主意说：“太后现在最怕的是你们这班老臣，那即位做皇帝的儿子又小，如果你们把她娘家的兄弟都封了重要职位，她心里就比较踏实，就好办了。”因此，吕氏娘家的兄弟们，就一举把握了朝政。后来所形成的那种“政治心理病变”也是够可怜的。
其实，她和刘邦一样，都是很有潜在机智的人，真是汉初一对半斤八两的活宝。当刘邦生病要死的时候，她找来医生为他诊治，刘邦就对她大骂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罢之。”刘邦为什么不肯接受吕后请来医生的治疗？他为什么又再三要改立太子，可以说，他深知吕后，其志不小，太不简单。由此可见，他们夫妻在权势上的利害冲突早就存在，你看是多么复杂。

为刘汉后代的悲剧奏了序曲
所以他的后代子孙汉武帝刘彻，想立他所爱的钩弋夫人的儿子弗陵做太子，就很忍心地赐钩弋夫人自杀。然后他问左右，外面的人们，怎么评论这件事。左右对他说：“人言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刘彻听了说：“然！是非尔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这就是刘邦、吕后两夫妻钩心斗角的反弹，留给他的子孙汉武帝忍心杀爱人的历史经验谈。
再看吕后的聪明，比刘邦也差不到哪里去。当她临朝称制，等于做了八年的女皇帝，临死以前，告诫兄弟吕禄、吕产说：“我崩，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丧，为人所制。”可见她也早有先见之明，真也不简单。只可惜她的兄弟比她差太远了。但她们夫妻的故事，在西汉、东汉两朝的末代，变更剧本，始终反反复复在重演，非常可悲可叹。由此看来历史与人 生，再三反思，便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学养的原则，是有多么重要啊！既有先见之明，知道人心难测而必有变，难道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吗？

慈惠爱人的汉文帝 

　　到了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临朝称制，这中间前前后后二十年，除了汉室王朝宫廷在内斗以外，刘汉王朝初期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总算天下不打仗了，全国人民可以喘一口气。汉朝真正奠定立国基础的，应该是从汉高祖的小儿子刘恒开始，照旧历史的称呼，叫他汉文帝，这个阶段，正是公元前一七九年到前一五八年。
刘家汉朝的天下，经过吕后夺权一幕以后，当年追随刘邦打天下的老臣们，大多已经亡故。只有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少数几位恪守宗法社会传统的旧规，商议在刘邦亲生的儿子中，另选一个来继位。因此，研究的结果，认为刘邦的中子代王刘恒最为合适。他就是后来历史上所认为的宽厚、仁慈、节俭的好皇帝。在汉朝的政治上，刘恒和他的儿子刘启汉景帝，被公认推崇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好榜样。其实，刘恒与他的父亲刘邦，在一起过着宫廷生活的时间不长，而且也没有得到刘邦的好好教育。何以后来他能成为一个汉代开创守成的好皇帝？他除了命运以外，还有是得力于母教的影响，才有后来的成就。

得力于母亲的教诲
汉文帝刘恒的母亲姓薄，她原来本是南方的吴国人。在秦政的末期，天下大乱，魏豹自立为王。他听汉初一位看相的名女人许负说过，薄姬有贵相，将来贵不可言。因为许负善相的名气很大，她也相过吕后，所以魏豹就迫使薄姬的母亲，把她送进魏王的內宫。后来魏豹战败被俘虏了。她也成为战利品的俘虏，归到汉王所属的纺织厂里做织布等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看见了她，就很喜欢，把她提升到内宫来，作为自己的妃子，封她为薄姬，生个儿子就是刘恒。可以想象，她很会自处之道，所以没有像戚妃一样，被吕后忌妒痛恨。刘邦当了皇帝，刘恒只有八岁，就被封为代王。现在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带，就属于当时“代”的管辖范围，算是北方苦寒的地带，而且是北方边防匈奴的前线要塞。
薄姬母因子贵，抓住机会，认为儿子太小，封王守边疆，不放心，恳切请求刘邦要跟着儿子去代北。其实，她早已看透汉室的宫廷，矛盾太大太复杂，又怕吕后会谋害她的儿子，所以想远远避开。边防要塞虽然苦寒危险，但比起在宫廷中的危机，就平安得多了。她的聪明，正合于孔子所说，“贤者避世，其次避地”的道理。事实上，她是有文化程度、有教养的一位贤母，她喜欢读《老子》，对老子的道家哲学有认识，懂得谦退为上策。因此，她达到了愿望，跟着儿子刘恒到北方，成为代王的太后。但却没有想到她的儿子后来居然做了皇帝，她也正式被尊封为皇太后。事实上，汉文帝刘恒的一生，受母教影响很大，他以黄（帝）老（子）之道的学术思想治天下，正当天下人心厌乱思治的时候，全国上下，需要休养生息。他力守老子所教的“三宝”法则：“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因此，才贏得后来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美誉。而且，也可以说，汉代刘家的天下，到他手里，才是真正奠定汉朝根基的开始。刘邦提三尺剑，于马上取天下，不能在马上治之。他的儿子刘恒，却能以道德文治守天下，才能建立了一两百年的西汉王朝。所以在他死后，大家议定他的谥号，够得上称一个“文”字，因此被尊称为“汉文帝”。

两封信就化解了两场兵灾
当汉朝大臣们决定迎接代王刘恒来京的时候，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不免心里有所顾虑。经过与他的部下等会议讨论，郎中令（秘书长）张武意存顾忌，认为“汉大臣习兵多诈，愿称疾毋往”。但中尉（主管军事的）宋昌提出四点理由，认为应该去。因此，他就带了宋昌、张武等六个高级部下直达长安。到了西安城外渭桥边，汉朝的大臣们都出来接驾、跪拜称臣，但刘恒的作风不同，他不但不以准皇帝自居，而且还不以王子的身份自重，亲自下车向大臣们答拜。这个时候，重臣周勃就起来对刘恒说，要求单独向他汇报几句话。宋昌马上就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周勃被宋昌顶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跪着把玺符（皂帝的大印信）呈上。但刘恒接过印信，还说，我们大家到了城里官邸再商量吧！
当然，最后还是他即位做了皇帝。他登基时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大赦天下”。第二道命令，“定振穷、养老”，“令四方毋来献”（即通知各地不要向皇帝奉献任何宝物）。但在那个时候，长江以南，还有一个在广东的南越王赵佗，他是河北真定人，和汉高祖刘邦，都是同时起兵的人，因为不满汉朝的内政，自己要独立称帝，情况相当严峻。你看汉文帝怎么办，他一不动兵，二不震怒，只是以后辈身份，写了一封信给赵佗，就使赵佗乖乖地收兵称臣了。（有关这封信，我在讲《老子他说》时已经发表说明，那时还引发当代一件大事，也真有趣，将来再说吧！）后来对于长期侵略入寇北方的匈奴，他也是写了一封信给匈奴，得以暂时和平相处。至于“减轻刑法”而除“肉刑”等等，都是被后来历代所歌颂，引为政治的好榜样。
所以历史上对他的定评，大致都说，“慈惠爱人曰文”，又说：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富庶，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至刑措。至于制度礼乐，则谦逊而未遑也。
这些评语，其中说到他的时代，他能做到使司法公正清明，几乎做到很少人犯重大的刑事案件。至于重兴文化的工作，他自己也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他只有四十六岁就死了。但他的母亲皇太后还健在。他死了以后，人们更钦佩敬重他俭朴的道德，说他在“帝位二十二三年间，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史书又记载他：
身衣弋（黑色）绨（厚茧丝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后世鲜及之
。
贾谊堪问唯鬼神
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小的时候读书，先生们教读古文贾谊《过秦论》、《治安策》。又读李商隐吊贾谊的名诗：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于贾谊，寄予无限的同情和惋惜。也认为汉文帝不用这个人才，真是失策。
后来自读历史，读《史记》、《汉书》，加上人生的各种经历，才发现并不如此。贾谊生在汉文帝的时代，青年有才，也有远见。但在那个时候对汉文帝所提的意见，他实在不能接受，也无法采用。譬如一个平民，在万分艰难中发了大财，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大企业家。但他刚死，家庭有大变故，这个家族事业也岌岌可危。但这个儿子在危急中刚刚接手当家，要在艰难紊乱中安定整理家族事业，只能求于安稳中振兴旧业。明知还有许多很严重的隐忧存在，但在这个阶段，是不能用大刀阔斧来变更它的，否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事业前途会受影响，甚至前功尽弃。这种情形，只有身在其位，担当重任的人自己心里有数。不是像贾谊一样，少年书生，充其量只在这个大家庭做小职员，冷眼旁观，看出毛病，就希望少老板要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古往今来，一般的有才有学的青年知识分子，犹如贾谊一样多的是。唐代李商隐的处境，更不如贾谊，但自命不凡，所以写了这首名诗，他不是吊贾谊，其实，是在自怨自艾。
汉文帝呢？他看过贾谊的文章，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但也知道他的空谈理想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找他来谈谈哲学的形而上问题，问问他对于鬼神问题的看法或许谈得起劲，直到半夜；但有关苍生社稷的事，汉文帝心头明亮，自认为比他清楚得多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千古文人，大都如此。好在大家都不是文人，像我一样，更是一文不名的不文之人，就无所谓了。

汉武帝、元帝文化政策的流弊
当汉文帝执政做皇帝的阶段，还没有刻意宋做重兴文化的事业。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时期，才开始作复兴文化的措施。而汉武帝受公孙弘、董仲舒的影响，“罢黜百家，一尊于儒”，便开始扼杀“诸子百家”开放思想的发展了。尤其到了汉元帝时代，完全确定以偏重儒家学术思想为主，才形成汉儒以注疏、训诂、考据为重的“汉学”。这个阶段，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火烧咸阳，已有七十多年了。可见革命性的破坏打倒旧传统是比较容易，但要重新建立文化，想做继往开来的大事业，就不是那样简单了。这也正合了传统文化的句名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而贪财好色，好酒使气容易，好文就不比好财好色那么轻易了！汉元帝偏好儒家，并非罪恶，但心有所偏，正违反了《大学》所说的，其心已不得其正的过错。尤其不知《易经?系传》所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传统儒家的精神文明，因此，可说使周、秦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散失，以及西汉王朝的衰亡，也正是从汉元帝手里开始。
总之，我们为了讲到《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的一节，就插进来引用历史上帝王家庭大多陷于“家不能齐”的事实，作为说明。因此，不知不觉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说了许多有关历史事迹的废话。如果再来讲历来一朝一代的历史，那就离题更远了。所以，先到这里煞住为妙。况且研究历史，不免容易引发感慨，尤其要把经（四书、五经）史合参，鉴古明今，就更加吃力下讨好了！到这里忽然想起清代诗人张问陶（船山）《读史》的一首诗，可以借用暂时作一结论：
一编青史太陈陈，上下千秋笑转轮。
治乱凭天如有数，安危注意恐无人。
只闻叔世多豪杰，不信深山有隐沦。
叹息典谟三五册，万年难遇此君臣。
有关张船山这首诗，只要把起首两句和最后两句合为七绝，也就足够说明古往今来的历史，都是古版今印，但有人事的不同，内容大体上都是轮回旋转，翻来覆去差不多。他说除了《尚书》上所保存的有关尧、舜、禹等三五篇上古流传的好榜样以外，如果后世要想再碰上那些圣帝贤相，恐怕是永远的梦想，难以成为事实了！（诗中所说的典谟，是指《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