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上）

　　在东方的中国文化，从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主流，从表面上看，虽然都一概归到儒家，但实际上，是以阴阳、儒、墨、道、法各家杂用，而又不太有明确的界别。汉末、魏、晋开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学派兴盛，他们的"修为"基础，都是以"守静"为中心。那是根据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说法而来。

宋儒程明道《定性书》点滴

　　在东方的中国文化，从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主流，从表面上看，虽然都一概归到儒家，但实际上，是以阴阳、儒、墨、道、法各家杂用，而又不太有明确的界别。汉末、魏、晋开始，便有道家的神仙“丹道”学派兴盛，他们的“修为”基础，都是以“守静”为中心。那是根据老子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的说法而来。

从佛教传入到理学的兴起
但自汉末到两晋时期。由印度传入的佛家。它的修行实证方法，是以“戒、定、慧”三学中的小乘禅观，和“四禅八定”的定学为中心，出戒行的严密自律而得定，由定而生慧，由定慧而得解脱，完成“解脱知见”而进到“涅槃”寂静的境界，证得“阿罗汉”果位为最高的成就。
因此以定、静为修成仙佛之道共通的根基，就成为中国文化学养中的普遍意识。况且静态必须由不动的定境而生，定境必然由静态而成，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互为因果，不可或分的效应。
尤其在隋、唐的初期，由天台山的智顗大师，开创了中国佛教特色的天台宗，以修止观而得“中观正见”为目标。于是，以打坐修行，修止修观的禅修法门，便大行其道。因此，影响了中国各阶层社会，朝野上下，都知道定静为修养的必要工夫，已成普遍的知识。
印度佛法中禅宗大师达摩祖师东来，早在萧梁政权的初期，已经在中土传授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到了初唐，历中唐、晚唐，禅宗的“无门为法门”，已普及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明点。尤其在残唐五代时期，禅宗的五家宗派鼎盛，几手涵盖了儒道，乃至神仙丹道和佛教诸大派系的修证内容。当然也掩盖了天台止观禅修的声光。但禅宗虽然以“真指见性”为标榜，而在实际的修为实证上，仍然也离不开以禅定为基本入门的功夫。至于“参禅”的名词，是从宋元以后所兴起，那已是禅宗从驰骋中原和大江南北，终将走向小径的尾声了！
先要了解了中国中古文化衍变的趋势，然后进而研究由北宋开始，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承袭五代的提倡儒家经学，吸收了自南北朝、隋唐以来佛道两家的学说修养，转而“反求诸已”，便以标榜孔孟的儒家之学为固有文化的“宗主”意识，别自成家，才形成了以祖述儒学为宗，左反神仙的道学，右反禅修的佛学，从形式和内容上，就自成为新兴儒家的理学，与佛、道两家互争胜场。理学的“理”，是袭取佛学华严宗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配合《易经?说卦传》的“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宗旨，采取了韩愈的《原道》主张，和李翱《复性书》的理念，作为信守的主题。但又学习禅宗传习语录的方式，统用通俗的语文来传道、授业，以去恶务善达到圣贤的地位，必须要学问修养到“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境界。因此，便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等的“慎独”工夫起步，与《中庸》的“诚”、“敬”会同，由此而完成“明德”以后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道，这样，才是成圣成贤的正途。所谓道佛各家的行为学说，“遗世而独立”，都被当作是旁门左道的一偏之见而已。
但从北宋开始，被后世推为“儒宗”、“道学”的大儒．如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并及邵雍（康节）等为五大“儒宗”。接着南宋程门再传弟子朱熹，极力推祟师说，自以“道问学”为主导，注解四书，分为章句，因此而使孔子、孟子的儒学，都须限于朱注的章句见解范围，历八九百年之久。但如从宋儒的传道讲学，高谈“心性微言”的造诣来说，最为扼要简洁，足与佛道两家媲美的，莫过于程明道的《定性书》，实亦“言中有物”，并非都是托空妄语。可是他的内容实质，又都是汲取了佛道两家的精华，融会于心而著述其“理”，批驳一般人所认为的“修定”而求“明心见性”，或妄求达到“清静无为”之道的误解。现在我们特别为他“认祖归宗”，指出他本来的出处，不必避讳他本来是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因袭手法了。

康熙善学《定性书》
《定性书》云：“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他的开头两句，便说动静都是本来在定，不必另行起心求定。这是他心得了禅宗所尊重的《楞严经》中“观音圆通法门”中所说的“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两句而来的。
“无将迎”一句，是袭用《庄子?应帝王》篇中的“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至于《庄子》所说的“将迎”，等于佛学所说的“有觉有观”、“有寻有伺”是同一内涵。“将”是“停心一处”。“迎”是从起念处观照。
“无内外”一句，也是汲取《楞严经》的心不在身的内外中间，以及龙树菩萨所作《大智度论》的“不依身，不依心，不依亦不依，是谓宴坐”而来的。这真可说他是善于读书求学，字字句句，都能会之于心的实学了。
程明道《定性书》所说“修定”之学的中心要点，就是上面所讲起初“破题”的四句话。实际上，都是佛道两家的家当，但他却一借不还，概不认账。以下的文章，都是对于这四句的根本而发挥，但其内容，大部分都是从《楞严经》的说“心”，禅宗的谈“性”而来。可是除了首先提出这四句特别高明的警句以外，跟着而来的结语，却又含混不清，并未说明所谓内和外的界别，是指身和心或心和物。如说：“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佛说《楞严经》是指“心物一元”的“心”，如经说：“虚空生汝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至于意识的思想、感觉、知觉，统是物理世界形成以后的作用，并非真实的存在。但凡夫之人，妄自分别身心、心物，认为有内外的界别，因此而个能证入“楞严大定”的如来境界了。
如果《定性书》也有如《楞严经》一样的交代明白，那么，他所说的“定性”之定，本无一定点之定可言，不必再假借“修持”的方便，错认禅观的“定境”或“清净无为”的“静态”为本来自性。那他就确实对于《易经?系传》所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及《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等的奥义，就真的有其见地了！
很可惜，他在下文的发挥《定性书》的道理，却又急切于有心用世，坐而论道，用来和“明德”外用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合拍，反而又迷离倘恍，言不归宗，恰如禅师们的说法，“扇子哱跳，撞着三十三天帝释鼻孔，东海鲤鱼打一棒，雨似倾盆”，始终没有说明“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有关定慧之间的妙用，甚为可惜。
《定性书》的最后结论，把“性”和“情”的作用，隐约作为内外的关键，提出“制怒”的修养最为重要。总算流传了四五百年以后，得到一个好学生，那就是清初的康熙，他从程明道的《定性书》中学到了唯一的要诀，就是“制怒”。他亲自书写“制怒”二字为座右铭，因此而使他年少成功，做了六十年的皇帝。
总之，程明道的《定性书》，虽然对于定学，语焉不详，但比起他的再传弟子朱熹的学养，就大有高明之处。希望你们年轻人“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今”，当善于探讨，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必定有利于心性修养，大有用处，照此学以致用，“虽不中，亦不远矣”！不可因噎废食，随便轻听我的话，视古人的成就，都不值得一顾，那就不对了。

附程明道《定性书》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易》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苟规规于外诱之除，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
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
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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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五经”和中国文化

　　大家都知道西洋欧美的文化和精神文明，他的主要中心，从古至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以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为主流。同样的，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纪为止，似乎还仍然以儒家“四书”、“五经”为中心。事实上，东西文化，都正处于转型变态的状况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蜕化。东方文明，尤其以中国的文化来说，也随时代的巨轮在转变中，支离破碎。主张重“人道伦理”的儒家学说，也正处于游魂、归魂的卦变之中。现在美国，有人正在断言未来的世界是“文化战争”的时代，尤其指明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与西方文化对抗的大敌。看来未免可笑，但也深为可虑。天下事往住误于肤浅粗暴的见解，因此，我们自己，也应当“反求请己”，需要“温故而知新”了！
如果说，“五经”是中国上古文化传统的总汇，这是比较准确的答案。“四书”呢？它从北宋时代开始，到南宋时期，才渐渐盛行，取代“五经”文化的地位。它是专属于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而且被宋儒理学家朱熹所作的“章句”注解所垄断的儒学，并不足以概括中国文化的大全。
五经，就是《周易》、《尚书》、《礼记》、《诗经》，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绎阐释《春秋》内容的，有《左传》、《公羊》、《谷梁》等“三传”。《春秋》一书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即公元前四八○年间的绝笔之作。
这个时期，在西方的历史上，正当罗马改行共和政治，开始才有信史可征。斯巴达组织伯罗奔尼撤联盟。印度难陀王朝兴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结集佛经。波斯先后连续三四次远征希腊。雅典取代斯巴达为希腊霸主。西方所谓史学之祖希罗多德（公元前四八四年至前四二四年）山生。苏格拉底（公元前四七○年至前三九九年）出生。这个时期，也正是希腊文化在西方兴盛的时期。
大家都知道孔子晚年，极一生的精力，“删诗书、订礼乐”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极度客观的角度，把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裁定从有文书资料信史可征的唐尧（甲辰年）登位时期开始，也就是公元前二三五七年。他避开中国远古史的时代，即从神农到黄帝（轩辕）之间的史迹（即公元前三○○○年以前，与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伦建国同期，这是东西方开始人文文化发展的初期）。他以“多闻阙疑”的态度，“存而不论”。因此，后来司马迁著《史记》，不好明说要补孔子“删书”的不足，便在《帝王本纪》上，首先提出—篇《五帝本纪》，历述唐尧为黄帝之后，追溯上推中国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时代，学者罗泌又另著《路史》一书，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再上溯高推旧史所称“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书名《路史》，意思是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史”之意。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也是深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等于现代有人将中国的历史年代，由黄帝纪元开始，到今年（公元一九九七）为止，共计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义相似。不过，我们只是顺便一提，不是要讲中国远古和上古文化史的专题，到此为止就可以了。
总之，孔子的删订“六经”，是把唐尧、虞舜以来，直到周朝开国以后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过的中国上古文化，汇为总类付予后来的人们，做为先民遗留给后代“承先启后”的无价资产。当时对学者称为“儒士”或“儒生”，并非如汉代以后的儒家，是专指治孔孟之学才称“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灭掉六国诸侯以后，改变了周朝分封诸侯建国的政体，统一中国，划分郡县，开始创制学者的专职官称叫“博士”，但并不限于专学“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的范围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二一三、二一二（戊子、己丑）年之间的焚书坑儒，也并没有明令坑掉了“博士”。所坑的大都是“处士横议”的非“博士员”的儒生。

五经博士的开始
后来到了西汉初期汉武帝刘彻（建元乙巳的时代，公元前一三六年），设置“五经博士”，才是以专治儒学为主的开始。那时，距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期，已过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当然，在这一百多年以前，由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在政治作为上的主要文化思想，是以道家“黄（帝）老（子）”之学为主导，但也并非完全不重视儒、法等各家的学说。文景时代，认为自秦汉以前，以及楚汉争战的长期战乱，社会人民，残破痛苦不堪，人们所需要的，便是“休养生息”，使全民得到“安居乐业”，重新建立社会人民的秩序，所以省事节约为主要。
可是传到汉武帝的时代，却是重视以董仲舒为主的儒家学说。实际上董仲舒的儒学，已掺杂用阴阳家的思想以治《春秋》，从此便形成了两汉以后谶纬符（预言）之学的风气，影响中国文化的迷茫色彩很大，直到现在不衰。如果说纯粹以“五经”等为主的汉儒的汉学，实在是由汉元帝刘奭时代（公元前四八年）开始，才特别重视儒家。因此，使汉代的儒者，注重对经学的训诂考订的学问，延续到东汉之间，约两百多年之久。古人讥谓“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读书人，都毕生埋首在“经义”和文字学的故纸堆中。
在这个时期的变动，在史学上叫做“前汉”和“后汉”，也有惯称为“西汉”与“东汉”的，它的界别，就是从王莽篡位，改朝换代，自称为“新朝”的阶段，正当公元纪元开始的第八年底，也就是耶稣出生十二年间的大事。但使汉室重光，称为“东汉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他也是从小习读《诗经》出身的农民学者。因为他的影响，使东汉以后的文章和学术风气，与西汉比较，便各有不同的风格。古人评论说：“西汉重功名，希世取宠，不尚清操。东汉重名节，取义成仁，至死不顾。”

玄学和玄谈的时代
两汉的经学，长期困守在训诂考证的沉闷风气的范围，所以一到汉末魏晋时期，便由何晏、王弼等青年后进学者开始，认为儒家的“六经”都是糟粕。他们只从事清谈，注重“三玄”之学的探讨，文化和政治同步解放思想。所谓“三玄”之学，便是从《老子》、《庄子》、《周易》这三部书中探讨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想。因此形成魏晋以来的文人政府中的门阀子弟，和一般读书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逍遥解脱，不拘形迹而风流潇洒的作风。这等于是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所说的“自由”思想和“浪漫”的情态，在上流社会的阶层中，尤其散漫放诞。跟着便是东晋南渡以后，历史的年代，转入了南北朝的阶段，佛学正好在这个时期，如云如雨一般地倾注东来，弥漫于朝野上下各阶层社会。这—个历史历程，经过四百多年之久（即公元二○○年间开始，到六二○年之间），是中国文化思想探究宇宙和人生的哲学辉煌时代，但从政治和社会立场来看，也是最衰败堕落的时代。

唐代文艺辉煌的风朗
到了李世民父子开国，建立唐朝的政权以后，才有转变。但在这个历史文化的时期中，所谓自汉代以来的儒家经学，已经“此调不弹（谈）久矣”，还没有特别重视《大学》、《中庸》等“四书”的风气。可是不要忘了，“五经”等学问，仍然还是中国民间和政府人士基本的文化思想，个过并不像汉儒和宋儒那样特别注重而已。唐太宗曾授命园子祭酒（等于现代唯一国立的大学校长）孔颖达，撰著《五经正义》，后世称为“五经注疏”的便是此书。
在这阶段中，有关西方欧洲文化的情形呢？他从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开始，到第十世纪阶段，新国迭相兴起，战争不止，人民生活困苦，文化低落，正处于西方历史学家所谓的“黑暗时期”。所以东方唐人的声威，在那个时候，就较为有声有色，鼎盛一时了。
现代人所谓的西北丝绸之路，和南海广东的丝绸之路，以及日本、朝鲜、琉球等地，派人列长安留学的唐风，吹遍了东西两半球，尤其在中唐时代，中国经济、贸易重镇的扬州，更是不可一世，古人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场州”，便是唐风的炫耀，比起二十世纪末期的香港，更加芬芳有致。
任何一代的文化，都离不开“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人事关系。唐代的文化，首先不能不归功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文治、武功上的天才成就。但绝对不可用《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个条目来做深入的要求；同时，也不可只以《贞观政要》一书而以偏概全，掩盖了对历史伟人的是非评价。如从他的身世背景，和他天生禀赋的资质来看，他先天具有权门子弟的家世习性，同时又兼有绿林豪侠的资质。再从另一面深入来讲，他有齐桓公（公子小白）的坏习气，同时也有曹孟德（操）的文学才思。既有汉武帝（刘彻）相似的雄才，但又有汉光武（刘秀）类同的浑厚。因此，而使初唐开国在历史上的光辉，几乎有超过汉代的功绩。尤其当他还在做秦王的少年阶段，在他幕府中的得力助手“智囊团”中，如刘静、虞世南、杜如晦、房玄龄等才俊之士，都是当时一代的杰出之选。起义以后，用的将帅人才，大部分都是在乱世从绿林中磨炼出来的英雄好汉，而且开始还多半是他的敌对人物，如徐世勣、程咬金、李靖，当然还包括了魏征。
李世民，因为他生来接受了隋朝首先统一了二百年来南北朝的政制和文风的薰陶，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大有过人之处。例如我们大家所最欣赏的唐代的诗和文章，乃至中国的书法，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是此中高手，因此而造成了划时代的风气。他的诗，自从虞世南死后，便很少写作，他说已经没有知己了。他的字，极力学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临死还要将它带进棺材里去。我平常总喜欢对人说，要学唐人书法，先要读看唐太宗所写的《晋祠铭并序》然后再读柳公权、欧阳询、颜真卿、裴休等的法帖，便可稍能有会于心了。现在我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讨论唐太宗一生的是非得失，须急转直下略说唐代的文化思想和儒家的关键所在。

儒佛道禅与唐代文化
唐朝开国之初，还在李渊称兵起义的时候，首先提出改革自南朝五代以来的文学风气，不许再用华丽词章来写政府公文。然后到了李世民登基以后，贞观十一年，规定以同宗祖先李老君（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位列先班（上朝的礼仪次序），佛教序列第二，但并没有什么儒教或儒学在后的意思。因为朝廷政府的全体臣工，都是从读儒书出身的儒生。虽然后来建立了以考试取士的考试制度，但根本没有要考“四书章句”出身，作八股文章的进士。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后，由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才复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用以尊重儒学。
唐初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非常自由，不但大量修建佛寺，而且准许在长安建立了大秦寺，以及基督教另一派的景教。后来又有由波斯传入的祅教（拜火教）和摩尼教等寺庙，一切都让人民信仰自由不加干涉。唐太宗贞观四年，即公元六三○年，也正当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征服了麦加，称霸于阿拉伯的同时。到了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正当玄奘法师由印度取经回国，便要他在新建的宏福寺开始译经，并派宰相房玄龄主管其事。玄奘法师不但对佛学有渊深精致的造诣，而且又兼通儒道等世俗学问。他在翻译佛经的同时，也把中国的《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反馈印度，可惜后世失传，这对于古代沟通东西文化的历史作用来说，实在是一大损失！
至于唐太宗本人，因受奘师学识修养的感召，一向倾心佛理，同时，又希望玄奘法师还俗，做他的宰辅，但都被奘师婉转辞谢，只好亲自动笔。为玄奘法师所译的佛经，做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宏文，的确是唐文中的翘楚，果然不同凡响。因此而使初唐的中国佛教和佛学，盛极一时，朝野上下，普遍流行。所谓中国佛教特色的“十宗”，便从初唐开始，声光普耀，远及东亚，如日本、朝鲜等各地。尤其是从南朝梁武帝时代就由印度东来的达摩祖师所传佛法心宗的禅宗，这时渐渐普及流传各个阶层社会，甚至还转而反馈了印度后期佛教新兴的秘密宗乘，和密乘的持明〔真言咒语〕、曼陀罗（总持坛场）、愿行等相结合。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又有由印度东来，专传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人，世称“开元三大士”，大弘密宗的修为法门。中国佛教的“十宗”佛法，由此更加盛行于东方各地的国土。例如鉴真法师受日本的邀请而东渡弘法，日本的空海法师入唐求学等等事迹，都是唐代文化和宗教史，和中日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
总之，由唐朝开国以后，经唐太宗、高宗父子，以及武则天做皇帝的三朝七八十年之间，佛教和道教乃至禅宗的自由发展，使儒、佛、道三教汇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形势，便在这个时期中确定了地位。尤其禅宗以“不立文字”、“即心即佛”、“心佛众生，三元差别”、“非心非物”等的教法，普及于朝野上下，而且在下层民间的僧俗社会里，更所欢喜信受。所谓“南宗尚许通方便（由禅宗六祖广东慧能大师开始称南宗），何事心中更念经。好去比丘（和尚）云水畔，何山松竹不青青”。我们只要翻开初唐以后的名人诗文集来看，所有诗词的名著，几乎十之八九，都离不开和禅与道息息相关的大作，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柳宗元、刘禹锡等等，实在不胜枚举。

百丈禅师与吕纯阳的深远影响
在唐玄宗（明皇）李隆基的中期，正当封杨玉环为贵记以后（约在公元七五○年之间，中国所发明的造纸方法，使开始传入欧洲），禅宗的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和他的弟子百丈（怀海）禅师，便在江西开创中国佛教特色的“丛林制度”，不顾原始佛教不事生产的戒律，提倡以集体修行、集体耕作、生活平等、劳逸平均的原则，制定了“百丈清规”以替代原始戒律而适合时地相宜的信守。而且百丈禅师，年过九十，还以身作则，天天领众劳作，留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风范。当时百丈、马祖师徒的作风，被信守原始佛教戒律的僧众，骂为“破戒比丘”。可是从此以后，禅门丛林风规便大行其道，大多数的佛教僧众寺院，都以“丛林”相标榜，而额称为“禅寺”或“禅林”的，甚为普遍，因此使佛教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立脚，并且为后世历代的社会福利慈善事业，有形无形地做了许多功德。因为“丛林寺院”，兼收并蓄了“鳏、寡、孤、独，老无所归，幼无所养，贫无所依”的人们。可以说百丈师徒是中国宗教革命的先驱。我在三四十年以前，便有一本讨论中国特殊社会“丛林制度”的小书，可做参考。在这个时期，欧洲方面的西方文化，也正是基督教的权威进到颠峰的时期。
不过讲到佛教的宗教革命，在这里，顺便提出晚唐懿宗咸通的时代，约当公元八六○年之间，道教出了一位特殊人物，他便是相传在邯郸旅邸中，“梦醒黄粱”，不求功名而去修道的吕嵒（字洞宾，“嵒”一作“岩”），号称“吕纯阳”的道土。他是融会儒、佛、道三教的神仙，也可以说他是从东汉魏伯阳、晋朝葛洪（抱朴子）、梁朝陶弘景以后道教的宗教革命者。从他开始，在中国的民间社会上，提起道教，大家都会知道吕纯阳。但很少有人知道魏伯阳、葛洪、陶弘景等人了。

《原道》与《复性书》的出现
由于禅与道在初唐、中唐两三百年之间的风头太健，太过煊赫，所以到了唐宪宗李纯的时代，也就是吐蕃求和，欧洲法国的查理大帝死去，由儿子路易即位的时期公元八一○年前后，名儒韩愈（昌黎）倡导古文艺的复兴，重视从事文学改革，而且不甘坐视唐室宫廷迷信佛教的作风，为了《谏迎佛骨表》这一道表章，就被贬到潮州去做刺史。他同时感慨道佛两家的文化太过流行，特别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应该是以儒家为主，因此奋笔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说明真正大道的道统，是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一线传承．这才是真正的人伦大道。他并且特别提出《大学》的“明明德”到“先诚其意”的一段，批驳道佛两家的出家修道，是对父母国家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但他在引用原文中，也没有指明这是曾子所著的《大学》上的话，只说“传曰”两字，也不说“礼云”。其实，《大学》是在《礼记》中的一篇，而韩愈却不提起它的来源，只说是儒家传统的说法，但引来作为证明的说辞而已。
韩愈被贬到潮州以后，心有不安，又向禅宗的大颠禅师问道，略有心得，这在禅门中的实录，另有传记。不过，他问不问禅，并不重要。只可惜他的—篇《原道》大论，批驳道佛的见解，并不高明，实在还是外行。如果说是一篇批评道士、和尚们不可随便出家的文章，那就另当别论了。犹如他写的《谏迎佛骨表》，同样是不大得体的文章，所以会惹得唐宪宗发了脾气。但《原道》一文，劈头就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然后便说“仁与义是定名，道与德是虚位”等等，气势不小。因此，后世的儒者大多认孔子所说的“仁”，就是“博爱之谓仁”了！殊不知“博爱”是墨子主张的精义。“行而宜之之谓义”，也正是墨子的学说的精神。韩愈是对墨子之学极有研究的学者，所以《原道》一文的开头，便引“墨”入儒，致使后世的学者们，却被他的健笔宏文轻易地瞒过去了。
对不起，我是开门没遮拦，提到韩愈韩文公的《原道》，目的是说明宋儒倡说理学的根源，是由《原道》一篇大论所启发。同时又因韩愈的门人李翱，从药山禅师问道以后，作了一篇《复性书》的高论，因此而使宋儒理学家们，凭据《大学》、《中庸》而大谈其“心性微言”的性理。所以我便对《原道》一文，多讲了几句，好像是在讲国文的课一样，反而耽搁了不少时间，到此再也不敢再牵引到李翱《复性书》的原文，不然，就离题更远了。因此，只是略说李翱所提出“复性”观念的来由而已。
如果说我妄加评语，李翱的《复性书》所讲的性命之说，比起他老师韩愈《原道》的立论，就深刻得太多了。那么，李翱的儒学，又怎么能有“超师之见”的造诣呢？事实上，他是得力于禅门的启悟。所以便引禅入儒，果然就不问凡响了！可是他仍然同一般的儒门学者一样，不敢违背士林的现实。终于故作托辞而已。至于他的参禅故事，在我过去所讲禅学的书上已经提过，在这里不必再来画龙点睛吧！但顺便告诉大家，现代已经逝世的儒宗禅学的大师马一浮先生，他也是我忘年之交，师友之间的老前辈，他所取个人自由讲学“复性书院”的名称，便是取用《复性书》而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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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学与李唐五代

　　前面已经大略讲过唐代二百年来的文化，由公元六一八至九○○年之间儒、佛、道、禅的文采风流，飘逸潇洒的风格。但是，好像都是象征了开国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一人的外在的形象一样。至于李唐三百年来帝王宫廷的内幕，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以及“修身、齐家、治国”的“外王（用）”之道，可以说，并不见得比秦、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更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总之，从李世民起义之初的动心用意，已经深深埋下了不良的前因。他在说动其父李渊起兵的布局，是设计用酒灌醉了李渊，使他在昏味之中奸污了隋场帝在晋阳的两个妃子，因此迫使他的父亲，不得不听从他的主意而起兵。所以就由武则天的夺权做皇帝开始，使李唐一代后世的子孙帝王们，始终都在受内宫夫妇男女之间的“女祸”所困扰，甚至还要受那些不男不女的“宦官”（太监）随便摆布。因此，造成晚唐时期军阀专权的藩镇之乱，终至国亡家破，以了却前因后果的一笔滥账。至于李世民在登位之初，弑兄杀弟、霸占兄嫂等行为，遗祸到唐肃宗李亨以后四代之间的兄弟宗室的权位之争。如果不是介乎禅道之间的同宗名臣李泌，不避嫌疑的斡旋其间，恐怕在中晚唐的阶段，早就失鹿中原，移鼎他人了！
因此，我在前面说过李世民的内在个性，具备了齐桓公（小白）所有的坏处，只是初唐时代的贞观政治，能够听信魏征等意见的作为，作风比较开明，实在大有值得后代当家治国做领导的老板们效法之处，我们民族的个性，是最喜欢崇拜个人英雄人物，尤其是比较豪迈爽朗的英雄人物，纵使他们有很多的缺失，也都能曲予宽恕，只看他的光明一面，撇开他的阴暗一面不谈。中国的民情如此，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也是情有独钟的多，因此在历史上，李世民就成为中国帝王中的旷代一人了。
至于晚唐时期末代李家子孙的皇帝们，外受藩镇（据地拥兵的军阀）的压力，内受“宦寺”（太监）的专权蒙蔽，已是由来已久的事实。这些历代在最高领导人皇帝身边的太监们，都是生殖器被阉割，不男不女心理变态的家伙，因为生理不正常的影响，头脑思维有时更加偏仄和细密。我们读历史上的记载，只要细想在唐武宗李炎时代一个太监头子仇士良的话，实在是古今中外，包围蒙蔽上司领导人的薪传口诀。讲到这里，好像骨鲠在喉，不得不一吐为快。我是希望一般做老板和那些做“长”的、“员”的所有人们，都应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好自为之”，“善自为之”。
唐武宗也算是一个“少有才，而末闻君子之大道”的皇帝，他做了皇帝以后，心里讨厌宦官们跋扈专权的坏处，想要设法疏远处置。仇士良正是当时宦官的首领，他很聪明，已经看出了苗头不对，就赶快首先提出辞职，告老还乡不干了。唐武宗也就马上照准。因此，在宫里一批大大小小的徒子徒孙太监们，都来为他送行，并且请示他怎样抓权“拍马屁”的锦囊妙计。仇士良便说；“天子不可令闲（你要设法，使做领导的皇帝，一天到晚没有空闲约时间）。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当然包括现代人为吃喝玩乐等等）。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优惧，则吾辈疏斥矣。”他传完了秘决，那些徒子徒孙的太监们，都明白了这种道理，所以历史上记载说：“其党拜谢而去。”你看，这有多么的深刻可怕啊！小心啊，小心！
现代和将文，当然不会再有阉割了的太监，但是具有太监类型心理变态的小智小慧、小忠小勤的习气，并非没有。除非真能读书明理，达到《大学》“明明德”的学养才好啊！而且时代不同，过去要包围生在深宫内院，长在妇人女子“宦寺”们手中的“太子”，生来就是要做职业皇帝的人，便要使他忙于玩乐，不可有太多闲暇的时间，懂得读书明理。现在民主时代的老板们，就完全不同，所以要使他们忙于应酬会客，日理万机，再也没有精力得以静思深虑。下面的人，就可推、拖、抗、扯，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搞他自己胡作非为的主意，然后多开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会议，就强加在这是民意民主的形式主义上，实在是与古人有同样可怕的歪风，所以《大学》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最为重要的了。

五代是第二次南北朝的开始
现在我们再看唐末五代六七十年间乱世文化的转变，这一阶段正当儒家文化和“四书”、“五经”文化连绵续绝的时期。然后便可再进入宋代，讨论“儒林”道学理学家们的天下。
古人有言：“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研究历史．每一朝、每一代的末期，引发政权帝室变革的情况，大体归纳来说，只用“民不聊生”四个子，便可代表了一切衰败的祸因。其实，所谓“民不聊生”的内在因素，以及时代社会演变的外界趋势，它的前因后果，太过复杂，包括有政治、经济、财政，尤其是赋税和基层社会吏治（干部）的败坏等等，因此而造成历史小说上的一句名言，就是“官逼民反”的结果了。人性是“重苟安而恶动乱”，大至国家社会，小到个人家庭，人人所最宝贵的，就是性命。如果可以“顺时安命”，人们是绝对不肯起而革命的。“革命”一词，是来自《易经》的鼎卦的象辞以及艾辞，所谓：“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耳革，失其义也。”社会人民，碰到了“木上有火”，火上加油的苦难时代，就不得不起而拼命了。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政治哲学的课，只是略一涉及有关的问题，提起注意而已。
李唐的时代，到了唐僖宗李儇，公元八八○年之间，已经进入“民不聊生”的时代，因此而有王仙芝、黄巢等的起义造反。黄巢曾经攻进长安，自称“齐帝”。可是一个经历两百多年皇室集团的政权，到底还是具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顽固力量，在它外围“拥兵自卫”的藩镇霸权，也绝不会让现成既得的利益，随便拱手让人的。所以黄巢的失败，也是事所必至，理所固然的结果。不过，由此而使李唐王权统治的结束，在历史上，展开“五代”的一幕，这是由唐朝皇帝的部下们展开序幕的。到了公元八九○年，正当末代唐昭宗李晔的时代，在五六十年之间，全国地方藩镇（军阀）据地称王的强霸势力，就有十三处之多。可是在历史上习惯性地称呼这个阶段的中国史，叫做“五代”。事实上，这都是古代读书人，自号为圣人孔夫子传人的思想，学习夫子著《春秋》尊王的精神，把“五代”五六十年间，能够在中原（长安洛阳一带）抢得李唐覆灭之后的王位的，才认为是“继统”的王朝，因此撇开当时全国各地的称王称帝的都不入格，只以在河洛称帝的为继统，所以就叫它为“五代”了。即使如欧阳修、朱熹他们，号称自己为公正严明的大文豪、大史笔者，也仍然难以去掉这种盲点。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和朱熹的《紫阳纲目》，何尝不是如此呢？
俗话说得好，“习惯成自然”，那么，我们就照这个自然的习惯，大约介绍一下“五代”王朝那些称帝称王的乱世英雄吧！
开始第一代的“后梁”太祖朱温，在唐僖宗的时代，赐名为“朱全忠”，他的本名叫“朱三”。他是跟黄巢起兵造反的人。黄巢兵败，他就见风转舵，投降唐朝，又改名字叫“朱晃”（字匡圣），结果谋杀唐昭宗，废了唐哀帝李柷，自称“梁帝”。在位六年，被儿了友珪所弑。男一个儿子友贞即位十年，史称后梁末帝。
接着，便是后唐李存勖，沙陀郡（新疆境内）人，史称为胡人。实际上，他的祖先早已是归化汉族的西北边区民族。他袭其父李克用的“晋王”爵位，号召为李唐复仇，灭了朱梁而自称皇帝，叫做“后唐庄宗”。开始很英雄，做了三年皇帝，又死在伶人（戏子）手里了事。清初的名诗人严遂成，有一首咏李克用的名诗，很少有人有此手笔：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指李存勖）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岗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李嗣源的向天祷祝
继他而起的后唐明宗李嗣源，真还不错，比较老实可敬。他是李克用的养子，也是西北边区归化汉族的代北人。因后唐的变乱，被大家所推举，立为皇帝，在位八年。在他登位的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契丹，也已经开始称王称帝了。李嗣源做皇帝，不太作怪。突出的有三件事，值得为他褒扬。
一、当他在位的第七年，命令国子监（等于国立大学），校正“九经”（诗、书、易、礼、春秋三传、论语、孟了），刻版印卖，时在公元九三二年。这是历史上在唐代以后，提倡儒家学术的第一次盛举。
二、他的儿子秦王（从荣）喜欢作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矝伐（经常聚集一些华而不实的浮夸子弟，如高辇等人，互相吟诗唱和，而又还自认为很高明，很了不起）。”李嗣源便对他说：“吾虽不知书，然喜闻儒生讲经义，开益人智思（我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喜欢听那些读书儒生讲五经的道理，实在可以开豁人的智慧和思想）。吾见庄宗（李存勖）好为诗，将家子，文非素习，徒取人窃笑。汝勿效也（以前我看庄宗喜欢作诗。其实，我们都是将门之后的子弟，诗文素来不是专长。会被别人背后偷偷的笑话，你切不可学样啊）！”他有此见解，的确高明可惜有些人偏要舞文弄墨，真不及李嗣源有自知之明。宋初在赵匡胤手里，灭了南唐，俘虏了李后主李煜，赵匡胤便说：“李煜如果把作诗词的心思用来治国，哪里会这样轻易被我俘虏呢！”
三、历史记载李嗣源在做皇帝的几年中，“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曰：某（我李嗣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因为乱世，被大家推举，不得已做了皇帝）。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过去历史学家相信因为他的诚心感应，所以宋太祖赵匡胤，就在这个时期，出生在“甲马营”中。是不是迷信，姑且不论。但是李嗣源的这种用心，就不能不说是他的“诚意、正心”之德了！不要说五代时期所有别的英雄帝王们，没有如他的真诚和谦让之情，恐怕千古以来，能够肯自向天祝告，说出此话的，还找不出第二人呢！每读历史到此，常为他真诚的为国为民之心所感动，必然低眉敬礼，这也实在是很感人的历史故事啊！有这种存心的人，还可对他有民族歧视之见吗？但从李存勖开始称帝的后唐，经李嗣源继位称“明宗”，先后只有十一年的时间。李嗣源死后，不到三年，后唐也就亡了。
跟着称帝的，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做为契丹傀儡皇帝的石敬瑭，号称后晋。他也就是割让燕云十六州地区奉献给契丹的儿皇帝。因此而开创了宋朝开国以来，黄河以北成为辽、金、元三朝的根据地，形成中国历史第二次“南北朝”的三百年局面。但石敬瑭的后晋，也只有十二年的时间，就转入他的部将刘知远的手中称帝，改国号为后汉，做了一年皇帝便死了。由他的儿子刘承佑即位称“隐帝”，也只多了三年就完了。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三代，都是沙陀人，只是氏族不同而已，所以在旧史上叫他们为“沙陀”三大族的“胡人”。
接着由后汉的部将郭威，篡位称帝，改国号为“后周”，做了三年的皇帝也死了。他没有儿子，就由他的养子，也便是他妻子（皇后）的内侄柴荣接位，称为“世宗”，精明果敢，颇有英气，在位六年，在出兵伐辽的途中死亡。当时由他三岁小儿宗训即位为“恭帝”，提升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相当于现在的陆军总司令），要他出兵征河东，刚刚出发到陈桥驿的一天晚上，就闹兵变，据说将士们把预先做好的皇帝穿的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然后就迫他做了宋朝开国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周家柴氏的孤儿寡妇，也就只好拱手让位。所以后世有爱管闲事的诗人，便作了一首诗说：
忆昔陈桥兵变时，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二百余年后，寡妇孤儿又被欺。
最后一句是说南宋亡国以后，末代的小皇帝恭帝赵晃和皇太后，也被元朝的大将伯颜所俘虏走了，世事的轮转回旋，犹如原版重翻，非常奇妙而可叹。不过，后周的郭威和柴荣两代，并非胡族，不必老是胡说，把“五代”都说是“胡人”在作乱。
根据历史记载，“五代”虽为“乱世”。但对宋朝开国以后重兴儒家学说的关系，极为重要。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后唐明宗李嗣源时代，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版印卖。时在公元九三二年。这个新疆老乡李嗣源，真有现代出版商的头脑，同时也替中国文化首先做了一件大好多。但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九五三年），也就是郭威称帝的末年，“九经”版才雕刻完成，先后历时二十一年。同时，在四川“后蜀”的孟昶，也同意四川刻版印“九经”。
史载：“初，唐明宗之世，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版印卖，至是版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是时，蜀毋昭裔（人名，蜀之仆射，等于辅相）亦出私财百万贯营学馆（办学校），且请刻版印几经，蜀主孟昶从之，由是蜀中文学亦盛。”可是我还记得读过一本历史的书，说五代时代的刻“九经”版，冯道也有鼓动之功，可惜临时想不起在哪本书上，又懒得去查。只是顺便一提，将来你们发现了再说吧！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如五代这样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你争王，我争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但无论是汉、胡等族，以及后来的辽、金、元，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的传统，大家都是一致的同心同德。这就足以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特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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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守文弱主的由来

　　南北宋三百年来的赵家天下，先由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开始，根本就没有想一统中华，所以玉斧一挥，割掉中国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就让它自己成长，形成后来的辽、金、元朝。对于南方云南的大理，也无力统一。他只想暂时安定，努力俭省节用，收集财货，用金钱攻势，买回北方的一统。五代七八十年的战乱，人民社会困苦不堪。但经他的提倡俭约，宋初不到十五六年之间，洛阳近郊的民间，先行富有，甚至挂帘子用的装饰，就有银钩亮相了。他平常对人说：“我以四海之富，宫殿饰以金银，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尤其到了他的兄弟赵光义即位做了宋太宗皇帝，喜欢读书学问，并民继承他哥哥赵医胤的政策，避免军人的将领干政，更加重文轻武，起用文人来管地方军政，授以大权。从此便养成以后三百年来的赵家子孙皇帝，都会遵守一个原则，所谓“守文弱主”而已。
但话说回来，在中国的历史上，赵宋三百年的天下，“齐家、治国”比较特殊的规范，约有三点，稍作补充。
第一，赵匡胤兄弟，虽自军人的子弟出身，但生性也比较孝顺，尊重母教，比起历史上的帝王宫廷来说，几乎就没有皇后或皇太后把持朝政，造成一般人所说女人为祸水的“女祸”故事。宋太祖、太宗兄弟等，都是由他们的母亲杜太后母教长成的子弟。杜太后算是一位贤母的典型，所以在北宋之世，就先后有过几位贤母型的太后，可为典范。从“齐家、治国”的原则来讲，宋代应可及格。当然首先还应归功于杜太后的母教而来。
第二，赵家兄弟，自小就出生在军眷的家庭环境中，赵匡胤出生在甲马营中。他们兄弟，都是将门之后，长大以后，也照例是做职业军人，并且追随周世宗南征北战，因军功而升迁到殿前都点检的位置，得来并非偶然。所以在他们的本身经历上，是极其知道战争的祸害和悲惨，同时也知道战争会为人民带来太多的痛苦。因此，厌武重文的心理，也比较强烈。世界上有很多文人，最喜欢谈兵，他们实在没有当过军人打过仗，往往会把战场当作考试场一样的紧张好玩。赵匡胤是从战争中勇于作战而成名的，他当然了解战斗是并非好玩的事。所以他在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就要考虑是否必要以武力统一天下，或是另谋其他的方略。他所以毅然断然在“舆图”上，手把“玉斧一挥”，暂且割开“燕云十六州”和云南一带的“大理”而不顾，固然不是勇者的所为，但也情有可原。而且他认为当时北鄙的契丹等胡人，进攻中原，其志只在财货的掠夺，人如只要富贵，就可用金钱攻势，买回失地。这就是赵家三百年来由太祖内定战略失策的致命伤。
第二，继赵匡胤做皇帝的宋太宗赵光义，也如他哥哥一样，跟着在军旅生活中长大，但他比哥哥还爱好读书与学问，所以历史上记载：他在“兵间二十年，手不释卷”。出兵打仗，后勤还有十几匹马，是驮着书本从征的。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有两句最有名的成语，都是由他说出来的。“开卷有益”，这是他赞叹读书有好处的一句名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也是他视学识为最重要的名言。还有—句，是和春秋时期卫国大夫蘧伯玉相同的话，“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这也是他做了皇帝以后，更加知道实践的经验，和修养知识相结合的重要，而且是心有所感的叹息。

杜太后“母仪可风”
有关赵匡胤的家教和母教的事，结合正史和宋人其他史料笔记来说，还有这样一些故事。当赵匡胤已经知道大家都已计划好了要临时兵变，“黄袍加身”，拥护他做皇帝，但不免也有“既喜巳惧”的心理，成功与失败，两者都不是儿戏的事。他就悄悄回到家里，想告诉母亲一声，好向母亲请教。一进门，他的母亲和他所最敬重的姊姊，正在厨房里做饭。他就正好对母亲和姊姊讲了这件事。他母亲听了还没有说话，他的姊姊就大声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要做什么大事，就要自己心里有决断，还跑到厨房里问我们做什么！一边说，一边就把手里拿的擀面棒举得高高的，把他用力地推出去。赵匡胤听了姊姊的责骂，心中踏实了，立即转身，回部队去了。到了晚上，就闹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所以他终身对这个姊姊，敬畏有加，不敢怠慢。
而在正史上怎样说呢？
宋主尊其母杜氏为太后。后，定州（河北省定州县）安喜人，治家严而有法。陈桥之变，后闻之曰：“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又尊为皇太后，宋主拜于殿上。群臣称贺。后愀然不乐，左右进曰：“臣闻母以子贵，今子为天子，胡为不乐？”后曰：“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老百姓）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失其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宋主再拜曰；“谨受教。”
这一段话，历史学家也并没有过誉其辞，同时，也是说明赵匡胤的成功，的确是得力于母教。赵宋开国的老祖母，真是“母仪可风”啊！
杜太后被尊为皇太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她在临危的时候，皇帝赵匡胤随时侍候在她的身边，她就叫赵匡胤召最亲信的辅相赵普进来，并且问赵匡胤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得天下、当上皇帝的道理吗？赵匡胤说，那都是靠祖先的阴功积德，和母亲您的教诲啊！太后说，不对。是因为柴家（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所以你占了便宜又卖乖了。假使后周有年纪老成的后代做皇帝，你哪里有这样容易。所以我要吩咐你，假如你死后，应该传位给弟弟光义做皇帝。光义过后，应该传位你的三弟光美。光美过后，再传位给你（赵匡胤）的儿子德昭。你要知道国家天下之大，能够有一个比较老成的人来即位做皇帝，那就是社稷之福了！赵匡胤听了，哭着说：“敢不如教。”儿子不敢不听妈妈您的盼咐。这时。太后又对赵普说，你是一起听到我的吩咐，同时做好记录，将来不可以违背了我的主意。赵普听了作好记录，并且在末后一行签了字“臣普记。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

“烛影斧声”的疑案
赵匡胤开国称宋，只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在曹彬灭了南唐李后主的第二年就死了。他的死，也是宋朝开国之初一件重大的疑案，所谓“烛影斧声”，便是说他在临死之前，和弟弟光义，为了传位的事，是有所争执的。也有人怀疑赵匡胤在临死时，是被弟弟光义逼死或气死的。如云：
太祖不豫（快要死了，很难过），夜召晋王光义，嘱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太祖引柱斧戮地，大声谓王曰：“好为之。”已而帝崩。
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做了二十二年皇帝，并没有遵照他母亲杜太后的遗嘱，把帝位传给兄弟，再传侄子，而且早已把兄弟光美和侄子德昭，因犯错误而处置了，最后还是传位给他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赵恒（宋真宗）。据说，他不遵守杜太后的遗嘱，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也是经过和赵普商量而决定的。赵普告诉他，太祖赵匡胤听信皇太后的吩咐，已经做错了，你可不要再错。因此就传皇帝之位给自己本支的子孙，直到徽宗、钦宗，被金人所俘虏，康王南渡浙江为南宋高宗以后，因为没有儿子，才找出赵匡胤一支后代七世的孙子赵眘（读“慎”）过房做他的儿子而继承大统，后来因他对高宗比亲生的儿子还要孝顺，所以历史上的谥号，便称他为“孝宗”了。
我们为什么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说明宋初开国这一段的历史内幕呢？因为两宋的政治中心，在表面上，是尊重儒家的孔孟之教的学术思想为中心。儒学重“圣人以孝弟治天下”。从“齐家、治国”之道立论，对于兄弟的友爱情谊，自宋太宗开始，已违背他母亲的教诲和本身的初衷，而且犯了儒家“伦常乖舛”的大忌。宋人笔记史料，还记载赵普在临死的时候，因有负杜太后的嘱咐，白日见鬼，吓得请僧道来做佛事以求忏侮，并且亲自写悔过书烧化，向杜太后祈求饶恕。不过，这是过于迷信鬼神之说，所以正史便不采录。到了清初，名儒查慎行（初白）有一首诗，专指宋初开国的这一桩公案，最为精彩。
梁宋遗墟指汴京（开封府），纷纷禅代事何轻（由五代后周等变宋的禅让）。
也知光义难为弟（故事如前面所讲的便是），不及朱三尚有兄（后梁太祖全忠与宗戚饮酒酣醉，其兄全昱视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
将帅权倾皆易姓（针对赵匡胤的事，言将帅权倾人主者，皆欲篡位也），英雄时至忽成名。
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

宋真宗神道设教的愚民政策
宋太宗即位做了二十二年的皇帝，传位给真宗赵恒，赵宋自开国到此，还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但在黄河以北的契丹，国势兵力，坐以强大，便在真宗即位的第七年出兵南犯，同时又派人来谈和，宋朝也派曹利用代表和谈。但契丹攻势，由河北的德清，直逼冀州（真定），到达澶州（大名府开州），军书告急，一夕五至。
当时的宰相“平章事”寇准，对于边防告急的公文，一概不理，“饮笑自如”。真宗知道，吓坏了。追问寇准，他便说，“欲了此事，不过五日耳”，但陛下你一定要亲自到澶州的前方去一趟。真宗听了很为难，其实是真不敢去，就想回宫去了。寇准拦住他说，你一回宫，我就见不到你了，“大事去矣”。另一位宰相毕士安便极力劝真宗要采用寇准的建议。因此真宗只好召开御前会议，商量御驾亲征的事。有些大臣们听到了契丹入寇，吓死了，王钦若建议迁都南京，也有建议迁都成都的。真宗便再问寇准的意见，寇准假装不知道是哪个人的提议，便说：“谁为陛下画此策，罪可斩也。”他就详细为真宗讲明战略上的胜算，因此真宗才决定了御驾亲征。但他到了澶州以后，还是胆小不敢过河，寇准再三鼓励，而且说：“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跟在真宗旁边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极力赞成寇准的战略，就命令御林军的卫士们，快推皇帝所坐的銮驾过河。前方的战士们，看到了皇帝果然亲到前方，便士气百倍，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对方的敌人契丹也被吓住了，赶紧用数千骑兵来进攻，但被宋军打败。
真宗回到行宫，悄悄派人去看寇准在做什么。回报便说，寇准正和皇帝的秘书长杨亿在喝酒打脾，说笑唱歌呢！真宗听了便说：“寇准如是，吾复何忧。”但是到了最后关头，这位赵宋的皇帝真宗，还是决定和谈，几次往返，仍然由曹利用做代表。甚至愿意每年出百万两银子给契丹，互称兄弟同盟。同时有人在造谣挑拨“寇准幸兵以自取重”。因此，寇准对这样一个老板，实在也无能为力。但他特别吩咐曹利用，“虽有敕旨，汝所许过三十万，吾斩汝矣”。议和到了最后的定案，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宋朝为兄，契丹才引兵北去。这便是两宋两百余年来，由宋真宗开始，对辽、金、元等，都自低首自卑，只用金钱外交的弱国政策。但宋真宗却又自作掩饰地说：“数十年后，当有捍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其实，他是真的吓破了胆。加上寇准的政敌王钦若的谗言，只是轻轻说他一句，“寇准好赌”。澶州之役，他是拿你皇上的生命做赌注。从此寇准富国强兵的统一思想，就永无出路，而且也被免了宰相的职权，下放做地方官去了！
可是，宋初全国人心，仍然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做到华夏一体的统一局面。那又怎么来对付这种政治趋势呢？因此便由王钦若出个鬼主意，假造“天书”，造成真宗皇帝领导全国军民都信奉道教，“敬事上天”，只要太平安定，就不要随便谈兵，轻举妄动。因此宋朝代代相传这个统治秘诀，用了一百多年，到了宋徽宗赵佶“道君皇帝”手上，就和他的儿子钦宗赵桓，一起当了金人的俘虏，受苦受难，老死在东北的“五国城”了。
可是宋真宗想用宗教信仰的“愚民政策”，淡化一统中国江山的全民思想，也并不如此简单。首先需要得到政府人民所依赖的宰相王旦的意愿。因为宋朝的制度，比较历代帝王最尊重相权，而且对朝廷中的文臣，也特别尊重。宰相是文臣的领袖，也是全国民意的象征，所以他必须先要使王旦默认这个不可公开的政策才行。但王旦对于这个措施，始终不肯表态。宋真宗没有办法，只好向王旦府上，多送名贵重礼。这是历史上皇帝向宰相行贿的第一次举动。王旦心里有数，天下是赵家的，政府是赵家的朝廷，皇帝已经低声下气，要求宰相同意他的办法，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他就把皇帝送来的礼物封存起来。“归家或不去冠带（上朝回来，有时连礼服都不脱掉），入静室独坐。”他是在打坐参禅呢？或是无言的抗议呢？他平常就是“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因此谁也无法窥测他的心境了。
可是到王旦临死的时候，便遗命家人，不许用官服来埋葬他，只准用和尚的身份收殓。史载：“旦遗令削发披缁以敛。盖悔其不谏天书之失也。诸子欲奉遗命，杨亿以为不可，乃止。”他是忏悔呢？或是遗恨呢？就不得而知了。同时也记载他对于当时用道教做愚民政策的事，也早有后悔，再想极力反对，又觉得“业已同之（已经表示同意了）。欲去（辞而不干了），则上遇之厚（但皇帝对他太尊重，太好了，不忍心舍他而去）。”虽然有当时担任宋真宗皇帝的枢密副使（中央政府副秘书长）马知节，也曾经对宋真宗说过：“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仅他自己到底没有恳切地表示这个意见．所以临死还不心安。
宋真宋也曾经在他病危的时候问过他，假如你过世了，谁做宰相最好，他就毫不迟疑地说寇准最好，除此以外，“臣所不知也”。读《宋史》，必须先要了解宋初真宗的这一段事实的大关键处，就可知道两宋三百年来的赵家天下，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第二个“南北朝”的由来了。清人王仲瞿有题《汉武帝茂陵》的诗中说：
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
王仲瞿这四句话，虽然言重一点，过于偏激，但对于治国当家者，实在是值得警惕的名言啊！孔子答子贡问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非是必要发动战争才能解决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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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文运和宋儒理学

　　我们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学在历史上的衍变，以及宋初文运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学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时间介绍赵宋开国的重文轻武政策，恰为宋儒理学成长的助缘。由此而使《大学》、《中庸》在儒学“十三经”中的突出，和《论语》、《孟子》共称为“四书”的经学，主导中国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试取士、读书做官的政策，千年以来，牢笼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陷于功名泥淖之中，难得自拔。但不要因为我的这一说法，便误解了儒家“四书”害了中国文明，或耽误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实，儒家的“四书”，并没有妨碍了中国，只是南宋以后的有些学者，过于迂曲误解了“四书”，反而妨害了传统儒学对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